千百年來，牦牛夷、巴、蜀民都到筰都沈村從事商貿活動。沈村的繁華引來康定明正土司及大壩土司雍中達結的嫉妒。萬歷四十二年十一月，明正土司、大壩土司對沈村居民發動搶劫，沈村居民遭受了一次大浩劫。
■董祖信
沈村的空前浩劫
在古代,沈村為川邊交通樞紐,地處蜀西古道。東通蜀郡成都；西由宜牧古渡過大渡河達木雅貢嘎,直至拉薩和南亞；南沿下河道(即康寧古道)至越西、邛都(西昌)；北逾佛耳巖到冷磧,沿大渡河北上到巖州(嵐安)、丹巴等地,且為茶馬互市中心。著名藏學家任乃強先生有言：“余考武侯南征，實循相如（司馬相如）舊路，由雅州（當時漢嘉郡）出嚴道（今滎經縣），循小河逾蒲麥地或山王崗至沈村，順大渡河而南至安順場，又溯洗馬姑河逾菩薩崗至冕寧，順安寧河渡金沙江……”（任乃強《瀘定導游》）且這樣描寫沈村的繁盛和富裕：“約同、光以前，龍巴鋪尚未設市，川康往來皆經沈村。自沈村而東過石橋，穿稻田而直上佛耳崖至冷磧，乃為通衢。于時沈村有市集，繁盛與冷磧相當，再上溯至乾、嘉之世，則沈村繁盛更在冷磧之上，故乾、嘉《清溪縣志》言瀘定地名，屢曰沈村而不提及冷磧也。”（任乃強《瀘定導游》）沈村的這一切，讓地處偏遠大壩的雍中達結（后來的冷磧土司）及打箭爐明正土司等，羨慕不已。沈邊土司乃元代成吉思汗的后裔，為躲避元末農民起義軍的追殺，隱姓埋名，混跡漢族，到沈村為土司后，亦未恢復其族別，力量相對薄弱。康東土司中，明正宣慰司、咱里土戶、大壩雍中達結、魚通及木坪土司均系藏族，且為姻親關系，往來頻繁，關系密切。
“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僰童、牦牛，以此巴蜀殷富。”（《史記·西南夷列傳》）千百年來，牦牛夷、巴、蜀民都到筰都沈村從事商貿活動，習以為常。康東居于主導地位的明正土司，在大壩土司雍中達結的慫恿下，展開了商貿中心的爭奪戰。曾多次對沈村進行襲擾，但仍無法動搖沈村作為商貿中心的地位。每襲擾一次，沈邊土司，冷、沈耆宿，一十三枝（各地商賈）等，又“共舉封河（停開古渡船只）舊例”，禁止邊茶西運。致使打箭爐及周邊茶、鹽供不應求，出現恐慌。后來董布、篤腳穵篤等，又商量不準藏商到沈村、冷磧買茶。《萬歷合約》載：“切緣西域易茶，始自唐時。蠻客惟知冷、沈投落買茶，歷年無異。近遭大壩雍中達結，結連董布、篤腳穵篤、作者納蠻八枝等，計將蠻家阻爐（打箭爐）不容出買，把持夷漢，壟斷鯨呑。以致茶商折本，國課無余……”結果沈村、冷磧的邊茶，僅是銷量減少，并沒有霉爛損失；而打箭爐茶葉供應大大減少，“茶商賒本，國課無余（國家稅收減少）”，市場更加蕭條冷落。
明正土司一計不成，又生一計，均收效甚微，最后才下定決心，孤注一擲。由董布于萬歷四十二年十一月內，“統通（通，范圍副詞，指整個、全部。）爐鐵甲（藏兵）數千生番，沿途劫搶，沈堡頃刻成灰，家財盡劫。致坑土民（土司管轄下的老百姓），連年不得衣食，無不欲食其肉者。”（《萬歷合約》）由于沈邊土司轄地寬，兵力分散，無法抵擋。沈村土司、頭人及商賈、百姓，見寨子包上濃煙升起，藏兵蜂擁而至，只好扶老攜幼，紛紛逃往海子山。藏兵雖人多勢眾，因山路陡而崎嶇，也不追趕。把金銀細軟及茶葉等盡行劫搶后，將沈村古堡付之一炬，方才離去。逃亡的人們在高高的海子山上，眼睜睜看見自己的家園燃起熊熊烈火。個個呼天叫地，痛不欲生。他們一直看到藏兵得意忘形地滿載而歸后，才迅速沖下山來，沈村成了一片火海。土司衙署、副爺官邸、頭人豪宅、藥鋪、商家、官店、茶店、董館、白馬祠、陽司廟、寧遠寺、三官樓及大街小巷、古老民居，全部化為灰燼。只有八角樓因距街道甚遠，孤立于沈村古堡的西北面，見證了這場空前浩劫。在封建社會，除了親戚朋友和一些好心人周濟外，官府是不關心老百姓死活的。從此，沈村百姓陷入一貧如洗的窮困境地。他們說：“上衙門、下衙門，一火燒得光楞楞；吃不窮，穿不窮，水打（沖）火燒一世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