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祖信
位于甘孜州東大門的瀘定，空氣純凈，氣候良好，土地肥沃，物產(chǎn)豐饒，是造物主留給居住在這里的十多個民族的風水寶地和天然氧吧。
遠古夷漢一家親
《史記.五帝本記》載：“黃帝有二子，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索隱》云：“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之國也。”《五帝記》又云：“昌意娶蜀山氏女昌仆，生高陽，是為帝顓頊。”江水，為岷江上游的一段；若水，則是今之雅礱江。黃帝之子昌意能夠分封到若水部族為“諸侯”，生于若水的高陽能入主中原為顓頊帝，除了炎、黃兩大部族融合后，實力強大、影響深遠外，“都說明黃帝族與若水部族有某種血親關系，或同族關系。而黃帝族與古羌族有很深的淵源已為學術界公認。那么，若水部族亦應與古羌有較深的淵源”（任新建《論康區(qū)民族史中的幾個問題》）。商朝末年，西夷羌、牦率兵會師牧野，助周武王伐紂（《尚書.牧誓》）。秦昭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85年)，首任蜀守張若取（攻取）筰（今瀘定沈村）（《華陽國志》）。漢代“邛（今西昌）、筰（瀘定沈村）之君長……多愿為內(nèi)臣妾，請吏。”歸附漢朝。元鼎六年，置沈黎郡，郡治筰都（今瀘定沈村）。到了唐朝，吐蕃贊普請婚，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入藏和親。以后，雅茶輸邊，改善了藏族同胞的飲食結構，增進了身體健康，增強了民族團結。縱觀歷史，西南邊地和中原王朝關系密切，往來不斷。以黃河、長江流域為搖籃的華夏民族“在滄海桑田的變遷中，從點到線，從線到面，像滾雪球一樣，融合了眾多民族。”當然也就包括了瀘定縣這個多元文化走廊上的一十三個民族。
西出爐關，牧歌嘹亮，是游牧文明；東穿隧道，糧果飄香，屬農(nóng)耕文明，瀘定地處二者之間。西川古道，即唐代以來的“茶馬古道”，把偉大祖國的西南邊陲和內(nèi)地始終緊緊地連在一起。“搬不完的漢源街，填不滿的打箭爐。”體現(xiàn)了兩個文明、兩種經(jīng)濟的互補性，更體現(xiàn)了長期以來各兄弟民族親密團結、互通有無、互利互惠、相互支援的深情厚誼。漢源運往康巴藏區(qū)的物資除輸邊雅茶外，有大米、掛面、清油、豬肉、燒酒、黃煙、蔬菜、水果及生活用品等。以雅安地區(qū)滎經(jīng)縣為例，乾隆年間《滎經(jīng)縣志.茶法》載：“滎經(jīng)額行邊引二萬三千三百一十四張。每引一張，配茶五包，每包茶重老秤二十斤，運打箭爐。”這僅是輸邊雅茶的一部分。這些茶包全靠人力，從出發(fā)地經(jīng)崇山峻嶺間的崎嶇古道長途跋涉運抵打箭爐。2011年，筆者在雅安參加“茶馬古道研討會”，曾作《茶馬古道》詩一組，今錄《茶馬古道·川藏線》如下：
茶馬古道逾千年，雅茶輸邊易馬還。
固疆守土充國庫，西夷貢賦入中原。
相嶺西去秋霜冷，雅加積雪朔氣寒。
背夫年年背茶苦，拐杵聲聲行路難。
數(shù)萬茶包堆山厚，全憑人力運送完。
幾千年的歷史把我國各個民族緊緊地連在了一起，形成了榮辱與共，休戚相關，誰也離不開誰的“多元一體”的親密關系。
四面八方 移居瀘定
瀘定北面的羌人，其祖先原居我國西北甘青高原的河湟流域，從事牧羊的游牧民族。氐羌原為一個民族，后因遷徙地不同而分化。《詩經(jīng).商頌》：“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可知其為古老的民族，也可看出氐羌人和商王朝的關系。戰(zhàn)國時期，秦國政治、軍事力量不斷向西擴展。為躲避戰(zhàn)亂，一部分羌人不得不遠離故土向西部和南部遷徙。“他們沿著青藏高原東部和川西高原的河谷地帶遷移到今甘南、川北、川西以及云貴高原，即秦漢時期被稱之為西南夷的地區(qū)”（《巴蜀移民史》）。童恩正先生指出：“川康之間的橫斷山脈，歷來為南北民族過往的通道，秦漢之間有若干部族自北南下。”今甘孜州的丹巴、康定、瀘定隨處可見氐羌人的“邛籠”——碉樓。羌人來到瀘定定居，和當?shù)氐臐h、藏、彝、蒙、回等各族人民和睦相處，交流融合，共建自己美好的家園。過去瀘定的嵐安、五里溝、擦道等地都有古碉。瀘定的羌族以白石為神，羊為圖騰，衣著、語言、風俗習慣都還保留有古羌人的特色，但都不十分明顯了，得以傳承下來的還有舞蹈和刺繡和一些歌謠。
瀘定大渡河兩岸的一些地名，像龍巴、阿龍、魁巫、咱威、寨子溝、喇嘛山、塔子壩等，及很多地方抬田改土挖出的“察察”，都說明藏族在瀘定居住的悠久歷史。瀘定境內(nèi)除沈邊余土司系蒙古人外，冷邊周土司、咱里古土司，都是藏族。清代以后，由于氣侯變暖和很多地方開荒種地，抬田改土，不利于畜牧業(yè)的發(fā)展，以畜牧為業(yè)的瀘定藏族便大多遷到雅加埂以西的其它地方去了。
1913-1916年，在冕寧、越西一帶爆發(fā)的彝族奴隸“拉庫起義”失敗，有的白彝奴隸由大渡河東岸的挖角翻扁籮崗逃亡到沈邊余土司轄區(qū)內(nèi)的雨灑坪、野豬凼、椒子坪；有的又經(jīng)猛虎崗逃到余土司轄區(qū)內(nèi)的灣東、磨西、喇嘛寺等地。余土司曾于明萬歷十一年，奉朝廷之命出兵建昌（涼山），凱旋而歸，在涼山彝族中有較高威望（《余氏家史》）。所以逃亡的彝族，只要進入他的轄區(qū)內(nèi)，黑彝就不敢進來追捕。余土司對白彝的遭遇和處境感同身受，對他們采取了保護政策，所以瀘定境內(nèi)的彝族至今大都居住在得妥、加郡、磨西、新興——昔日余土司的轄區(qū)內(nèi)，冷磧、杵坭、瀘橋、田壩、烹壩、嵐安四鄉(xiāng)兩鎮(zhèn)就一戶都沒有。
“拉庫起義”雖然失敗，彝族同胞總結出一條真理——團結就是力量。他們來到瀘定，擺脫了黑彝的剝削和壓廹，同其它民族和睦相處，團結互助，本民族內(nèi)部也十分團結。瀘定彝族能吃苦耐勞，大都住在中、高山地區(qū)，過著狩獵、畜牧、農(nóng)耕兼營的生活。
多元一體 和而不同
瀘定的十多個民族，來自祖國的四面八方。少數(shù)民族來自西南、西北，即《史記》中所說的“西南夷”；漢族則來自中原華夏部族的炎黃子孫。董姓和楊姓，就來自山西、陜西；李姓來自山西、河南；梁姓源自陜西；沈村余姓來自江西，……各個民族來到瀘定縣，選擇適合自己的定居點，數(shù)年間建起竹林茅舍或綠樹紅樓，按自己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生活下來。他們熱愛自己的家，熱愛自己家鄉(xiāng)的山山水水，熱愛自己家鄉(xiāng)不同民族的父老鄉(xiāng)親。在這個民族大家庭中彼此來往，互通有無，團結互助，交流融合，尊重彼此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和文化。藏漢、彝漢、回漢、蒙漢、藏彝等，先后互通婚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各具個性特色的“多元一體”格局。筆者是漢族，有藏族、彝族、蒙古族同學、同事和朋友，還有回族親戚。到藏族朋友家，我們吃糌巴，喝酥油茶；到彝族朋友家；就喝竿竿酒，吃砣砣肉；回族親戚到家來，就不用豬肉招待他們，和蒙古族親戚、朋友在一起，就沒有什么忌諱了，喜歡吃甚么，就做甚么。現(xiàn)在瀘定的一些漢族，到了冬天也和藏族一樣，喜歡喝酥油茶了。
一天，筆者和一位鄉(xiāng)城退休的藏族朋友、石棉來瀘定的彝族同胞，坐在一起聊天，彼此很高興，都說的漢話。期間彝族和彝族說彝話；藏族和藏族說藏話，筆者就一點都聽不懂了。筆者說：“今天，我們坐在一起，就是三個民族的大團結。你們都比我行，會兩個民族的語言，我就只會講漢話。”后來筆者想，漢話就是“多元一體”的特點和象征。因為“多元”的五十六個民族，大都會說漢話，漢語成了中華民族的通用語言；“一體”，就是在共產(chǎn)黨領導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五十六個不同民族，同屬于“中華民族”這個整體。
儒家老祖宗——孔子在《論語·子路》篇中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康巴這塊土地上，反映過去和現(xiàn)在各民族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fā)展，生產(chǎn)生活的文化，統(tǒng)稱“康巴文化”。其特點是：和，和就是包容、團結，同屬“康巴文化”一體；不同民族又各具其民族特色（不同），彼此尊重差異。如：藏族的“茶文化”、羌族的碉（“邛籠”建筑）文化、彝族的酒文化、漢族的飲食文化等等，構成了豐富多彩的康巴文化。
“康巴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局部和整體的關系。文化、教育在“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過去，筆者聽抗戰(zhàn)老兵講，他們看演出、聽演唱《義勇軍進行曲》、《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等歌曲時，總是群情激憤、熱血沸騰，充滿了對日本鬼子的仇恨。這些歌聲在抗戰(zhàn)中曾經(jīng)鼓舞著無數(shù)將士，為了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為了保衛(wèi)偉大的祖國，血戰(zhàn)疆場、奮勇殺敵。小時，《語文》書中有一篇《盧溝橋》的課文：
盧溝橋，盧溝橋，
百余丈長萬長高。
橋東二里宛平縣，
豐臺離此十里遙。
七月七日正半夜，
日軍進攻盧溝橋。
十九路軍逞英豪，
個個摩拳搽大刀。
敵軍頭腳我砍斷，
橋下河水血滔滔。
筆者幼小的心靈里對十九路軍為祖國、為民族的存亡奮勇殺敵無比敬佩；對用鋒利的大刀砍斷鬼子頭、腳，感到十分痛快，所以至今還記得。鬼子進村，刀槍不分民族；抗日戰(zhàn)爭，中華民族犧牲了多少優(yōu)秀兒女，付出了多么慘重的代價。小小的例子說明文化和教育的作用，也說明歷史早已將我們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五十六個民族凝結為一個生死與共的命運共同體——中華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