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7年07月28日
紅軍在甘孜與藏族群眾開展聯歡活動。 馬建華 攝
■王佐
紅四方面軍在雅州戰役受挫期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林育英（張浩）回到了陜北，帶回了共產國際關于建立反法西斯聯合戰線的決議精神，為中共中央制定抗日反蔣民族統一戰線新策略提供了依據。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陜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即著名的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決議”，決議指出“目前政治形勢已經起了一個基本上的變化”，提出在當前形勢下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
瓦窯堡會議后，紅四方面軍逐漸將民族工作置于瓦窯堡會議《決議》的指導之下，提出：“一切為自己民族獨立、自由、平等，堅決反對賣國官員、軍閥國民黨統治及堅決反日、 反英、反帝國主義的分子，不論階級、不論部落、不論土司頭人、活佛、喇嘛……都可以聯合奮斗”。在具體政策上也作了相應的改變，如“一切革命的小頭人、小喇嘛 以選舉權及被選舉權，革命的大頭人、大喇嘛以被選舉權” ；“改變對大頭人及大喇嘛的策略，在革命區內的大頭人、大喇嘛的財產不沒收，并允許他們與百姓平等分土地，以聯合他們”等等。
在建立廣泛抗日統一戰線方針的指引下，紅軍進入甘孜藏區后，總結了過去的經驗教訓，把解決民族之間的矛盾作為主要任務，其特點是將民族工作與統戰工作納入了同一工作范疇，基本放棄了在民族內部開展階級斗爭和土地革命政策，規定凡“贊助波巴獨立和遵守政府一切法令的土司，土地不沒收”?！袄锼碌膹R地不沒收，可以出租給波巴人民耕種”。對屬于民族上層而紅軍又急需的物資，也由過去的征收改為借貸和收購。
在此基礎上，紅軍廣泛的開展了民族統戰，尤其是對民族上層的統戰工作：壽靈寺管家益西多吉寫信給甘孜、新龍及爐霍的其他寺廟，宣傳紅軍民族平等，保護宗教等政策，為紅軍以后順利進軍甘孜、新龍做出了貢獻；紅軍與德格土司的《互不侵犯協定》，為紅四方面軍在康北休整及以后紅二、六軍團順利通過德格土司轄區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格達活佛積極支援紅軍，動員群眾賣糧給紅軍，親自到亞龍寺、更龍寺，說服兩個寺廟出錢出糧支援紅軍，成為紅軍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忠誠朋友；紅軍與甘孜寺、白利寺簽訂《互助條約》，其實質上是甘孜縣政教勢力與紅軍達成的政治協議，標志著康北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紅二、六軍團在長征進入甘孜藏區后，也十分注意做民族上層的統戰工作，幾乎每到一地，紅軍領導都親自出面做統戰工作。賀龍、任弼時、關向應等領導先后親赴中甸歸化寺、得榮龍絨寺、巴塘仁波寺、白玉的白玉寺、呷拖寺拜訪宗教上層人士，宣傳政策，贈送禮品。六軍團的肖克和王震，也先后拜訪了鄉城的桑批寺，并贈送了錦幛和禮物，取得了這些寺廟與紅軍的合作和支持。
1936年5月，在紅軍的幫助下，甘孜藏區人民建立了歷史上第一個具有愛國統一戰線性質的政權——各級波巴政府，許多擁護紅軍和贊成民族解放的民族上層人士都積極參加波巴政府的工作。
從以上紅軍的政策和實踐可以看出，紅軍進入甘孜藏區后，根據黨的統一戰線新策略，結合民族地區的實際，把解決民族之間的矛盾作為工作的重點，并以此為基礎，大力開展廣泛的民族工作，建立了包括大土司、大頭人和大喇嘛在內的統一戰線，從而為紅軍在甘孜藏區休整、補充和會師北上創造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民族工作、宗教工作所起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波巴政府的成立，是黨早期民族自治主張的探索和實踐，是紅軍長征在甘孜藏區貫徹黨中央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勝利成果。各級波巴政府在其存續期間，較好地貫徹執行了黨的民族平等團結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藏族人民實現了當家作主的愿望。但是，由于黨早期民族政策受到蘇聯影響，沒有深入聯系中國少數民族實際，波巴政府僅僅是對 “聯邦制”這種被蘇聯歷史實踐證明錯誤的不成熟體制的機械實踐，絕不能把“聯邦制”這種國家體制問題與民族宗教政策這類國家政策、措施簡單予以混淆。有史以來，中國就是一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各族人民長期以來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形成了緊密的聯系，在統一國家內共同發展和繁榮，“聯邦制”甚至建立獨立國家的主張違反中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波巴人民共和國政綱沒有強調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統一國家，甘孜藏區是中國領土不可侵害的一部分，有其重大歷史失誤和歷史局限性。中國共產黨結合中國國情，探索制定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有利于國家利益和各少數民族具體利益的統一，表現出極大的優越性。我們必須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反對任何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的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