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氏土司老宅
茶馬古道
余氏土司后人鐵木榮
余氏家譜
董祖信在宜牧古道邊給孫子講解歷史
茶馬古道上背夫的工具
茶馬古道上背夫留下的拐杵窩
漢磚
編者按： 康巴是一片歷史悠久而仍神秘的土地。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活著白狼部落、牦牛部落等獨特的部落。他們的故事流傳于民間。因考古技術、考古知識、考古裝備等的限制，康巴大地上的太多秘密至今仍深埋于地下。歷史是存在之家。現(xiàn)今，我州涌現(xiàn)了一批有志于揭開康巴歷史的民間學者。他們用一己之力，從一個視點，窺視康巴歷史的一角。通過他們的努力，終究可以以人文的視角描繪出康巴的全貌。為此，本刊特開辟了“探尋康巴歷史·弘揚康巴文化”專題策劃，為通向康巴的過往打開一扇門。
在瀘定沈村地區(qū)發(fā)現(xiàn)和出土的眾多文物中，像戰(zhàn)國巴蜀栁葉形虎紋銅劍、西漢五銖錢、漢墓、漢磚、漢瓦以及農業(yè)學大寨時期抬田改土挖岀的戰(zhàn)國、秦、漢時期的青銅器、古戈矛、箭矢等是十分珍貴的，因為它們是筰都夷地區(qū)遠古歷史的見證。近年發(fā)現(xiàn)于沈村的余氏《家史》和《萬歷合約》，雖歷史和年代不如上述文物那么久遠，但更具文獻參考價值，它詳盡記載了這一歷史時期所發(fā)生的重大事件，像一把神奇的鑰匙，解開了沈村地區(qū)從明代洪武二年起，到清朝宣統(tǒng)三年，趙爾豐在川邊實行改土歸流止，計500多年時間內，所發(fā)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歷史之謎。
▶遠古筰都--沈村◀
《四川郡縣志》載：“蜀之先，始于人皇，其說渺矣。《史記·五帝本紀》‘黃帝有二子，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索隱》云‘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之國也。’《五帝本紀》又云‘昌意娶蜀山氏女昌仆，生高陽，是為帝顓頊。’舜置十二牧，《禹貢》分九州，《周禮·職方氏》九州，蜀皆列梁州之域。周武王伐殷，微、盧、庸、蜀、羌、牦、彭、濮并從。其地皆在蜀境矣。……秦并天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蜀兼有巴、蜀二郡及巫、黔中之地。漢高帝入關，封漢王，王巴、蜀、漢中之地。天下既定，襲秦封建郡縣之制，蜀仍置巴、蜀二郡。高帝六年，分蜀郡置廣漢郡。建元六年，置犍為郡。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邛都（今西昌）為越西郡，以筰都（今沈村）為沈黎郡，以冉（今汶川）、駹（今茂縣）為汶山郡。……元封五年，分天下為十三部，置刺史，改梁州曰益州，蜀列益州之域。天漢四年，廢沈黎郡，置蜀郡西部都尉。”
沈黎郡治筰都沈村位于漢時沫水、唐時的大渡河東岸，距今瀘定縣城20余公里。為古梁州西部的邊陲重地和古道要津。秦時首任蜀守張若沿蜀西古道攻取筰都后，即在沈村置筰都縣。這便是蜀人司馬相如對漢武帝所說的：“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尚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于南夷。”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漢武帝任司馬相如為中郎將，建節(jié)往使，招撫西夷，西至沫水（《水經注》：即今大渡河）、若水（《水經注》：即今雅礱江）。為置一都尉，十馀縣，屬蜀。時隔24年后的元鼎六年，太史公司馬遷又從長安岀發(f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今西昌）、筰（今瀘定沈村）、昆明。”他的大西南之行，為后來《史記》中《西南夷列傳》、《司馬相如列傳》的創(chuàng)作奠定了基礎。
四川省社科院任新建先生在《論康巴民族史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說：“……由于秦漢之際，康區(qū)東部的羌部與蜀邛的接觸多在大渡河東岸地區(qū)，其人多靠溜索來往于兩岸，內地人見而駭異，故稱其人為筰人。于是大渡河兩岸北至金川，南至石棉一帶的羌部俱被稱作‘筰’。 筰人與蜀邛之人市易之地，在大渡河東岸今瀘定之沈村。……”任新建的父親、著名藏學家任乃強先生對此也有精辟的論述：“……所謂旄牛徼外，指今石棉、瀘定與康定魚通、孔玉這段大渡河谷所住的白狼部族。在漢初為旄牛種，其本部在今康定折多山外的木雅鄉(xiāng)，為純牧國。由于需要與蜀地進行市易，便開辟了從雅加埂逾大雪山，下磨西面，到大渡河岸的一條能行牛馬的路，在瀘定咱威與沈村間架設溜索橋成功后，沈村成了西南最大的農牧市易中心，稱為‘筰都’。 漢武帝在此置沈黎郡，領20余縣。（任乃強《民族研究文集》）”任老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還有這樣一段論述：“沈村，漢沈黎郡治也。大渡河水流湍急，惟此處稍平緩可渡皮船，亦可施索于兩山之間，故沈黎郡治又稱‘筰都’。 并因商業(yè)之盛發(fā)展成為‘筰國’， 為漢開沈黎郡奠基。直至唐代，漢藏交通仍以沈村大渡口為要道。……”任新建父子二人的論述，不僅界定了“旄牛徼外”， 還對旄牛國、筰都侯國的歷史、交通、商貿集散中心地等進行了考證，并指岀漢武帝在“筰都” 沈村置沈黎郡，所轄地達20余縣。旅居異國、英年早逝的我國著名歷史學家童恩正先生在他的學術文集《古代的巴蜀》中指岀：“……在青銅時代，四川的古文化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類型，這就是川東丘陵地帶的巴文化，成都平原的蜀文化，川西高原的筰文化及川西南的邛都文化。”說明了遠古筰都沈村一帶的筰文化在青銅時代就頗具影響和代表性了。
▶沈村的過去和現(xiàn)在◀
沈村從遠古至唐宋到明清，東西有蜀西古道，即后來人們所稱的茶馬古道，往東直通雅州和蜀郡成都，往西可抵廣袤無垠的旄牛徼外；南北有康寧古道，當?shù)厝朔Q“下河道”， 往南可到建昌（今西昌）和云南，往北可達丹巴、金川等地。明清兩代均為沈邊土司駐牧地。聽前輩人講述：明、清時期的沈村，東有白馬祠（即今白馬廟），南有陽司廟和寧遠寺（后改為學校），西有三官樓，北有八角樓。一條正街分上堡子，中堡子和下堡子。上堡子有藥鋪、商店、旅館；中堡子有土司余老爺家的祠堂、楊副爺?shù)淖唏R轉角樓別墅和各類商鋪；下堡子有余土司的上衙門、下衙門、易頭人的豪宅和董館（相當于今之學校）并雜有茶房、酒店等。四條巷中均有一些店面，中街巷子下邊鄰近上衙門處有官店，專供達官貴人及“使命之往來，郵傳之絡繹” 者住宿。官店前面，八角樓西南側是寬闊的塔子壩，這便是古代茶馬互市的交易處，足以容納數(shù)百頭旄牛和筰馬。塔子壩南側有藏式白塔，白塔南側便是恢弘千年的茶馬古道。白塔西側是三官樓，據(jù)說三官樓高大寬敞，是歷史上藏、漢物資交流的場所，后被入侵者焚毀。筆者近年多次登上沈村南端寨子包頂?shù)墓耪z址，眺望筰都沈村和宜牧古渡，撫今思昔，曾留詩一首——《古寨懷古》：
寨子包望大渡頭，只見河水不見流。
筰國平疇種黍稻，宜牧筰馬與牦牛。
茶馬互市塔子壩，物資交流三官樓。
華羌自古一家親，同舟共濟固金甌。
沿白塔南側的古道西下一里許，便是“千古長河第一渡”—— 沈村宜牧古渡，為舊時華羌共濟之處。而今是“古渡尚存無船泊，天塹難越有橋通。”交通更加便捷。
“一條正街四條巷”的沈村古堡，位于大渡河東岸距河100多米高的臺地上，東倚海子山，西臨大渡河，南靠寨子包，北有慧蜂河。寨子包的南側和西側為陡峭的絕壁，居高臨下，易守難攻。秦以前為羌、旄部落古筰國，秦為筰都縣，漢設沈黎郡，唐置大渡縣，廢縣后仍留兵戍守，史稱大渡戍，直至解放初期，在宜牧古渡旁的大渡河岸上還殘存有古代的營壘遺址。唐僖宗乾符二年，西川節(jié)度使高駢又于戍所筑大渡城。宋代，太祖玉斧劃界 曰：“此外，吾不有也。”舍棄了大渡河西岸的大片土地，但大渡河東岸的沈村，仍為中原王朝的疆土。明、清兩代均為沈邊長官司駐牧地。
解放后，沈村為興隆鎮(zhèn)一行政村。公社化為興隆公社沈村大隊，轄五個生產隊。建鎮(zhèn)后，為興隆鎮(zhèn)沈村。前幾年，行政村改自然村，沈村被分作三個自然村。原沈村五組為烏支索村，原大田壩一、四組被定名為沈村，原沈村二、三組，即有千年悠久歷史的沈村，漢時沈黎郡、唐時大渡縣治，明、清兩代沈邊長官司駐牧地，被莫明其妙地改名為“堡子村”， 致使今天的一些文人雅士，訪古探秘到了現(xiàn)在的“沈村”， 找不到當年的土司衙署、白馬古塚、古寨遺址、茶馬古道、宜牧古渡和古老民居……，無功而返。有人還認為筆者吹牛撒謊，其實這是“張冠李戴” 所造成的。筆者就曾先后帶領中央電視臺“中華民族” 欄目組編導矯捷、重慶電視臺劉均、《四川法制報》龔伯勛老師、《甘孜日報》楊丹叔老師等前往千年古堡——沈村尋訪參觀。
著名藏學家任乃強先生在《民國川邊游蹤之瀘定考察記》第四十八節(jié)中寫道：“自龍巴鋪突興，道改，而后沈村集市移；土司廢，而后沈村寂也。……”但文中所提到的古跡遺址，有的保存完好，有的殘存，有的地址、地名尚存，建筑已不復存在。
▶余氏《家史》和《萬歷合約》◀
沈村余氏《家史》，為成吉思汗二十世孫，沈邊第十五代土司余國璽及其弟余國瑞、余國琳三人根據(jù)各代傳承的《家史》系統(tǒng)整理，于清代乾隆年間撰寫而成。以后各代相繼撰寫，從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起，至清代宣統(tǒng)三年，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改土歸流，對瀘定境內的余（沈邊土司）、周（冷邊土司）、古（咱里土司）、汪（理塘土司安置化林）四家土司“廢其職而收其權，并優(yōu)于世俸” 止，歷時542年。將余土司前后相傳計二十代的歷史和各個時期所發(fā)生的重大事件，作了簡要的記載。余氏《家史》稱得上是沈邊土司和沈村地區(qū)542年間的一部簡史，它填補了沈邊地區(qū)歷史上很多空白，結合《萬歷合約》，解開了沈邊地區(qū)的一些未解之謎。這是它有別于一般《家史》或《家譜》的地方。如果沒有余氏《家史》, 筆者就很難寫岀《沈邊土司——進入康巴東大門的蒙古人》和《成吉思汗的后裔在瀘定》兩篇文章, 甚至考證和撰寫《話說“老丙午年” 》一文也會信心不足。因為余氏《家史》中的很多記載，在《明史》、《明實錄藏族史料集》、《雅州府志》、《打箭爐廳志》及《天全州志》、《瀘定縣志》中是無法找到的。像乾隆“丙午年”， 即瀘定一帶的老年人所說的“老丙午年” 磨西大地震，余氏《 家史》中就比其它資料記載得準確而詳細，其文載曰：“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五月初六日午時（上午11點-下午1點），地大震，房屋俱坍塌。磨崗山（即今磨崗嶺）坍，壓塞河（大渡河）水倒流至大壩，勢若湖海。十五日丑刻（凌晨1-3點），始沖開而去，將田地沖沒大半。是年，復修宜牧堰田，培補房屋。”筆者在寫《話說“老丙午年”》 一文時，查閱了《天全州志》、《雅州府志》、《樂山縣志》、《明實錄》、《四川通志》及得妥鐵樁廟古碑等有關資料，其記載都沒有《余氏家史》記得準確而詳盡。
2006年，筆者從沈邊土司后人余啟仁為改族別而帶到瀘定縣委統(tǒng)戰(zhàn)部的一大捆舊地契、紙約中，發(fā)現(xiàn)了具有史料價值的《萬歷合約》（以下簡稱《合約》）。同年寫了《宜牧古渡和萬歷合約》一文，發(fā)表于2006年10月19日和11月14日《甘孜日報》，文中對古渡和《合約》均作了較詳細的敘述。以后又征得余啟仁同意，將《合約》帶到成都《四川法制報》龔伯勛老先生處，我二人共同研究并拍了照片，合寫了一篇簡介《合約》的短文，刊發(fā)于《四川民族》雜志和《四川法制報》。因《合約》破損，暫時無法修復，只好帶回筰都沈村物歸原主，還給了余啟仁先生。后被瀘定縣政協(xié)主席孫光駿先生收購，現(xiàn)作為瀘定縣檔案館“鎮(zhèn)館之寶”藏于館內。
發(fā)現(xiàn)《萬歷合約》后不久，又了解到余土司后人鐵木榮（成吉思汗25世孫）處保存有更具史料價值的余氏《家史》。同年秋天，《四川法制報》龔伯勛老師來到我沈村宜牧家中，我們未經預約前往采訪鐵木榮先生。他只讓筆者二人參觀《家史》的封面和扉頁，其中內容卻無緣目暏，龔老只好返回成都。事后筆者又多次前往訪談，征得鐵木榮同意，在他的屋內翻閱了整本余氏《家史》并摘記了部分重大事件內容，然后帶到成都。為了下一次閱讀余氏《家史》時有所收獲，筆者請龔老幫我選購了一部數(shù)碼照相機，帶回沈村。當再次獲準在鐵木榮家中翻閱余氏《家史》時，擇了一個晴天，帶上照相機去到他屋內，征得他同意，將他珍藏多年的余氏《家史》逐頁進行拍照后，帶到相館放大、打印、裝訂成冊。從此筆者有了一本完整的余氏《家史》。為過去寫《沈邊土司——進入康巴東大門的蒙古人》、《成吉思汗的后裔在瀘定》、《話說老“丙午” 年》和現(xiàn)在寫本文（余氏《家史》和《萬歷合約》）提供了可靠詳實的依據(jù)。
余氏《家史》全本以毛筆行楷書寫而成，字跡流利，剛勁有力。從沈村余氏始祖余伯錫自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起，到末代土司余應璽于宣統(tǒng)三年（公元1911年），被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追繳印信止，計542年歷史。《家史》中對沈邊土司前后共傳二十代的各代承襲、土司之間所發(fā)生的戰(zhàn)爭，如：“冷磧土目糾伙始陽高土司、黎州馬土司合兵攻圍沈村，勅書圖冊燒毀無存。”重大自然災害，如：“五十一年（乾隆丙午，公元1786年）五月初六日午時，地震（即磨西大地震），房屋俱坍塌，并磨崗山（即磨崗嶺）坍，壓塞河（大渡河）水倒流至大壩，勢若湖海。十五日丑刻，始沖開而去，將田地沖毀大半。……”家庭大、小事，從行軍打仗、進京朝貢、加官進爵、尋根訪祖到婚喪嫁娶、添人進口、買田置地、修房造屋等均有記載，直到最后“……四川總督部堂趙追去銅印一顆。嗚呼！我先祖創(chuàng)業(yè)數(shù)百余年，功苦不昧，而今一旦失去，不亦恨乎！因感錄《七言》：‘先祖創(chuàng)業(yè)數(shù)百年，血戰(zhàn)疆場費辛艱。而今一旦失卻去，不知印信尚否還。’……”細讀余氏《家史》和《萬歷合約》，聯(lián)系沈村先輩們的傳說、文物古跡和地名、物名，500多年間在沈村地區(qū)所發(fā)生的鮮為人知的一些事情便活生生地浮現(xiàn)在眼前。
▶寨子包頂?shù)姆闊?#9664;
幾天前，為了敘寫的真實準確和尋找感覺，筆者又沿崎嶇荒徑登上了沈村南端的古寨遺址——寨子包頂。寨子包高出大渡河水面約500米，高岀沈村古堡臺地約200米。頂部呈橢圓形，寨墻環(huán)山而建，南面為絕壁，東、西、北三面圍墻長250多米，墻厚3.4米，殘高2.5米，用大小石塊壘砌而成。年深日久，石頭表面長滿了黑褐色石花，寨墻內外荊棘雜草叢生，是蛇蟲鼠兔藏身的好去處。頂部平坦，有殘垣敗壁房基四間，長19米，寬13.3米，殘高1.8米，厚0.5米。“在遺址內發(fā)現(xiàn)漢代繩紋陶片，明成化年間瓷碗殘片，大量明清青花瓷片及布紋瓦片。系一軍事營壘，從出土陶器分析，此營壘應早于明代，……”（引自《瀘定文史資料選集》）站在寨子包頂，居高環(huán)顧，遠近風物一覽無遺，周邊動靜可聞可睹，應該是古代沈村最好的瞭望哨和烽火臺。
寨子包東面為康寧古道，可通漢源、越西（解放前沒有石棉縣，大渡河以西，塆東河以南為越西縣；大渡河以東，雨灑坪以南為漢源縣）。西面為宜牧古渡，渡河往南沿旄牛古道經咱威、魁巫（今奎武）逾磨崗嶺往北，經磨西面、喇嘛寺（今新興鄉(xiāng)）翻雅加埂可達廣袤無垠的木雅貢嘎；渡河沿大渡河往北經杵坭、子牛、下田壩進溝，再經磨河溝、上松林翻大鹽井可合雅加埂古道，這是宋、元年間的茶馬古道。2010年，筆者和王永模、鄧明前二位先生三人曾親自尋訪，在這條古道邊的石頭上發(fā)現(xiàn)大量的拐杵窩和規(guī)模較大的儲茶倉庫遺址。寨子包的北面為沈村古堡、慧蜂河和沈村田壩。田壩以北的絕壁懸崖叫佛耳崖，崖槽以北為冷磧周土司領地。沿佛耳崖山脊直到馬廠梁，為冷邊、沈邊二土司的交界。據(jù)前輩們講，舊時寨子包頂常年有人守護、觀望。在一平坦的臺地上，堆滿了柴草。一旦發(fā)現(xiàn)有外敵入侵，就像長城上的烽火臺一樣，立即將柴草點燃，熊熊的火焰、滾滾的濃煙騰空而起。這時沈村古堡的土司、頭人等便指揮武裝力量、組織平民百姓中的年輕力壯者操刀持盾，利用有利地形迎戰(zhàn)入侵者。中老年男丁便掩護老弱婦孺往海子山上撤退。一般入侵者路徑不熟，怕誤入埋伏圈或滾木擂石地帶，都不輕易追趕。沈村海子上的百姓，都是余土司的親戚或臣民，只要沈村有事，他們都要前往接應和援助，歷來如此。
沈村由于地當川藏茶馬古道，稻田肥美，物產豐饒，宜牧古渡又為古道要津，在冷磧和龍巴鋪興起前，即晚清以前，均為中原王朝的邊陲重地，以華羌為主的多民族商貿中心就在這里。歷史上曾經發(fā)生過多次激烈的戰(zhàn)斗，秦以前為筰國之都。《華陽國志》載：“三十年，疑蜀侯造反，王復誅之，但置蜀守。張若因取筰及楚江南地也。”這個“筰”，便是沈村。“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著名藏學家任乃強先生為弄清川邊瀘定沈村一帶的歷史，曾于民國27年冬到瀘定考察，“歷時一年，遍履（瀘定）全境，搜奇探秘，小有所獲。大都發(fā)前人所未覺，……”（《民國川邊游蹤之【瀘定考察記. 序言】》）才得岀：“沈村，漢沈黎郡治也。大渡河水湍急，惟此處稍平緩可渡皮船，亦可施索于兩山之間，故沈黎郡治又稱‘筰都’。……”（任乃強《民族研究文集》）的結論。又《華陽國志》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謂‘邛、筰……秦時尚通為郡縣’ 蓋自張若始。”注中還對“三十年” 作了說明，“周赧王三十年，當秦昭襄王二十二年。”經査后，才知道張若取筰及在筰都置縣，即公元前285年。漢代司馬相如奉使招撫西夷，西至沫水、若水,為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太使公司馬遷“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及漢殺筰侯、誅邛君，以筰都為沈黎郡、邛都為越西郡，為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從上文中我們不難看出，蜀西邊陲重地——小小筰都沈村曾經牽動秦皇、漢武的神經。
《舊唐書》和《資治通鑒》載：“大歷14年冬10月丁酉，吐蕃合南蠻之眾號20萬，三道冦茂州、扶、文、黎、雅等州。連陷州邑，……”蕃軍攻占沈村，打到了雅州。唐德宗“發(fā)兵4000（由李晟將之）助蜀，大破之。”從引文看來，似乎輕而易舉就取得了勝利。事實遠非如此。近年岀土于瀘定縣冷磧鎮(zhèn)甘露寺村甘露寺西南側的唐墓殘碑記載：“……，軍次雅州，尤艱難勁敵。公獨設奇計，尅伐奸謀。領麾下貔武50余人，從雅州和川路（在今雅安市天全縣境內）入云翠山，束馬懸木，俯至種落，審觀賊勢，固伏要害，招彼烏合犬羊，后殿葉心，回戈飛越（即今飛越嶺）以西，冦戎震蕩，搪書前聞，官軍乃進。不逾歲序，肅清故地。……公威威抱德，實為澄村（沈，古音澄。澄村即今沈村）……”盡管禁兵統(tǒng)帥李晟武藝高強、驍勇善戰(zhàn)，亦善將兵將將，但到雅州（今雅安市）遭遇強勁之敵據(jù)險以守，打得十分艱苦，曠日持久，無法取勝，才派精兵從和川路翻馬鞍山“回戈飛越以西”， 截其退路，斷其糧草，使蕃軍腹背受敵，才收復了澄村（沈村）并追擊蕃軍于大渡河外，又破之。取得了這場戰(zhàn)爭的徹底勝利。筆者查閱史料記載，經過文物證實，進行實地尋訪后，站在“千古長河第一渡” 的宜牧古渡口，寫了《七言·古渡懷古》：
宜牧古渡長河水，無語靜靜往南流。
青山萬重隔不住，筰索一道連平疇。
唐蕃激戰(zhàn)澄村畔，骸骨深埋大渡頭。
折戟沉沙作沃土，華羌和諧譜春秋。
沈村南端的寨子包，就是沈村的暸望哨和烽火臺。小股外族入侵，吹響牛角報警；大批蕃軍壓境，就趕快燃起烽煙。從殘垣敗壁中發(fā)現(xiàn)的漢代陶片及明清瓷片，證明了寨子包從遠古直至明、清，均為沈村的重要軍事設施，為保衛(wèi)沈村百姓的平安和戰(zhàn)時撤離險境，曾作岀過卓越的貢獻。（本稿配圖中有部分為翻拍）（ 董祖信/ 文 唐闖/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