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4年07月12日
◎許永強
北宋淳化年間，四川爆發了聲勢浩大的王小波、李順起義。這次起義發展迅猛，摧枯拉朽，所向披靡。淳化五年（994）正月，李順攻占成都，自號大蜀王。北抵劍閣，南至巫峽，俱為其所占。
為鞏固對蜀地統治，宋太宗任命昭宣使、河州團練王繼恩為西川招安使，率兵討伐。參知政事蘇易簡（958-997，四川梓州銅山(今四川中江縣境內)人）極力推薦張詠知成都府。
淳化五年（994）九月，張詠到任成都，順應民情、提倡種桑，大興教育、禮遇賢士，規范貨幣、發行世界最早的紙幣交子，用詩歌記錄了蜀地的民俗風情，抒寫對友人和家鄉的懷念，揭開了其仕宦史上最為光輝的一頁。
蛟龍豈是池中物 平生意氣凌清虛
張詠生于后晉少帝開運三年（946），濮州鄄城（今山東省鄄城縣北）人。他曾在自己的畫像下題過自贊“乖則違眾,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故世人稱之為張乖崖，其文集也被命名為《張乖崖集》。
早年張詠的家境窘迫，生活是很不安定。朝代更替之際，社會動亂，使得張詠自幼異于尋常孩童，“幼負奇骨,不為兒戲”。他自少學劍，好弈棋，精射法，嗜酒，以劍術精妙無敵于兩河間。關于其劍術的精妙，南宋何薳的《春渚紀聞》記載了張詠只用一短劍，便將一合拱的棗樹瞬間斷為兩截事情。張詠詩文里也常常論及用劍：“我欲為君舞長劍，劍歌苦悲人苦厭”“狂來拔劍舞，踏破青苔地”“伊余志尚未著調，秋風拔劍東門行”，其愛劍之情浸潤于字里行間，也足見出張詠狂放不羈的劍俠形象。
然而這樣一位兩河劍俠，并沒有把武學當作自己的唯一追求。
為了求學，張詠四處游歷，正如他所說“閱市尋師，久嘗涉歷”。從他的詩作中我們亦可覓端倪：“飄飄飖飖齊與魯，半醉半醒陳復楚”“崇陽峰底洞中天，曾共浮丘對掩關”“天門高兮未我揭，驅馬淮西阻風雪”“風塵籍籍伴窮迷，旋賃高齋洛水西”“昨日公馀偷步躡，萬般心緒憶天臺”。
太平興國五年（980），張詠參加科舉考試，中進士乙科，自此踏入仕途，至大中祥符八年（1015）卒于陳州任上，仕宦經歷長達三十五年。在這三十五年間，張詠歷任官職眾多，其中，在地方任職時間累計超過三十年。他所到之處皆政績顯著，為宋朝的疆域完整和社會穩定做出了突出貢獻。張詠亦對自己的治才頗為自得：“吾榜中得人最多：慎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中進士之前，張詠還于太平興國三年參加了一次科舉考試，以失敗告終。科場失意，胸中抱負始終無法施展的張詠寫了一詩《解嘲》：“我本高陽徒，平生意氣凌清虛。詞鋒即日未見試，壯年束手來窮途。蛟龍豈是池中物，風雨不夾狂不得。五都年少莫相猜。鸞鳳雞犬非朋儕。志士抱全節，愚下焉復知。寧作鸞鳳饑，不為雞犬肥。君不見淮陰漢將未逢時，市人頗解相輕欺。又不聞宣尼孜孜救亂治，厄宋圍陳亦何已。往者尚有然，余生勿多恥。休夸捷給饒聲光，莫以柔滑勝剛方。我愛前賢似松柏，肯隨秋草凋寒霜。道在康民致堯禹，豈要常徒論可否。興來轉腳上青云，何必羸驢苦相侮。”抒寫自己壯志未酬的無奈，以及非是“池中物”的凌云志向。
張詠喜好讀書、藏書。因家境貧寒，買不起書，渴望讀書的張詠只好到有書的人家懇求借閱，借到手之后再抄下來苦讀。他讀書十分勤奮，沒有書桌，就在院子里背靠著大樹的樹干讀，一篇文章讀不完，決不進屋歇息。其《勸學》詩中 “玄門非有閉，苦學當自開”，可以說是他青年時代刻苦攻讀的寫照。張詠進入仕途，經濟條件好了，可他既不購置田產也不沉湎酒色，官俸幾乎用來買書，時人稱他“不事產業聚典籍”。他的藏書有近萬卷，除正統的經、史、子、集外，也包括醫藥、種樹甚至卜筮方面的書。稍得閑暇，他總是躲進書房捧書瀏覽，“力學求之，于今不倦”。
穩定蜀地局勢 解朝廷西顧之憂
張詠一生以治蜀著稱。994年和1003年，張詠作為治理地方的能臣兩次被派鎮蜀，前后七年的時間，張詠大興文教，舉薦賢士，改變了巴蜀地域的士風、文風，使得動蕩不寧的蜀地局勢穩定下來，解決了宋朝西顧之憂，推動了巴蜀文化的發展與繁榮，對包括蜀學在內的巴蜀文化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也成就了自己在政壇的影響。宋真宗說：“詠在蜀，吾無西顧之憂”。
張詠初次鎮蜀的時候，主帥王繼恩平賊如風悸草亂，很久都不能平息。王繼恩恃功而驕，屯兵三千于益州城中，終日耽于宴飲逸樂，不再出兵，城中軍士已無半月之糧。張詠當下馬上下調鹽價，讓百姓以米換鹽，百姓爭往之，不多時益州城中的軍糧已經可供兩年之用。軍中士兵都嘆服張詠才干。隨后，張詠嚴處城中掠民軍士，逼令王繼恩整兵出討起義軍。這些惠民、利民政策，保障了蜀地人們生計，社會逐漸趨向與安定，促進了四川經濟的發展。
張詠很注意教育工作，聘請劉式為州學教授，教習蜀地諸生。每休務日，就學置酒以勸勞之。自是蜀人不以千里為遠，來學者甚眾，形成巴蜀地域的讀書熱潮。
因飽受戰火，蜀地人心動搖，學校頹廢，士子也不事舉業，巴蜀地域近二十年沒有士子入仕為官。張詠采舉薦舉蜀中人士入朝為官，獎掖士人積極參加科舉。張詠在《送張及三人赴舉》云：“才雄揚子云,古稱蜀川秀。千載遺英聲，三賢繼其后。文章積學成，孝友亦天授。遠郡得充庭，期將免固陋。”詩中所送的三人即是蜀中賢才張及、李畋、張逵。張詠在詩里首先稱許揚雄是蜀人中的雄才秀異之人物，其英名流傳千載之下，而今張及三人是繼揚雄之后出現的特出卓異人物,然后指出張及等人在文章、孝友方面的突出成就,勉勵他們高中朝廷之選，免除巴蜀長久以來的落后風習。張詠在詩里對應舉的三位蜀中士子給予了很高的期許，全詩充滿了諄諄教誨和殷切的期待。張詠對張及三人的應舉，還專門舉行了盛大的宴會和歡送儀式，并贈送入京的費用。三人的登科入仕，對巴蜀地域的影響重大。自此之后，蜀人改變了“不樂仕宦”的傳統，積極應舉入仕出蜀為官。
蜀風尚侈，好游樂，張詠一方面順應、尊重民俗，如正月十七日的錢燈會，正月二十三日的蠶市，二月二日的小游江，都是張詠定下來，一直延續到南宋末年的。幾百年間，后人一直遵行。為矯正蜀中輕狂浮薄的士人習性，張詠用儒家的傳統思想來教育和引導蜀中士子，做到以身垂范，使蜀地風氣向勤勉和質重方向改變。他在《送張及之任谷城》詩中勉勵張及：“不求灼灼不卑垂，自愛先賢力自為。德行舊多鄉曲譽，文章新受圣皇知。辭親西國春方好，去路千峰鶴亦隨。若到縣封修政術，漢南元牧是良龜。”他要張及以先賢為榜樣，勤修道德，不以富貴功名為念，做一個勤政愛民的好官。他曾經教誨李畋曰：“子異日為政，信及于民，然后教之；言及于義，然后勸之；動而有禮，然后化之，靜而無私，然后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乎先率其身，不然則民退，必有后言矣。”他又說：“子見舊政之弊，其大者卒不須革，觀釁而動，乘而革之，雖痛繩以法，亦怨不生也。” 張詠“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為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鏤版，謂之戎民集，大抵以敦風俗、篤孝義為本也”。
張詠在蜀還規范貨幣，發行交子。自李順亂后，民間錢幣日少，私以交子為市。朝廷便命張詠與西川轉運使黃觀一同商議，于嘉、鄧二州鑄景德大鐵錢，每錢值銅錢一、小鐵錢十，相兼行用，老百姓用起來很便利。后張詠又認為鐵錢太重，仍不方便貿易，便發行交子，這也是世界最早的紙幣，對后世影響深遠。
張詠也以恬退淡泊的性情引導著蜀人的性格。張詠曾說自己的出仕不是為了富貴：“巢由莫相笑，心不為輕肥。”他的言行被蜀人編錄并刊印，在蜀中廣泛流傳，其治蜀之功，宋人更將之比作蜀漢名相諸葛孔明。
景德三年（1006），張詠二度出知益州期滿次年，出知升州。 大中祥符六年（1013），張詠出知陳州，兩年后卒于任上，年七十。
見人非理即傷嗟 見人歡樂生慈愛
張詠35年的仕宦生涯中，大多在地方為官，非常了解民生疾苦，憂思所及，落筆成詩，這類詩主要反映了社會現實、民生民情。最有代表性的政治諷諭詩當屬《悼蜀四十韻》。這首詩寫于淳化五年張詠臨危受命前往益州任知州。全詩四百字，是宋初少見的描寫兵事的長詩。詩前有序言，全詩可分四段，對蜀中官吏的刻剝、官軍的殘暴進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痛訴當政者的罪狀，可見其剛正不阿、敢于直言、嫉惡如仇的性格品行。
張詠明白官逼民反的道理，治蜀的時候很為百姓著想，無論是化民為賊還是以米易鹽、為民儲蓄，安定了蜀地民心。咸平六年，58歲的張詠再知益州。他在《再任蜀川感懷》云：“官職過身鬢已衰，傍人應訝退休遲。從來蜀地稱難制，此是君恩豈合違。兵火因由難即問，郡城牢落不勝悲。無煩苦意思諸葛，只可頒條使眾知。”全詩章法順暢，用散文筆法感慨自己年歲已高，卻仍不得閑休。蜀地素來難治，詩人感慨“從來蜀地稱難制”，只是難違君主的信任。在《再任益州回留題劍門石壁》：“劍門山勢碧摩天，匹馬重來鬢已斑。多賴皇明燭幽遠，兩川無事得生還。”提到自己為了治理蜀地是費盡心思，嘔心瀝血，來的時候是雄心壯志，走的時候是兩鬢斑白，關鍵是點出了治蜀的看法，蜀地難治，除了山勢險阻等地理環境惡劣外，更多的是人為造成的禍亂。
張詠在蜀中創作的詩歌，沒有輕逸流蕩之作。這與他要改變巴蜀低于發鄙陋風俗，使之成為風俗醇厚之地的治蜀思想一致。《二月二日游寶歷寺馬上作》：“春游千萬家，美女顔如花，三三兩兩映花立，飄搖似欲乘煙霞。我身豈比浮游輩，蜀地重來治凋瘵。見人非理即傷嗟，見人歡樂生慈愛。花間歌管媚春陽，花外行人欲斷腸。更覺花心妒蘭麝，風來繞郭聞輕香。昔賢孜孜戒驕蕩，猖狂不是風流樣。但使家肥存禮讓，歲歲春光好游賞。”生動形象地描繪出成都二月二日出游的盛況。如花的美女、明媚的春陽、花間歌管、微風吹來的輕香，不禁讓人猶如身處西蜀詞風所產生的軟媚與華艷的境界之中。作為地方長官，張詠在詩中詩中既有利誘也有勸誡，如果大家都能勤奮生產，遵禮守法，相互謙讓，戒掉驕橫放蕩的惡習，不要發生爭斗，那么年年就都可以享受這樣美好的游樂活動。《至道乙未蜀中送人東歸》，首聯以環境渲染離情，頷聯抒寫對友人節行的欽佩，頸聯改寫時事，由蜀中治事寫到京都氣象,最后對友人提出為政期許。全詩沒有對友人仕途亨通之類的泛泛恭維，雖以離情起篇，沒有局限于描摹別離的戚然，更多地是借對友人的期許表達了自己憂國憂民的治世情環，境界闊大，表現出張詠對巴蜀文化風俗建設的關注，帶有比較強烈的政治道德意味。
張詠心懷百姓，關注民本民生，愛民庇民。面對“谷苗干死天未雨”的旱情和農民焦急求雨的慘狀，張詠在《憫旱》詩中感嘆“如何不念蒼生苦”。《愍農》“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貧”一句，極言農民付出與回報的不成正比，將農民所受之苦表現得更加深刻。詩人提出要“懲奸濟美號長材，來救黎元暗中苦”，并列舉了具體措施：“先銷坐食防兼并”“更禁貪官與豪吏”，以行愍農之道。
張詠在蜀地寫了不少思鄉念友、感嘆時光易逝和人生短暫之嘆的詩歌，情感憂愁低迴。《寄傅逸人》：“鷗鷺憐疏野,朝昏繞戶飛。有誰知此意，獨立對斜暉。”
除去抒寫友情和鄉情，張詠偶爾也有年華易逝之嘆，如《書園吏申花開榜子》。
張詠之所以走上學文之路，與宋初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分不開的。巴蜀的生活環境以及地域文化的涵養，對張詠的詩歌創作產生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