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影像
孫明經
背著“茶背子”（打捆茶包）的背夫、制造茶具的窯爐、圍木成爐煉鐵的場景……記者走進雅安市博物館，見到工作人員正在整理數百張記錄茶馬古道的黑白照片，他們正籌備在明年春節期間搞一個“孫明經茶馬古道照片展”。“這些照片，是一位名叫孫明經的學者在1939年拍攝的。”館長李炳中說，當年，年僅28歲的孫明經，行程萬里，用電影膠片和照片膠卷對茶馬古道進行了一次科學考察。
艱難時局中背負重托
出身影像世家的孫明經，以做一個研究電影的學者為事業目標。年輕的他被蔡元培等學界泰斗發現，成功獨立拍攝了30多部“國情調查電影”，后來更承擔起用電影和照片的拍攝來考察茶馬古道的重任。
雅安市博物館目前所擁有的這200多張老照片，是由孫明經的兒子孫健三提供的。已經70多歲的孫健三，是一位從北京電影學院退休的攝影師。
“那是一次在艱難時局下進行的科學考察。”孫健三介紹說，1939年，廣州、長沙、武漢、太原、歸綏（今呼和浩特）以東大片國土被日軍占領，中國抗戰的大后方，僅存經濟十分落后的西部遼闊地區。抗戰要繼續下去，該去哪里尋找財政稅源，為抗戰提供經濟與物資保障？
時任四川省教育廳廳長的法學家郭有守博士，深諳“救亡與稅源之道”。他在抗戰前方和后方都極度吃緊的情況下，把高瞻遠矚的目光投向已發展了2000多年的茶馬古道。在他的提倡和推動下，各種川康考察團、考察隊開始進行 “茶稅救國”考察。可在10多批西行考察不盡如人意之后，有關方面決定，組建一個高規格、大規模的考察團對茶馬古道沿途稅源與資源做一次深入細致的大考察。
孫健三說，郭有守等人決定在這次考察中用電影和照片進行記錄，他們選擇了孫明經。
那時孫明經只有28歲，這些學界泰斗為什么會信任一位年輕人？
“我們家可以說是中國第一個影像家庭。”孫健三告訴記者，他的爺爺和奶奶是中國第一代大學生，因為共同喜好攝影而結識，“爺爺孫熹圣是最早和電影結緣的中國知識分子，是第一個把英文‘CINEMA’叫‘電影’的中國人。”
生活在這樣的家庭中，孫明經自小就接觸照片和電影。在住家的大院子中，還有一戶陸姓人家，與孫家是世交。陸家有一個大孫明經8歲的男孩陸長順，自幼對照相“發燒”，只要出門拍照必帶孫明經同行，并教孫明經使用各種相機。于是，孫明經在5歲時就有了用多種相機拍照的機會。到15歲時，孫明經已經確立一生的事業目標--做一個研究電影的學者。由于當時中國的大學中還沒有相關的專業，他在金陵大學化工系修滿學分后，再入電機系，修滿學分后，再入物理系，歷時7年，修滿3個系學分畢業。其間還選修了國文、戲劇、神學、外語、音樂等科。
后來，他的才華為蔡元培、郭有守等人發現。在泰斗們的引領下，孫明經的抱負得到施展的機會，拍攝了大量教育電影、攝影作品。在參加茶馬古道考察前，他已經有了獨立成功拍攝30多部 “國情調查電影”的經歷。這一次，泰斗們再次給他一個重任——用電影和照片的拍攝來考察茶馬古道。
然而，1939年是中國現代歷史上物資條件最為艱難的時期，中國人自己連一英尺電影膠片和一卷照相膠卷也不能制造。大上海的電影人絕大部分撤到重慶后，因為沒有電影膠片無法拍攝電影，僅能演出話劇，才創造了中國文化歷史中輝煌的“話劇黃金時代”。
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郭有守等學界泰斗們，卻一次性給予孫明經16毫米電影膠片多達12000英尺，120照相膠卷多達200個！因為，在學者們看來，當時只有電影和照片才能讓大后方的官員學者和廣大軍民都可以切實看到茶馬古道上那能足以長期支撐抗戰的滾滾稅源與資源。
這對一個年輕學者，是何等的分量與重托？
所以，當考察團在原定考察路線半途遭遇“兵災”，全團折返時，惟有孫明經毅然獨自繼續深入，不顧個人安危堅持前行。最終，他完成的實際考察路程比原定路線還多了近千里。
不用馬匹馬幫運輸的邊茶
從1939年6月初到12月底，孫明經風餐露宿、翻山涉水，帶著幾十位學界泰斗們開列出的考察課題，手握電影攝像機和照相機，進行茶馬古道科學考察，行程超過萬里。最終，他完成8部考察電影，拍攝2200多張照片。
行前，幾十位學界泰斗們紛紛拿出自己的研究所得或希望研究和需要實地考察求證的問題給孫明經。比如，茶馬古道上的茶從種植到貿易稅收的所有環節，源頭與沿途的民俗民風等等。
孫明經用了4個月的時間消化吸收這些問題，當他1939年6月從重慶出發時，已經懷揣一份詳細的考察電影拍攝提綱，以及必須用拍攝來求證的內容預案。第一個讓他感興趣與好奇的問題，即是茶馬古道是什么樣的“道”？
考察路上，他發現這條通商貿易的茶馬古道，從雅安到康定這段路上卻并沒有用馬匹或馬幫運輸茶。經營雅安邊茶的茶商告訴孫明經，在平路上一匹馬可馱12條茶，而在雅安到打箭爐（今康定）的路上，一匹馬最多卻只能馱2條茶！用人則不同，這條路上一個男背夫最少可以背12條茶，多的可以背19條到20條。女背夫少的可以背7條，多的可以背10條。一個強壯的男背夫的運茶能力，一人一趟是一馬一趟的10倍！
孫健三告訴記者，當時孫明經參加的是考察團中的地理組，一路上用坡度儀邊走邊測，最陡的一段路居然有65度，一般坡度也有20到30度。而且，雅安至打箭爐的路，一般三尺左右寬，有的路段僅兩尺寬。地理組中一位武漢大學老師自備有一匹馬，到了坡陡路險處，他不僅不敢騎在馬背上，遇到很陡的路段，他還要費很大的力氣拉馬，馬才能艱難地登上陡坡。“看到這樣的情景，父親一下就明白了為什么這條路千百年來不用馬匹運輸邊茶。”
這一路的所見所聞，都被孫明經一一攝入鏡頭中。
“父親最難忘的是背夫們的吃飯與‘方便’。”孫健三說，每天從開始起程到下一個住宿地，背夫們才能卸下“茶背子”。中途要方便時，不論男女，一律站姿進行。背夫們途中休息或進餐或飲水，僅能用一具鐵頭木杵支在背架下面，借此喘息。木杵長年與路面上的石頭磨擦，把路上的石頭表面磨出一個個圓窩窩來。“背夫們告訴父親，辨認識別那條路是否是茶馬古道，只要看看那條路上是否有很多杵窩即可。”
古道上有很多“家背子”，即丈夫妻子同為背夫，雙雙同行。“家背子”中，還會遇到兩個家庭大小六口人一路同行相互關照--兩對夫婦各帶一個娃娃。男娃娃女娃娃年紀從七八歲到十幾歲不等。娃娃們背上的貨物，最少的僅半條邊茶，多的則有五六條。
70年前的四川留影
在4次萬里拍攝考察中，孫明經有兩次都行走在四川。他不僅給后人留下了豐富的動態和靜態影像史料，更為今天如何用好這些中華民族的文化財富，留下了思考。
1992年，81歲的孫明經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如今發現的這些老照片，是經歷文革劫難后幸存的，不僅有茶馬古道，還有自貢井鹽的留影。
原來，在考察茶馬古道前，孫明經就已經在四川進行過其他考察。1938年4月，他剛剛從南京撤退到重慶，就被郭有守等人安排帶著電影攝像機和照相機奔赴富順縣和榮縣考察拍攝鹽業生產與稅源。
在自貢，孫明經呆了3個多月。他帶著兩部電影攝影機和一部照相機，走遍了自貢地區所有鹽井，拍攝了從鉆井、采鹵到制鹽的整個過程，拍了880張照片，以及科考調查電影《自貢井鹽》。回到重慶后，他將自己記錄下的鏡頭廣泛放映和展出，生動再現了自貢井鹽生產盛況和制鹽生產中展示出的先進技術，增強了國人對抗戰勝利的信心，極大地鼓舞了國人士氣。2005年，孫明經拍攝的照片《布滿井架天車的小城》入選“20世紀全球華人經典作品展”并獲獎。
孫明經留下的四川影像資料還有很多。他拍攝的人文風俗電影中，《西康一瞥》、《雅安邊茶》、《川康道上》、《省會康定》、《鐵礦金礦》等，真實展現了當時雅安及其周邊地區的民風民俗、物產資源。他還拍攝了地理風光紀錄片，有《成都到蘭州》、《灌縣水利》、《峨嵋山》、《川江一瞥》等。
孫健三說，抗戰期間孫明經在四川生活了較長時間，在這里進行教學科研，并開創了中國電影、電視、攝影、電子計算機等高等教育學科以及創建最早的課程，因此對四川有深厚的感情。
1944年6月，當時的西康省主席劉文輝在金陵大學教育電影部看了孫明經5年前拍攝的《西康》，當場邀請孫明經重新訪問西康，放映原來的電影，再次拍攝西康。兩個月后，孫明經帶領電影部師生10人上路。可惜的是，孫明經此次拍攝的影片全部失蹤，只留下300多張照片。
李炳中告訴記者，在2010年看到《走進西康》這本書后，知道了孫明經和他拍攝的老照片，于是輾轉聯系上孫健三。恰好，孫健三這些年也一直在整理父親留下的資料，愿意把這些茶馬古道的照片提供給雅安市博物館，一起進行合作研究。如今，博物館還準備根據老照片編纂系列圖書，以便能為今后的研究提供原始資料。
而有關自貢的老照片，孫健三也把使用權無償捐獻給了自貢市政府，根據老照片撰寫的圖書《遍地鹽井的都市》也已經出版。
“我希望父親留下的照片和電影資料，能為今天的歷史研究和文化遺產保護提供幫助，這才是真正發揮了它們存在的價值。”孫健三說。
【人物簡介】
孫明經，中國電影高等教育的開山宗師，也是一位實證科學考察者。他手握電影攝影機與照相機，遍旅華夏文化歷史。在34歲之前，他有過4次行程超萬里的用電影與照片拍攝記錄的實證考察；在36歲之前，他獨立攝制了63部十分珍貴的電影與多達萬余幅實證科考照片。孫明經與四川也極有淵源。他一生中的4次超萬里考察，有兩次是在四川。他除了拍攝茶馬古道外，還拍攝過成都、自貢井鹽、樂山、峨眉山、都江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