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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生活的現實圖譜

《甘孜日報》 2015年12月07日

——馬建華小說《河畔人家》背景與人物解讀

■歐陽美書
出生于城市一代的小資，在閱讀《河畔人家》時，可能會面臨時空轉換的障礙。“他們怎么能那樣啊？”“鄉村中有那樣的人么？”極有可能是小資們將要產生的疑問。而筆者是幸運的，筆者出生、生長于農村，后來雖然跳出農門，但根還在農村。因此，筆者在閱讀作家馬建華的《河畔人家》時，不但沒有產生上面的那些疑問，反而還覺得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猶如鄰居張三李四一般，正向筆者真誠地微笑。
不但頗有商業頭腦，經歷坎坷的小說主角劉希海（二莽）和他善良漂亮的妻子李曉曉在向筆者真誠地微笑，大反派王大懷、鄉村潑婦申維淑、強奸犯高成兵都在向筆者真誠地微笑，如果筆者稍露頗有閑暇的信息，他們會熱情地拉上我去喝二兩，然后在很長的日子里對這次喝酒津津樂道，并極有可能由此在鄉間上演十個八個的故事版本。
這就是鄉村的現實。這就是馬建華先生在《河畔人家》中描繪的鄉村現實圖譜。傳統的鄉村民眾，他們雖然在內部斗得頭顱飆血、腰肌勞損，但對于比他們高一個世界層次的官員、文化人（中學教師以上），骨子里面有一種仰慕、崇敬。在他們的思維里，與官員接觸可沾官氣，與文化人接觸可沾文氣，并且還包含著諸多可能的現實利益。
但是，昨天在一桌吃酒，并不妨礙他們今天又開始血腥的內部爭斗！更不會妨礙他們明天拿起扁擔鋤頭，一致對付鄰村、鄰鄉的想搶占他們利益的惡鄰。于是，我們每年都從媒體上看到了大量的爭宅基地，爭水源，爭道路，爭土地，爭礦山，爭草場，甚至僅因東家長西家短而大量流血傷亡的新聞。
這是華夏數千年來的農耕文明所帶來的本位主義以及極端個人主義的惡果。百十年前,中國鄉村還保持著最基本的倫理和秩序。但是，數十年前的那一場“造反有理”，將鄉村倫理中最后一絲溫情默默的面紗給撕掉了。從那個“造反有理”年代嘗到甜頭的王大懷們，而又恰恰遇到農村“包產到戶”、官府權威退避的大好時機，很順理成章地繼承了鄉村的政治遺產和話語權。
王大懷小學文憑，早年是“楊柳公社農技員”，屬于臨時聘用人員，后來雖然有其妻申維淑自薦枕席而成了正式人員，但王大懷也只屬于農村鄉鎮“八大員”之一。不過，這并不是重點，重點是王大懷在這期間認識了一個八桿子都打不著的親戚“表叔”，時任縣委書記王禮賢，由此，王大懷開始發跡，農技站站長、花崗石廠廠長、鄉黨委副書記、鄉長、鄉黨委書記。王大懷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在于他能夠“審時度勢”，政治敏感性強，善于揣摩領導心思、溜須拍馬。
如果僅僅是這樣，王大懷或許還難以在鄉村立起形象，立住陣腳。有鄉鎮干部總結鄉村政治，說城市那種有陰謀有想法埋在肚皮里的文雅做法根本不行，要在鄉村立足必須立威，必須粗暴必須狠辣。而王大懷的妻子申維淑和侄子高成兵便成了王大懷立威的打手，劉希海的大哥大莽在鄉上開小車，堅持原則沒給王大懷私人用車，王大懷便懷恨在心，與高成兵密謀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圍攻大莽，致其重傷住院。雖然人人都知道大莽被打與王大懷、高成兵有關，但法律因為證據不足卻拿王大懷與高成兵沒有絲毫辦法，于是，逍遙法外的王大懷及其打手高成兵的威望與形象頓時高漲。
我們有很多人善良地以為中國的鄉村政治已經進入了民主政治，因為現在有了“村民自治委員會”，但真正深入鄉村考察，起作用的并不是所謂的民主政治，而是“強者政治”，誰強誰就是鄉村的主宰。實際上，近年推行的“能人治村”換個說法也叫“強者治村”。
如果說王大懷在某些時候還能拉大旗作虎皮，偶爾行事能撓到上面的癢處，但王大懷的妻子申維淑以鄉村倫理來看，卻是“百分之百”的惡人——隨時都是一副潑婦的嘴臉，副鄉長的愛人因為進城買了一條項鏈，她看不慣人家，不但說其“穿得像青樓女子”，更是大打出手，迫使該副鄉長只得轉調他鄉；她散布謠言，讓二莽和李曉曉一家最后弄得個妻離子散，二莽不得不逃離家鄉以避開禍亂；她訛詐山民，以三片屋瓦敲詐山民三百大元，氣得山民只能以一拖拉機玉米相抵，甚至派出所出面調解都沒有效果。但是，這樣的惡人在楊柳鎮上卻活得愈來愈滋潤，鄉民們只有暗地里咒她“不得好死！”
高成兵“生性暴戾，對父母不恭不敬，好吃懶做，有時還對父母拳腳相加，忤逆不道……”曾因強奸罪被判刑五年。但是，高成兵回村之后，因為其“勇武”，被王大懷看上了。于是，王大懷在村里運作一番，高成兵搖身一變，竟然成了村委會的“高主任”。小說的這一情節，沒有農村生活經歷的人可能以為過于虛構，然而，筆者以為這種事情出現在農村是非常有可能的，特別是鄉村大門徐徐打開之后，人們崇拜的是能人與強人，而高成兵雖然道德極端低下，但在某些方面，在鄉村中也會被看成是“強人”形象。事實上，在落后的農村，犯過法，坐過牢的人，常常被人當成崇拜對象，不管他用什么手段，只要能來事的，能來錢的，都是能人。
劉希海，劉二莽，是馬建華先生著力塑造的一個具有時代特征的鄉村人物，他最早跟著父親劉樹勛在公社殺豬賣肉，后來自己走村串戶買豬殺豬，屬于最早一批嘗到了市場經濟甜頭的人，后來，他又當剃頭匠、倒賣山貨等，賺得了第一桶金。然而，品性善良相對具有“商業道德”的劉希海，不敵時代大潮，有人利用修電站拆遷機會，一夜之間便能掙數萬十數萬元。所以，劉希海混得愈來愈差，妻子離家出走，女兒在城里受騙，自己也去遠方城市打工搬家運貨為生，最后還淪為了“算命先生”，靠一張嘴騙人過著朝不保夕的日子。
劉希海及其家人，代表了中國鄉村最后一點純真，一點善良，一點傳統的倫理，但是，劉希海及其家人的命運，卻是“一曲悲歌”！這讓讀者在產生深深同情的同時，又深感無奈：為什么好人沒有好報？為什么讓我們魂牽夢縈的鄉村卻是這樣一幅讓人難受的圖景？
或許，這正是作家馬建華要達到的效果。近年，網上時有大咖或精英人物在回憶鄉村怎么怎么，鄉愁怎么怎么，民國的鄉紳又怎么怎么，就本質而言，最浪漫最溫情的鄉村生活，也就是自耕農或小地主的那種小資情調的生活，家里略有余糧，小有資產，生活有所保障，農時耕種，閑時吟詩作賦而已。然而，中國數千年的鄉村現實已經證明，精英們鼓吹的這種生活，在現實中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也是以更多的人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為代價的。一言以蔽之，傳統的美好的鄉村生活是不存在的，是靠不住的，僅僅是某些人幻想的烏托邦罷了。
而作家馬建華著筆于鄉村，或許正是基于這樣的判斷，并在這一判斷的基礎上，給出了大膽的暗示：鄉村生活的真正出路，在于沒有鄉村！農民的未來之路，在于不當農民！而傳統的鄉村倫理，也必將被現代城市生活倫理所取代。
筆者得出這樣的結論，并不是自我臆想，而是有其根據。二莽的女兒春梅在受騙后，主動融入城市生活，并獲得或極有可能獲得來自于一個城市年輕官員的真愛，這預示著前半段的鄉村生活不堪回首，但未來城市的日子卻陽光燦爛。
至此，作家馬建華寫了一部好小說。
只是，馬建華為了某種需要不得不再燦爛幾段：二莽和李曉曉和好如初，生意興隆，幸福甜蜜，王大懷被紀委請去喝茶最后入獄，高成兵受到牽連，所有人從中得到了感悟和升華。但筆者要說，這樣的結局于生活中并不存在，譬如，你年輕時本來擁有一切，但一場災難剝奪了你的妻子兒女，到了晚年的時候，又有人將你失去的妻子兒女送了回來，難道，你的一生就幸福了嗎？
美好在于平常，美好在于日日夜夜，而不在于結局。作家應該肯定的，是那種可以預期的幸福，邏輯狀態下的幸福，而不是善惡報應之下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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