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虎三
茶馬古道是四川茶葉歷史上的輝煌篇章。談及茶馬古道就不得不說到四川的康定。康定過去叫打箭爐，20世紀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的康定是聞名于世的藏漢貿易中心城市。據相關考證，康定的“鍋莊” 一詞來源于藏語，是“古咤”的音譯，為“貴族”之意。后來人們將相關貿易機構和地點統稱為“古咤”，漢譯為“鍋莊”。
康定那時的茶馬貿易中鍋莊扮演了最為直接與活躍的角色，它既是過往茶商和馱隊的食宿之地，又是貿易中介，茶馬貿易的成敗甚至也與鍋莊相關。鍋莊構成了茶馬古道上的一道獨特的風景。本文老照片為20世紀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中國學者莊學本和美國植物學家約瑟夫·洛克所攝。
茶馬古道的重鎮
中國茶葉最早興起于巴蜀。陶元珍在《三國食貨志》云：“蜀飲酒之風，似不及魏吳，當由飲茶之風特盛于蜀，茶足以代酒故也”。唐朝的《膳夫經手錄》則記載：“蜀茶南走百越，北臨五湖，……自谷雨以后，歲取數百萬斤，散落東下”；清初大儒顧炎武在研讀了古人的茶葉著述后，發出了“秦人取蜀而后，始知茗飲之事”的驚嘆。歷史上的四川一直為產茶大省，茶葉也是貿易的主要商品之一。四川茶葉歷史上，最為輝煌的篇章當屬“茶馬古道”，而談及茶馬古道就不得不說到邊城康定。
康定過去叫打箭爐，這一名稱最早源于《明史》。據說古時桑耶地方有個叫諾布桑波的人，是第一個成為商人的藏族人。他曾走遍青藏高原，最后到了木雅貢嘎東邊的打箭爐。回到拉薩不久后，他就帶著一支 500多人的商隊，用騾子馱著麝香、鹿茸和牛羊皮到打箭爐出售，換回寶貴的茶葉，還有絲綢、瓷器、煙草這些藏區希罕的物品。在打箭爐，藏漢之間的貿易就這樣開始了。
學者任乃強先生在《西康詭異錄》一書中對于上個世紀初內地商人在西康社會的活動，有著諸多生動而有趣的描摹。在任先生看來：西康尊重商人，也敬漢人，故亦敬漢商。對于漢商之所以在西康受到歡迎乃至受人敬重的原因，除了歷史與政治的原由之外，漢藏貿易為漢藏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漢藏貿易加強了民族融合與團結，我個人認為，這其實才是根本。康地漢商的作用，早已超越單純的經濟貿易層面，而全面深入到漢藏兩地社會、政治、文化、民族、歷史等各個領域，其核心人物“漢商”，焉能不受重視。
在任先生的記敘中，“西康漢善，陜人多于川人數倍，資本之雄厚，規模之闊大，態度之佳良，目光之銳敏，在康地商人中，皆為首屈。”用今天的話來講，雙方商人在西康經濟活動中，均誠信守約，加上漢商態度佳良，又頗有實力，又思想前衛、目光敏銳，這樣的商人，何時何地，都是會讓人肅然起敬的。
20世紀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作為當時西康省省會的康定，成為聞名于世的藏漢貿易的中心城市，是與上海、武漢齊名的三大商埠之一，漢藏物資大量交流，其中，茶葉交易在其中占據了中心地位。據1937年年初對康定的一次商業統計，川陜漢商，即有邊茶、麝香、赤金、生藥、皮貨、布正、綢緞、草煙、洋貨、熟藥、藏產品、紙張等13個行業共222家，資本總額大洋391.91萬元；藏商方面，大小寺廟都設有專門機構經營商業，有名的甘孜大金寺經商資本就在100—500萬銀元之間。各地土司、頭人經營商業者也不少。上世紀30年代經打箭爐輸入內地的麝香、鹿茸、皮張等藏區物資總值達2450428元，其中80％用于易茶，以30年代當吋四川省政府建設廳所書茶業調查報告也可看出，每年自川經康定而西進的茶共計一千萬包，約十萬擔，市值高達16萬元。
另據《邊政公論》第三卷《邊茶與邊政》一文介紹： 藏區的邊茶年銷售量約為十六萬多擔，其中西藏137890擔， 西康藏區約二萬多擔， 經玉樹入青海藏區約一萬多擔。川產邊茶的供給量：“清嘉靖時行打箭爐(今康定) 者10．44萬擔， 行松潘1． 88萬擔； 民國七年(1918年)茶票改為川邊財政廳制發，增為十萬八千擔； l926年增為十一萬擔，至1939年康藏茶葉公司成立， 仍按十一萬擔引額認領， 另滇茶藏銷的緊茶、沱茶每年約有一萬多擔， 經印度入藏的數量未見統計。”根據上述， 經康定入藏的邊茶， 約占整個藏區消費總量的七成。
茶葉交易在康定如此紅火，一切都和一個獨特的名詞——“鍋莊”有關，在那時的康定和西康地區，它既是一種獨特的貿易組織，也是一處獨特的建筑物。
康定鍋莊的歷史
關于康定“鍋莊”一詞的由來，一說其意為“代表”，是土司屬下各地頭人派來侍奉差役的“辦事處，隨著土司勢力的衰落和茶葉貿易的興隆，原來的鍋莊逐漸改變了性質，成為商旅云集的處所；民國時相關調查又認為，其意為“在康定所設客棧之女房東。”據相關考證，康定“鍋莊” 一詞來源于藏語，是“古咤”的音譯，為“貴族”之意。因在當地商品交易中，藏方大多由寺廟與土司壟斷，故人們將相關貿易機構和地點統稱為“古咤”，漢譯為“鍋莊”。
另一種傳說則來自民間，從明朝開始，康定一直都是漢藏交易的重鎮，藏商和漢商經常來往康定經營商業。他們趕著馱載土特產品的牛群到達康定之后，就用三塊石頭支鍋熬茶。這三塊石頭被稱為安家立灶的“鍋樁”，意為放鍋的樁頭。后來康定城里的藏族群眾在這些熬茶的地方修建起房屋，為遠道而來的商人提供食宿，這些大大小小的旅店便被改稱為“鍋莊”。
這種稱謂的演化，也與茶馬互市的進化歷史不謀而合，一方面，它扣合了經濟生活中茶馬互市從個體向規模與集約躍升的進程；另一方面，大量中轉地的出現，更直接滿足了茶馬互市中貿易發展的需要。從語言學角度而言，康定鍋莊的產生還有一個更為直接的原因：各民族之間語言不通，進行直接交易有一定困難，因而需要在民族貿易中有一種中介商人，溝通商業信息，充任商人之間貿易的媒介。
鍋莊就這樣構成了茶馬古道上的一道獨特的風景。鍋莊在康定茶馬貿易中扮演了最為直接與活躍的角色，它既是過往茶商和馱隊食宿之地，又是貿易的中介者；康定茶馬貿易的成敗，很大程度上與鍋莊的信譽和經營者的管理水平息息相關。到康定貿易的商人都與各家鍋莊有著穩定的業務關系，商人在康定經商時期，其食宿均由鍋莊主人負責供給，不計費用，主客猶如一家，關系十分親密。
那時的土特產品、藥材、羊毛、皮張、黃金和來自漢地的邊茶、綢緞、糧食、生產生活用品云集康定，堆放于鍋莊中；各民族商人在鍋莊中介下互市和交換，生意興隆，財達三江。在交易中，藏商銷售土產和購買茶葉等活動，均委托鍋莊主人與漢商交易，成交后鍋莊主人按交易包數收取“退金”（即傭金），一般每包取銀三分，更有一種傭金稱為“糖銀”，最初的確為糖果，據說從前有中介介紹買茶者上鍋莊交易時攜其孩子同來，成交后鍋莊店主會賞中介者的孩子以糖果，不想竟成為鍋莊交易的定例，再以后糖果折現為現銀，故名。
讓人不可思議的是，擔當這種“中間人”的多為鍋莊中年輕漂亮、精明能干的女子，當地人叫她們“沙鴇”或“阿加”。由于營業額往往數萬元，鍋莊的收入亦十分可觀。而康定茶商要爭取買主，也千方百計巴結鍋莊主人，沒有鍋莊主人的牽頭，茶商將一籌莫展。這就構成茶商與鍋莊的密切聯系，有的甚至互相通婚，建立姻親聯系。
鼎盛時期的康定城共有48家鍋莊，經考證，他們大多是來自明正土司的大小管家，專門為土司掌管經濟、商貿等活動。到了1939年，鍋莊還余下30余家，其中最大的便是位于折多河和雅拉河交匯處的包家鍋莊。1939年的包家鍋莊富甲一方，位居康定各鍋莊之首。每家鍋莊每年最低成交額在30萬元大洋以上，最興盛時期，如包家鍋莊曾高達80萬元。
康定鍋莊的建筑
從建筑角度而言，民國時期的康定鍋莊大多屬于民居建筑類型，鍋莊建筑與北方的四合院有些相似，小鍋莊只有一個院子，大鍋莊甚至有兩三個院子那么大。這是因為除了鍋莊主人居家外，鍋莊也是客棧，更是貨棧，是商業交易處、客貨租賃處和資金結算處，使它據有了區別于普通民居的不少其他特質。在俄國探險家顧彼得的旅行回憶中曾說，他曾見過一家規模宏大的康定鍋莊，帶有一個可容納牛馬的大院落，有一到兩個廂房用來存放貨物并作為客棧，其余房間則歸女主人和其家人所有。
據《康定概況資料輯要》記載，當地早期建筑可分兩大類，其中：鍋莊即碉屋，為石塊砌成的房屋；另一類為碉房，為石木結構，“其大者幾與市鎮等”，高級之屋金頂金瓦，輝躍數十里，其高可與巴黎建筑相頡頑。從這些記錄可以看出，鍋莊建筑起始之初，就是平民化建筑，面積不大，碉層不高，民國時期康定鍋莊的宏大，當與茶馬互市的發展與繁榮存在密切關系。
由此我們可得知，康定鍋莊一般應包括以下建筑種類：住家民居，商人客房，傭工居所，貨庫，打包分裝的空地，運輸的牲口棚，存放銀元的金庫等等，這一系列的功能，促使鍋莊面積愈來愈大，房屋越來越多，相應的建筑功能也細化與專業，比如有名的包家鍋莊，鍋莊四周高墻環繞，僅一門相通。房中有三個院子，占地4000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積達2000多平方米，房間竟多達80余間。
康定鍋莊是茶馬古道川藏線上民族貿易的代表符號。它為康定獨有，是世界獨有的一種貿易組織機構，也是罕見的一種商貿類建筑物，它獨特的形式與存在，為各民族經濟的繁榮與民族團結做出了獨一無二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