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創 2017年02月20日
■張巍
終于結束掉隨父親長年漂泊在外的生活，回到家鄉安頓下來的那個年月，我已經六歲，母親尚且年輕。
說是安定，其實只是租下了我出生以來的第一間房子，房間里一大一小兩張床，衣服和日用品一律堆在床底下，除此之外再無任何家什。即便如此，也總好過六年間，每跟著父親出差到一個新的城市就換一家最便宜的小旅店，跟老板商量開出面值稍大一點的票子，好多報銷幾塊錢的差旅費。通常一住就是一個多月，事情辦完了再換下一個地方。離開的時候跟店里的老板娘和服務員幾乎都已經混熟，她們常常用各地奇怪的口音不太標準地喊著我的名字，然后用各色糖果誘惑著逗我背詩讀報紙給她們聽。可能是父親太健談的緣故，無論走到哪里，都很快有人知道這家的女兒很聰明，兩歲就已經認識很多字，會拿起報紙來讀。只是身體出奇地虛弱，像一棵豆芽。
不記得到底走過多少地方，那些城市，那些人，因為停留時間太短，還不足以在我幼小的心靈里刻下更深的痕跡。在很多年后的現在，絕大部分匆匆而過的風景，我即使對著當年的照片拼命回憶，依然沒辦法記得起來。只剩下零星的幾個片段偶爾會浮上記憶最淺層：第一次坐輪船，興奮得不想睡覺，夜里偷偷去甲板上玩，卻被月光下濃黑卻泛著刺眼白光的水面嚇得哇哇大哭，恐懼地想象船會突然翻掉，我將被那濃黑更深處的濃黑吞噬；深冬的火車上沒有任何取暖設備，但我并未感覺到一絲寒冷，因為父親和母親都脫下了棉外套裹在我身上，我甚至有些熱，躺在母親的懷里睡得無比香甜，偶爾抬眼看見父母親臉上正掛著滿足的微笑，好像他們一點也不冷；狹窄的旅店房間里母親捏著我的鼻子灌我喝中藥，好歹喂下去就獎勵性地剝一粒糖給我，怕壞了牙齒又立刻催我去漱口、刷牙……這些記憶的殘片拼接成了我的童年，似和別的孩子不同，卻同樣地伴我一天天長大。
我從小是個體弱多病的孩子，母親說我從出生第七天便開始生病住院，此后打針吃藥成了家常便飯，住院似成了每季度必經的一道手續。所以母親很多年沒有上過班，專門照顧我。好多個夜里母親需要不眠不休地盯著我，因為我的喉嚨被粘痰堵住無法呼吸，眼睛憋得充了血，像只瀕死的兔子。母親就用手把痰一點點地摳出來，喂我一片冰糖梨子，再把屋里所有的鏡子遮起來。因為長年吃藥，我的牙齒過早地被腐蝕掉，母親用毛巾沾著牙膏為還不能自理的我洗牙齒，每天洗上十幾次，我知道母親盡到力了，但她阻止不了大量的藥物對牙齒無休止的侵襲，所以每次牙疼得要命的時候，我都忍著不哭。
母親也是細心的。再怎樣忙亂，她都不忘記用喝剩的牛奶擦一點在我臉上，所以長大以后，從一個膚色偏黑的家族出生的我，臉上的皮膚卻比身上其它部位白一些，除了在一起生活過的室友，很少有人知道我這個秘密。母親也從未忽視對我的啟蒙教育，我不生病的時候，每天跟著母親看圖片認字，讀童話書，背九九表，做算術題，所以我雖然沒有上過幼兒園，學到的知識卻并不比同齡的孩子少。
八歲那年，我終于上學了。母親也終于上班，兩個人的工資，畢竟比一個人的要寬裕一些。在學校附近，我們重新租了一套大一點的房子，有兩個房間，也是一大一小，一個窄窄的廚房，但是沒有客廳。
平淡的日子里并沒有太多故事。父親依然經常出差，而我依然經常生病。生病的日子母親便很疲憊，可是父親回來了，母親就把那些疲憊收進圍裙里，并不告訴他我生病的事情。然而父親似乎比母親更疲憊。
我病了，沒有胃口吃東西，母親買來好多花花綠綠的零食來哄我。我病著快樂了三天，于是也就好起來了。
想吃零食，我又對母親說頭怎么這么痛，不能上學去了。可是母親卻是真的病倒了，她有氣無力地掏出五角錢讓我自己去買，我換來爆米花便蹦跳著去上課了。
從那以后母親便拿我沒有辦法，沒有好吃的，我就會頭痛。我不知是母親有意讓著我，還是當真害怕我生病。反正我不管這些，我只要有好吃的就行。
生病也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我有時想。
深夜里父親的開門聲很輕，但我還是醒了。我看見父親黑黑的頭在我房門上的玻璃外面停了好一會兒，終于縮回去了。
不久，父母親開始細細地講話。我聽不大清楚，于是悄悄起身，躲在房門后面。
“家里沒什么事吧？”父親問。
“沒事，孩子很好。”
“天越來越冷了，當心不要著涼。”
“嗯，我給她穿得很暖。”
“錢還夠用么？”
母親遲疑了一下。
“工資還沒領回來呢。昨天又收電費，十幾塊呢。”
“怎么這么多？”
“是啊，冰箱用的電一度也少不得，孩子寫作業要多開一盞燈，不然眼睛要近視。”
我不知道為什么時常有人討債似的上門收電費，只知道每掏一回錢，母親就一定發一回愁，她會盯住那張收據單子仔細看很久，像做一種研究。
父親好像想起什么來了，去包里翻了一翻：“給你。”
“什么？”
“二十塊。”
“獎金？”
“車票錢。”
母親皺皺眉把錢接下了：“沒有錢，家里會盡量省的。單位給你報銷四十，你不買臥鋪，一定要坐硬座，兩天的火車，怎么熬得住啊！”
父親懶懶地笑一笑：“不累，睡一覺就好了。”
母親也笑了：“將來折騰出病來，可沒錢治去。”
看來他們準備睡了，母親卻從門縫里一眼掃到了我：“呀，你怎么不穿衣服傻站在那兒！要是明天凍感冒了，看我不收拾你！”
我溜回床上去。有那么一會兒，母親那句話總是在響：“沒有錢，家里會盡量省的。”怎么省呢？冰箱不能斷電，夜里不能沒有燈，父親不能不坐火車，我也不能沒有五角錢的爆米花呀！想來這件事上我是幫不上忙的，索性睡著了。
再醒來的時候，父親又不見了。
我迷迷糊糊地發起燒來。
母親并沒有收拾我，她把一大堆果凍、威化、巧克力和藥擺在我床邊。
然而溫度越燒越高，超過了41度，以至于我不能夠清楚地說話了。母親慌了，連夜將我抱進醫院。
終于燒成了肺炎。
針尖從手背上扎進去，藥水一瓶瓶高吊起來，我不再想吃什么零食了。高燒固執地不肯退，母親找來白酒，倒在手心里揉搓在我身上，瞬間的冰涼，但很快又蒸發、燃燒起來。滾燙中只聽見母親哭著輕輕地喊，喊的全是我和父親的名字。
又能抓起零食吃的時候我已全然不記得高燒的滋味了。針還是要打，藥也一定得吃，吊瓶一天要掛五六個小時，難熬死了。我吵著要回家，母親說：“再等幾天，要等你徹底不咳嗽了才行。”
回家那天，天晴得簡直不像話，太陽晃得眼睛隱隱地痛。我追著踩著母親的影子，一蹦就上了公交車。
空位子不少，但母親要我坐在她身上。我不肯，一定要像大人那樣獨占一個位置。
“你坐媽媽身上，我們只交一個人的錢，回去給你買好吃的，不好嗎？”
我樂了，竄上母親的腿，但母親立刻呻吟了一聲，用手捶幾下腰。
售票員來了：“一位，兩角。”
母親遞過一張是五十的。
售票員皺著眉：“沒有零錢？”
母親有點無奈地說：“只有這一張了。”
找回的一角、兩角和五角錢七拼八湊，足有滿滿一大把。
我立即高興起來：“媽，換了這么多錢！”
母親也笑了一笑，卻很苦。
家門口正貼著催繳電費的單子。我掂起腳來讀上面的數字：這個月只有四角。
母親說要省錢的話又響在耳朵里了。
“媽，太好了，我們省了這么多錢！” 我興高采烈地跳起來。
母親望著我，一個月間促起的皺紋似乎真的隨著我的喜悅而舒展開來，她放下整整一口袋的中藥、西藥和一張一張的收據，然后把一個整整的我高高地抱了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