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7年12月25日
——從格絨追美的《青藏辭典》談起
■陳思廣
以辭（詞）典的方式寫小說已不是新奇的嘗試，米洛拉德·帕維奇的《哈扎爾辭典》與韓少功的《馬橋詞典》早已名聲在外，它們在問世之初也曾引發了“小說是否可以這樣寫”以及“抄襲與借鑒”的爭鳴。如今，一切已成為過去，“小說是否可以這樣寫”也失去了爭論的意義，無論是借辭典的方式以編年拼貼的手法連綴歷史，還是以筆畫索引的形式為村寨立典，都明白無誤地向人們宣告，辭（詞）典體小說不僅可行，而且對開拓小說文體的邊界有著重要的創新意義。或者我們也可以這樣理解，小說寫作有著多樣的可能，即便是辭典體寫作，同樣存在著文體的豐富性。從這個角度看格絨追美的辭典體長篇小說《青藏辭典》，我以為正是這樣一個創作理念再實踐的體現。
《青藏辭典》共選用辭條1076個，除去重復的7個計1069，這些辭條如果依其功用大致區分的話，可以分為：（一）智性辭條，即由一個辭條或故事（段子）使其引向哲理、寓言等思考類的辭條，這類辭條約計468個，約占43.78%；（二）心性辭條，即源于宗教或與宗教意義相關聯而引發的辭條，這類辭條約計343個，約占32.09%；（三）實性辭條，即對實人、實事、實物予以呈現、釋義的辭條，這類辭條約計100個，約占9.35%；（四）文性辭條，即由文學及其性質或由之洐生的與文學創作相關聯的辭條，這類辭條約計82個，約占7.67%；（五）即性辭條，即作者寫作當時涌現的熱詞或現象，這類辭條約計44個，約占4.11%；（六）夢性辭條，即作者因夢而出現的辭條，這類辭條約計32個，約占2.99%。這些辭條以“釋義”的方式排列組合，傳遞出作者“將人生的旅途隱沒于淡若炊煙的文字，讓辭典成為一扇窗口，剪輯一路的風景和心情”及“編撰者的心靈軌跡”和從中“遙望到青藏高原隱秘的智慧河流、沐浴到來自雪域的靈性光芒”的創作愿望。從作家的創作實踐來看，應該說，這個愿望作家是達到了，文本反映了作家對現實的燭照、審思、糾結等多重復雜心理，對時代的關切，對神山、圣水、先哲、大師等的敬仰，對自身文學道路與理想的追求、困惑、焦慮與期盼以及對人的命運與人生道路的探尋與思考，作家筆下的這些辭條如：尼爾·康納德·沃爾什、伏藏、佛珠、輪回、圓滿、色達、煙供、神圣、轉世、靈童、禿鷲、掘藏、定崩桑、加持、新路海、心魔、藥王子、甲喇嘛、偈頌、仁真旺杰、九神山、仁真尼瑪、拉交羅布、阿古登巴、康巴、卡瓦格博、熱巴、丹津·巴默、格龍·洛桑旦增、尸語故事、中甸、康定、奔公甲格西、折嘎等等，植根于青藏高原，輝映出青藏高原隱秘的智慧河流與來自雪域的靈性光芒，也正如作家所說：“青藏的辭典是陽光、雪花、青草，是泥土、甘露、花香，是草原、河流和山峰，也是道路，心性和覺悟。”這無疑是作家對青藏這一文學辭典頗具典型意象的形象注釋，也是作家對辭典體小說文體探索的重要貢獻。而這種文體再開拓的文學意義，也必將在中國當代小說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筆。
進一步分析《青藏辭典》中不同類別的辭條，我們發現，作者在其中的表達方式顯著不同。在智性辭條中，作家的思路顯得比較開闊，常由辭意而引申或轉義以表達作家對這一辭條所生發的現象的認知或思考。如“婚禮”，作家在這里并不是表現一對新人結婚的場面，而是借這一辭條諷刺社會上正在漫延的以結婚為名露骨地索要財物的功利行為，當然，這其中也流露出作家對藏文化傳統正在悄然變味的隱憂。再如“領導力”，釋義為：“一個人今天成了領導，明天便成為各方面的專家。這是當下時代領導力的出眾表現之一。”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作家的寓意與指向何在。又如“功成名就”，以對話的形式嘲諷了所謂追名逐利的人，寫作手法也不盡相同。有的辭條富有哲理意味，如“騾子的腰”就“勸誡人們不要在不明真相前想得太多，也不必為沒有到來的事情而操心”；有的還有警示意義，如“洗腦”：“如果洗腦成功，軀體就是個空殼，就是行尸走肉”；有的針砭鮮明，如“報告”：“把吃過贓款的嘴巴，用污濁的油水擦試之后，坐到主席臺上‘呱呱呱呱’作廉政報告”；有的輕松詼諧，如“哦呀”“嘎麻松”等。不一而足。由于智性辭條彰顯智慧與才情，辭條作為作家馳騁思想的形象空間就具有了更高的靈活性與展示度，不僅自由度大，突破度也高，許多辭條令人耳目一新，不禁擊節叫好，有的過目不忘。如“母親”，講述了一個危境之下母親以自己的血肉之軀換來孩子平安的故事，又以“第二年，發生故事地出現了一些經幡，它們隨風將經文咒語帶到了四面八方”作結，將一個平凡母親的偉大母愛，寫得既有文學性，哲理性，也顯現出神性的光芒。在心性辭條中，作家則盡可能寫得虔誠、空靈，讓讀者在鏡中夢與夢中鏡的佛境中，感受青藏高原藏傳佛教的神性色彩。眾多辭條的選取與頗有體悟的闡述，無不讓人感受到藏傳佛教對作家的熏陶與濡染，有時也令人情不自禁地沉浸于其中。如“空性”一詞，作家釋“放”，談“業”，言“心”，繼而“法無我”至覺悟而成佛，對何為“空性”以及如何“空性”作了形象生動的佛學闡釋。伏藏，藏文是“爹瑪”。“爹”有“寶貴”和“值得保全”的意思。相傳蓮花生大士到西藏傳揚佛法后，發覺傳授有些法的因緣尚不成熟，便在離開西藏前，將很多教法、佛像、法藥等埋在不同的領域里。故指一件很珍貴的東西被埋藏于地下、河中、懸崖及意識中，最終再被發掘出來就稱為“伏藏”。作家在作品中共撰寫了三條“伏藏”辭條。第4節的“伏藏”寫嘎瑪活佛在一懸崖峭壁邊的石縫里發現一尊金光閃閃的佛像，師傅告訴他這是殊勝的掘藏緣分，于是嘎瑪活佛再次來到懸崖邊，小心地把佛像揣進懷里。“等到把石頭放進去時，他吃驚地看到奇跡又發生了：洞里像是有磁鐵似的，把石頭吸了過去。再看時，整個崖壁天衣無縫，連縫隙都找不到了。他這才明白：那是一尊伏藏品。”第14節的“伏藏”寫“大師剛坐下，蓮師的密妃益西措嘉就向大師授記道，河中的水怪嘴里正銜著一卷經文，它在正午時分就會合口，如果錯過今時，還得等一甲子六十年的時間。經文是關于憤怒本尊的修法秘本。”得此秘授，大師立即飛身上馬，躍向湍急的河流到達河心，捧回那卷羊皮紙。”第16節的“伏藏”是：“埋藏的寶貝有：物藏、意藏、水藏、虛空藏、巖藏等。最深的伏藏在內心。”可見，前兩個是對巖藏、水藏的形象描寫，富有神秘色彩；后一個則是說明，有補充性質。其實，這一點在第14節本辭條后已有較為詳盡的說明：“伏藏就是以不可思議的方式——當然對唯物者而言是無法理解的——埋藏在河中、地下、巖崖以及意識中。在某個時刻，由有緣分的掘藏師掘取出來，一般是珍貴的法本、法器等。格薩爾王故事說唱者中，一些神授藝人，就屬意藏者。”這里再次突出“最深的伏藏在內心”，顯然升華其意，也將“心—佛”有機地統一在一起，可謂心佛相一，相得益彰。在實性辭條中，作家寫得中規中矩，也較少發揮。看看這些入選的青藏高原的辭條吧——“喜馬拉雅山”“喀喇昆侖山”“布達拉”“貢嘎山”“雅魯藏布”“崗仁波齊”“格薩爾王”“德欽旺姆”“唐東杰布”“頂果欽哲”“拉薩”“日喀則”“德格”“九寨溝”等等，無不名震海內，甚至披滿莊嚴與神圣感，這自然讓作家內心升騰起對青藏高原上神山、圣水、先哲、大師的尊敬與景仰感，寫法上多為言簡意賅的介紹或平鋪直敘的闡明也就不足為奇了。當然，也有少許實性辭條如“牦牛”“珠”“糌粑”“青稞”等，是青藏高原的日常物，其中“珠”字特別且令人印象深刻，在漢語詞匯中還確實沒有相對應的詞。這反映了高原游牧民族的生活智慧。文性辭條因多表達作家自我對何為文學，文學何為以及如何為的探索與憧憬，因而寫得自在、哲理，不少辭條給人以啟迪。如“民族主義與文學”，作家借用福克納的原話，將自己對于民族與文學關系的理解明白無誤地表達了出來，即：文學是心靈的藝術，與是否屬于哪個民族或擁有哪個膚色，沒有關系。再比如“寫作”。這個辭條在辭典中出現了兩次，第12節是：“忘掉寫作，或者自以了解的一切，面對新的素材，面對新的素材探索時，用最為簡單最直接的語言來敘事。這是本真的開始，有可能最終走向壯闊的道路。”這是對文學“如何為”的思考。第19節借用奧爾罕·帕慕克的說法：“寫作是人類最深刻、最神圣的活動之一”，強調寫作的意義與人生選擇的重要性，間接回答了“何為文學”的這一命題。又比如“文學”，作家先后三次使用這一辭條，或是表現經濟大潮下文學的變異性，或是表現某些人對文學的態度，或是表達了自己對文學的理解，擴大的“文學”的辭義，也透視出作家對文學生態的隱憂。“小說的意義”則將“文學何為”作了清晰地表述：“小說的意義與人生的意義一樣，那就是快樂。真正優秀的小說讓我們接近人生的真諦，帶來生活中的快樂。傳大的小說給予我們理解人生的新方式。其實，最高的境界是超越快樂。”這既可以看作是作家對小說的理解，更可以看作是作家進行小說創作的座右銘。《青藏辭典》還收錄了一些“即性辭條”，這些因作家寫作時突涌的熱詞或現象，既是歷史瞬間的記錄，也是時代即時的印痕。如“日本·災難”，令人想起2011年3月11日發生在日本東海岸的9級大地震所引發的海嘯等毀滅性災難；“本·拉登”則是美國海豹突擊隊宣布擊斃“911”恐怖事件的主謀本·拉登的消息。2001年9月11日，911事件震驚世界，2011年5月1日本·拉登被擊斃，同樣世界震驚。還有“莫言”，這位中國大陸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成為2012年中國文壇最響亮的名字”。隨后，作家在這一辭條后面附上一句：“這一年，我也讓康巴作家走上了媒體的前臺。”這是指2012年10月30日，“康巴作家群”作品研討暨新作發布會在成都舉行。由四川文藝出版社推出的“康巴作家群書系”第一輯共6本正式與讀者見面。這些作品以濃郁的康巴地域特色，給中國文壇帶來新的欣喜和收獲。這類辭條具有偶發性，即時性，故多屬信手拈來，在看似隨意陳述中傳遞作家對這一事件或人物的看法，自然隨性了許多，也喚起人們對作家所述對象的記憶與聯想。夢性辭條是全書中出現最少但又不得不提及的一類辭條，它主要由作家的夢境產生，也是作家內心思緒的一段秘錄。這里有對親人的思念，如“父親”；有對自己文學道路的焦灼，如“捕夢”；有對生活的調侃，如“橫刀奪愛”；還有對“佛意”的靈顯，如“玉碗”等。但我印象深刻的是“奴性”這一辭條，它對缺鈣人及缺鈣時代的概括與揭示，令人贊嘆，也令人共鳴。不過，本來頗具開放性的夢性詞，作家反而寫得較為拘謹。這或許是夢境太真實所致吧。
不過，當我讀完《青藏辭典》后，我又在想：辭典如何為小說？因為讀完《青藏辭典》后，我發現自己除少量的辭條印象較為深刻外，許多辭條竟然印象并不清晰，我盡力想找出各小節內辭條間的邏輯聯系及各節的結構關系，也在頭緒繁亂的辭條面前顯得笨手笨腳。我想，辭典小說固然有辭典的因素，但歸根結底是小說，其文體雖然具有擴張性，它作為小說的虛構性與形象性也即是文學性還是應當置于首位，其間的線索脈絡也不宜過于隨性而為，而過于理性化是否會沖淡文學的形象性呢？我多少有這樣的憂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