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8年01月08日
■嚴英秀
又一次從遠方回來。
又一次，“遠方除了遙遠一無所有”。
我素無寫生活日記隨筆的好習慣。平常日子里不寫，旅行中更不會。所以，走過的許多地方，也同經過的許多人和事一樣，在腦海中不留印痕，過去就過去了。當時或曾有過的不一樣的發(fā)現(xiàn)，甚至確信自己將會銘記不忘的那種壯懷激烈，最終漸行漸遠，像童年的蒲公英，風一吹，就散了。歷史證明，我這種人的記憶是靠不住的。因此，我向來欽佩那些隨身攜帶著紙筆記下所見所思的人，但自己，卻終究絕緣于這樣的勤勉。每每讀《魯迅日記》，就想，別的且不提，就單說從日復一日的365天透析出來的明晰、完整、有序，也是多么不容易。這個偉大的人，他并不因為心境的高遠，因為思想的“生活在別處”，而放棄“直面慘淡的人生”。他對身處其中的日常生活具備了高度的整合能力，同時，讓手中的筆沖出泥淖鼓噪的當下，指向更蒼茫遼遠的所在。
說到旅行，人大抵想到的都是游山玩水，而魯迅先生似乎并不是對此有十分喜好的人。他說：“我對于自然美，自恨并無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動。”其實，他也是很去過一些地方的，只是，足跡所到之處既不能成為身心安妥之處，又無法使一個胸結塊壘的人暫時地領略到純然看風景的樂趣。在日本上野的櫻花開得最爛漫的時節(jié)，他嘆息“東京也無非是這樣”。從北京到廈門，人家介紹“山光海氣，是春秋早暮都不同”，而他只說“海濱很有些貝殼，檢了幾回，也沒有什么特別的”。從廣州幾赴香港，見識卻是“香港總是一個畏途”，“雖只是一島，卻活畫著中國許多地方現(xiàn)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伙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如此這般，先生便慢慢懈怠了“走來走去”的興致。雖有“北方固不是我的舊鄉(xiāng)，但南來又只能算一個客子”的漂泊感，但終究在上海一隅安定下來，靜默地生活，讀書，寫作。在人生的最后10年，他越來越少出門了，日記里鮮見有關旅途的記載。“整個中國都像一個墓場”，先生又能去哪里呢？但萬卷書萬里路已俱在胸懷，筆力所到之處，江山撲面，千帆盡是。
帕烏斯托夫斯基卻是個甘愿受“漫游之神”支配的人。他常常旅行，他說：“幾乎我的每一本書都意味著一次旅行。換句話，說得更確切些，每次旅行之后，我總寫成一本書。”一個作家，能如此成功地在旅行中體驗到他想要的“生活”，并且如愿以償?shù)匕选吧睢弊兂伞皶保瑢嵲诹钊苏駣^。實際上，像帕烏斯托夫斯基這樣的寫作方式并非個案，自16世紀始，歐洲文學就形成了這種游歷行走的傳統(tǒng)。作家詩人們執(zhí)著地在“茫茫黑夜漫游”，然后以手中之筆捧出廣大而真切的社會人生的“湖海”。他們的足跡和視界，為世界留下了太多真正的文學經典。在中國，浪跡天涯、云游山水自然更是古已有之的事業(yè)。哪個文人書生沒有寫過關于“行行重行行”的羈旅詩篇呢？哪個詩人墨客不是走在“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路上？夸張點說，整個中國古代文學史其實就是一部“行走文學史”。單唐一代，旖旎萬千的“山水詩派”，雄奇絕倫的“邊塞詩派”，怎一個輝煌了得！
我常自慚，生為一介女子，注定的“第二性”，情歸之處，卻偏偏是屬于另一個性別的“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欄桿拍遍，無人會，登臨意”的大飄零，那些遙不可及的慷慨悲歌。唐詩三百首，字字珠璣，但最讓我意亂情迷的每每都是“輪臺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山回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這類感覺的詩句。在我淺陋又煽情的想象里，那是個怎樣快意恩仇的年代啊！汪洋恣肆的謫仙之人李白就不用說了，就連瘦瘦的杜甫，在焚心似火枯焦了那把胡子之前，也曾擁有過南北漫游、裘馬輕狂的年少！他20歲南下吳越，24歲回洛陽，翌年又東游齊趙，30歲再回洛陽，往來偃師、洛陽間。33歲，他遇到剛被“賜金放還”的李白，兩人同游梁、宋，建立了千古傳誦的友誼。之后，又遇高適，三人北上齊魯，過歷下，登泰山，酣飲縱游，慷慨懷古。就是那樣青春作伴、指點江山的好時光，使杜甫在“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豪邁情懷中，寫下了一行行激揚的不朽詩句。后來，往日風流換成了血淚苦旅，但沿途風景依舊潤物無聲，一步步豐富著他，壯大著他，成就著他，使他成為國破家難、離亂憂患中發(fā)出時代最強音的詩圣。當瘦骨已做銅聲，行走卻還要繼續(xù)時，“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那又是怎樣一幅斷腸的情景啊！
這些發(fā)生在遙遠的行走年代的文學和友誼，這些光華萬丈的山水和人事，如今已是炫目而溫暖的傳奇。而我，在已逾不惑之年后，卻還只是一次次想象著這些令人唇齒生香的情節(jié)，一次次惘然在去往遠方的路上，然后，讓自己兩手空空地回來。是的，提煉、結晶和升華永遠胎死腹中，難以最終完成。當然，也有僅有的例外，讓行走中偶遇的感動，以文字的方式留存給自己。我之所以說留存給自己，是因為我深知我的文字和現(xiàn)下大多數(shù)同行們的一樣，對于別人，它們是速朽的。我打時間里走過，它至今未曾賜我一支神助之筆，但畢竟，我已練就了一雙識別的眼睛和作為一個寫作的人應有的自知之明。
那是幾年前的夏天，在去往鄰國的一個邊境小城里，我邂逅了那種想要寫點什么一定要寫點什么的沖動。是的，只是沖動而已，并沒有什么電光火閃的靈感和構思闖進我的腦海。但一個萍水相逢的地方能撩撥起如此的沖動，也彌足珍貴了，要知道，我是自小至今不會寫游記的那種人。
是它的靜抓住了我，那小城的靜。想象中不該是那樣的，一個進出境的地方竟然沒有喧鬧，不見躁動。一條河清清地穿城而過，河堤上，三三兩兩太過漂亮的樹以典型的亞熱帶姿勢風情搖曳著。陽光濃得像是潑灑下來，但遠近層疊的綠還是那么厚實，那么干凈，絲毫不見蔫了顏色。街上，聽不到中國任何一個城鎮(zhèn)都被裹挾其中的那種巨大的商業(yè)聲響。車和人自然是有的，但都懶懶的，淡淡的。整個小城，仿若在炎熱的天氣中睡過去了一樣。
我在細細的靜里，慢慢走過那個尖聳的綠色山峰掩映下徑自美麗的小城。我知道我已愛上了它。有點委屈，有點恍惚，突然覺得，前路，歸途，都像極了白日下的夢，惟此刻真實。一種久違的軟弱侵襲而來，我鈍鈍地在一棵開著碩大的白色花瓣的大樹下坐下。那時候，從右邊河岸的方向，來了一縷風，那么沁人心脾的風。同來的，還有我的沖動。
后來的行程中，好風景紛至沓來，而我的心里只裝著那個城。一定要寫點什么，一定得讓什么故事發(fā)生在那個小城，我對自己說。什么故事呢？我那根深蒂固的古典英雄情結于這樣靜美的所在，怕是不大相宜吧，那么，自然不外乎是愛情故事？
那是惟一的一次，旅行結束后，我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說。但我完成的并非是配得上那個美好的小城、配得上自己千年等一回的創(chuàng)作沖動的好作品。一個浪漫的女人和孤獨的男人，在縹緲之地相識，他們自以為跌進了愛情——其實，他們只是跌進了生命的不甘空虛和荒蕪？跌進了對自我靈魂的破壞、確認、救贖？你看，我這樣庸常的表達，在任何一個作家的筆下都可以實現(xiàn)。無疑，這個萌生于不可復制的旅途感受中的小說，只是我許多個不成功的作品之一。
有人說，文學之道其實就是探討旅人的途徑。是的，荏苒幾十載，誰不是人生這條路上的旅人、過客？我們貌似較長久地擁有在這個世界行走的時間，但究其實質，這和極短暫地去往某地途經某處是一樣的——浮生如寄，我們不知道下一步人生是怎樣的，就如不知道下一處風景是怎樣的。還有，或長或短，我們都會必然地遭遇到自己的盲點和限制。也許，前路上只有一種安排是可以預知的，是確切無疑的，那就是每個人都得承認自己的有限。這二者，未知和已知，是構成旅途之魅的核心物質，也是構成文學之美的源能量。
那樣的事是常常需要面對的：爬了多半的山路，寫到峰回路轉的小說，卻因為體力、心智、視界等等的原因，不得不停下來，不走，不寫。更令人絕望的是，你終于走完了，寫完了，但那些路，那些字，與你千山萬水，宛如根本沒有發(fā)生過一樣。這樣的時候，就連僅剩的孤獨也是虛妄的：你經歷了它，而它卻隔岸觀火，從未讓你收獲到與你曾無數(shù)次感受過它的那些長夜相稱的廣闊。所以，你必須又一次相信你一直在相信的東西：寫作從來都是漫漫黑夜，在無限可能中慢慢澄明，慢慢光亮，就如旅途的意義會逐漸呈現(xiàn)出來一樣——這樣，你才能重新啟程，迎向又一輪的黑夜，隔絕和封閉，空無和荒涼，而不是成長、進步，被饋贈和賦予。
聶魯達說：“我活到一定的歲數(shù)，詩就來找我了。”我不知道這樣的年歲，離我還有多遠。通常被認為是生命中最美好的那些事物，青春、夢想、熱望、激情，早已漸次揮手作別，那么殘余的光陰里，被“詩”登門造訪的概率又有幾多？“詩”之難以進入我正在經歷的生活，正如任何其他的人和事在不絕如縷地進入一樣。太多的人告訴我說寫作的人應該一定程度地遠離身邊的人群，遠離日常生活，他應該孤獨。可是，“一定程度”是怎樣一個恰如其分的姿態(tài)？日常生活的泥沼里滋生著無處不在的觸須，它繚繞你，暗蝕你，那種拖曳下沉的力，細碎、圓滑，卻又強大、堅硬，有著毋庸置疑的程式化面孔。置身其中，而又超脫于一定距離之外，斷不是我這般心性的人能完成的事吧？而人群，又是怎么可以說遠離就能遠離得了的啊，與他們愛恨糾結、渾渾噩噩的每一天，既是損耗又是養(yǎng)分，這一切構成了我之所以能證明自己的全部依據(jù)。如果遠離他們的給予和破壞，那我的“孤獨”該是怎樣失氧的蒼白？父母越發(fā)地老了，孩子正在迅疾地成長，無論是慘淡的暮年風景，還是被書包壓彎了腰的少年背影，都是我醒里夢里如履薄冰的心之疾患。還有，一份已走成習慣的婚姻，像滿城玫瑰習慣了年復一年在初春的沙塵天氣里綻放，還有，越來越不堪重壓的職業(yè)生涯……常常，在冬天的黃昏，我茫然地立在街頭，失去了家和此岸的概念。那樣的時候，我不是沒有想到過“遠離”和逃脫。然而，硬硬的西北風總是轉眼間就刮走那間歇性發(fā)作的迷夢，我惟有抱著一籃混沌暮色中已不復鮮艷的水果蔬菜，走向萬家燈火中的某一個窗口。除了走向它，我還能怎樣走向自己？我的腳步，總是急促而沉重，每一步都像是適時而至的回頭是岸，又像是走向更大的迷途。
如果，心生不出翅膀，縱是身到天涯，怕也是畫地為牢吧？
大舍才能大得，這肯定是許多偉大的人淬心礪骨的經驗，一個旅人，怎么可能將沉溺于當下與極目于遠方真正地兼而擁之？既然你確定自己的生命是為了表達那尚未傾訴的思想，發(fā)掘那正在沉睡的感情，是為了贊美大地上一切迷人的事物，撫慰黑暗中所有的心靈，那么，出發(fā)永遠是必須的。安徒生是一個一生都在路上的人。他終生未娶，漂泊不定，常常構思著童話，從一座城市游歷到另一座城市。他雖外貌黯淡，但并非沒有資格獲得愛情。在旅途中，他的善良和才思往往那么容易博得別人的好感。在一則廣為傳誦的故事里，一位叫埃列娜·葛維喬里的美麗高貴的女人，在夜行的驛車上與安徒生相逢，她深深愛上了他。而他，根本不可能不愛她。但最終，安徒生拒絕了愛情，選擇繼續(xù)做一個只以手中之筆編織愛情的“流浪詩人”。許多年后，在人生的盡頭，他說：“愛情是多么美好的事啊，但我從來沒有在愛情里生活過，因為我要童話。”
或許，這樣的“遠離”，也可以解釋為怯懦：安徒生不敢讓虛構讓位于現(xiàn)實，他缺乏在生活中真正經歷愛情的能力和勇氣，但我仍然認為這種缺乏勇氣，就是勇氣本身。如果一切可以重新開始，他要構建的人生依然如此：“我真愿只有20歲，這樣我就會在我的背囊里放上一個墨水瓶，兩件襯衫，身邊帶一支羽毛筆，走向那廣闊的世界。”
生活充滿了太多形態(tài)，但屬于每個個體的從來只能是他能抓住能擁有的那一部分。譬如我，在遠方的大海邊、沙灘上，讓赤足奔跑的歡笑聲和著水鳥的鳴叫飛向更遠的天空；在異域的歷史陳跡里，感覺到時空蒼茫、人在天涯的岑寂遼遠；或者，在一座擦肩而過的小城里，在一棵靜默的花樹下，綠色的小河突然蕩漾出心有靈犀的漣漪——這樣的事，雖時有發(fā)生，但夢一般短暫而飄忽，更像是一個象征的姿勢。真實的情況是，我和大街上太多的人一樣，被每一天的日常洪流裹挾著，來去都不由己。日子里布滿了皺褶，皺褶里盛滿了灰土，而我要做的惟有感恩，致敬，讓自己也像一粒塵埃融于所有這一切包容著我成長著我的平凡卑微的事物們中間，然后，執(zhí)著地“從塵埃里開出花來”。
杜拉斯說：“愛之于我，不是肌膚之親，不是一蔬一飯，它是一種不死的欲望，疲憊生活中的英雄夢想。”疲憊生活中的英雄夢想，說得多么好。文學之于我，亦如是吧？遠方之于我，亦如是吧？它們空無一物，卻始終給人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