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8年03月27日
■潘敏 文/圖
2016年8月9日，甘孜州博物館正式開館迎賓。它為人們了解甘孜州悠久的歷史、厚重的文化打開了一扇窗戶。你只需花數小時，就縱橫甘孜州15.3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感受甘孜州橫斷山脈地區豐富多彩的生態資源；你可以穿越時空隧道，感受遠古到近現代歷史的發展；你也可以徜徉流連獨具民俗的風情，在這座新建成的博物館里，還珍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寶貝。
博物館的前世今生
1984年，甘孜州博物館成立之初，它并沒有具體的工作內容，甚至工作場所，主要負責一些日常展覽、組織及布展工作。直到2000年，博物館建成了一座積職工宿舍和辦公為一體的綜合樓，此時博物館主要職責是保證文物的安全。甘孜州博物館新館2010年破土動工，2016年1月份，開始展陳布展工作，8月8日布展結束，8月9日正式對外開放。經過六年多的奮戰，甘孜州博物館終于閃亮登場，那些被深鎖于柜匣里的寶貝們，才第一次正式的、隆重的重見天日。
新館位于康定新城區的老榆林（原州孤兒院位置所在），一個依山傍水之地。每天，都能看到清晨的第一縷陽光照在建筑外觀聳入云霄的高碉上。巨大的梯步是展館的通道，作為博物館外圍景觀的延伸，增加了博物館主體的體量，整個博物館由此顯得氣勢渾然。梯步的盡頭，建筑主體逐漸顯現。它的外觀充分融入了甘孜州建筑的特點，以土石為主，色調土黃，氣質古樸沉著，與外觀頂部所采用的現代裝飾板——鮮艷的紅色，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形成了鮮明的視覺沖擊，現代與古老的元素在這里和諧并存。甘孜州文化是康巴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主體外觀左上角，以“康”字藏文隸書作為整個康巴文化的象征。其型制端莊嚴謹，像一枚年代久遠的印章，道盡整個康巴文化歷經的滄桑。
甘孜州博物館日常陳列主要包括“圣境”“印跡”“傳承”“信念”四個部分，展覽面積近5000個平方米，通過文字的提要、實物的展出、場景的塑造、以及聲光電的效果，打造出一所現代綜合型的博物館。當代，博物館的發展已經成為當地經濟文明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甘孜州博物館的建成，無疑為甘孜州的民族文化發展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它帶給每一位游客的精神上的饕餮盛宴。
文物背后的故事
文物，是一件件過去年代的留存。它背負著歷史的使命，承載著文化的精髓，它通過歲月流動，在時間里默默傳承，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魂脈之所在。正因為這樣，它積蓄的力量，儲存的價值，年復一年，不斷疊加。
甘孜州博物館收藏著文物數千計件。布展之初，要在眾多的文物之中選擇既有代表性，又有展示效果的文物，確實讓人絞盡腦汁。策展，是一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四年，從精心策劃到文物揀選，最后落實陳列。現在，館內所呈現出來的每一個細節，每一條線索，每一處轉承起伏，都獨具特色，讓許多前來參觀的游客眼前一亮。
文物分布最為密集的展廳，是二樓講述歷史的“印跡”展廳，從策展一開始就否定了以歷史為線索來貫穿始終。因為我州獨特的喪葬制度——石棺墓，雖然可以追溯至春秋戰國時期（大約兩千年以前），但這種喪葬制度至隋唐初期卻徹底消失了。自那以后人們又經歷了些什么呢，我們只能在斷續地痕跡中暗自推測，卻無法將這一時期更多的故事連貫起來。最終根據博物館實際情況，將歷史展廳劃分為祖先的足跡、歲月留痕、藏傳佛教的流傳、土司文化掠影、茶馬古道記憶、西康的變遷等六個部分。
當這些文物散落于展廳的每一個角落，與每一位游客不期而遇時，透過這一件件沒有生命的文物，人們仿佛跨越時空，感受著這些物品曾經經歷過的非凡之旅。同時，這也是一次頗不尋常的學習之旅。
這里陳列著時間可追溯至5000年前的展品。遠古時代人們吹響的號角聲，似乎還回蕩在展廳昏暗的空氣里，這些靜靜陳列著的歷史遺存，是人類在這里活動的最好說明。跟隨著時代的腳步向前，分布在甘孜州境內雅礱江流域、金沙江流域、大渡河流域的石棺墓有器物大量出土。這些器物器形質樸古典，除了青銅器、陶器之外，還有一些石器與之同時代共存。其中在爐霍卡薩湖石棺墓出土的曲援彎內式青銅戈和魚尾形青銅戈，此兩件文物，其器形雖拙樸，但型制卻極為罕見，成為了考古界重要的研究對象。
而新龍出土的雙耳陶罐、蛇紋銅鏡、格山銅劍均為此地出土器物中的典型代表。雙耳陶罐猶為特別，其器形渾圓，雖為手工制造卻呈現出極為難得的對稱，整個罐體散發著釉質的光澤，糅合了藝人獨具的匠心，最為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今年，它被國家文物局選中，作為甘孜州秦漢時期出土文物的代表，與眾多國寶級的文物一同亮相，參加美國大都會博物館2017年的重頭戲——“秦漢文明”特展。
歲月洗禮，青銅器曾經燦爛無比的成色早已不再。自然界所賦予的青色，早已冰封刀刃。這是歲月的積淀，在它們身上留下的重重的痕跡。
隨著藏傳佛教的傳入，喪葬制度的改變，歲月湮沒了一些痕跡。看過了巧奪天工的丹巴古碉、新龍波日橋等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精美的藏傳佛教用品陳列應不暇接。
歷史仍然在繼續，長長的卷幅，細細攤開，這是兩幅卷軸式誥書，值得細說。兩副誥書分別為明成祖朱棣、明宣宗朱瞻基給嘎瑪巴活佛的誥命。誥命均為長卷卷軸式，由藍、土黃、明黃、白、褐等五色織錦托裱而成，其內容均分兩段，前段漢文楷書，后斷為橫排墨書藏文，內容與漢文一致。噶舉派是藏傳佛教中最早采用活佛轉世的教派，在明朝庭的支持下，曾一度居統治地位，該藏品的價值在于實物真實記載了明襲元制，中央朝廷有交管理著西藏地方事務，是反對民族分裂，維護國家統一的有力物證。
鎮館之寶
從體積上來說，“虎皮帳篷”確實是館藏文物當中最大體量的一件物品。在眾多文物中，它的名聲在外。根據它的型制，人們測量虎皮圍度，訂制鋼架，四五個人同時搭建，才呈現出人們現在所看到的蒙古包樣式。這頂鑲海貝虎皮圓頂帳篷，共計108張虎皮。整體由二幅扇形帳頂，四幅近長方形帳圍，共六幅組成蒙古形式帳篷。其上點綴海貝作裝飾，帳主體為虎皮面料，間有豹皮、獺皮、駱駝皮等，有紅色粗棉布里襯。
然而這樣一件寶貝，到底是屬于誰的呢？它到底是用來做什么的呢？一時眾說紛紜，通過翻閱各類史書，查閱理塘縣志推測，此頂帳篷由大施主丹增曲吉贈送給長青春科爾寺（理塘寺），極具宗教和政治意味。丹增曲吉，即明末清初衛拉特蒙古和碩特部首領——固實汗。1638年，固實汗至拉薩會見五世達賴，獲固實·丹增曲吉(意“佛教護法王”）尊號。傳說此頂帳篷通達天威，震懾天地，同時也是身份、權勢和地位的象征。幾經輾轉后歸毛埡土司所有，久旱之時，搭建其于毛埡草原之上，進行祈雨之佛事活動，日常用于念經、祈福、祈愿蒼生平安等宗教活動。2014年，“虎皮帳篷”走出甘孜，參加了“圣潔甘孜走進北京”的活動，引得各大媒體爭相報到，京城百姓爭相前來參觀，一時轟動京城。
和虎皮帳篷一樣，這之前，為保證文物安全，所有的文物都是束之高閣。按照博物館嚴格的出入庫制度，除了庫房管理員在日常工作中，能夠接觸到文物外，人們揣度、猜測，無法一一目睹他們的真面目。而如今，每一件真品就放在博物館里，傳達著歷史的信息，透露出藝術的價值。人們僅僅透過一扇玻璃，就能靜靜地欣賞這些國家的瑰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