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8年04月10日
■朱美祿
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似乎和罵風馬牛不相及；文章又是情志的表達，而人稟七情，喜怒哀樂誠于中必形于外，似乎罵又可以理解。
作者性格不同，類型各別。謙謙君子，克己復禮，文章多溫柔敦厚；狂放之士，不拘于禮法，文章難免嬉笑怒罵。西哲說“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是對于文章可罵與否，中國文人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黃庭堅本是著名詩人，對詩歌有獨到的認識，他在《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后》中說：“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于廷，怨忿詬于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假如因詩歌“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則“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在黃庭堅看來，詩歌本質上是人之情性的表現，但詩歌的傳達不能過于直露，所以“怒鄰罵坐”“訕謗侵陵”并不符合詩歌宗旨。黃庭堅身為“蘇門四學士”之一，卻對蘇軾嬉笑怒罵的文風頗不以為然。他在《答洪駒父書》中說：“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洪駒父是黃庭堅的外甥，黃庭堅有感于蘇軾“烏臺詩案”因文獲罪，所以諄諄告誡他不要步蘇軾后塵，以免蹈其覆轍。
袁枚對文章之罵態度很復雜。一方面，他認為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只是個傳說。《隨園詩話》中說：“太白斗酒詩百篇，東坡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不過一時興到語，不可以辭害意。若認以為真，則兩家之集，宜塞破屋子。”在袁枚看來，嬉笑怒罵隨意寫出來的并非好文章，好文章都是認真改出來的，“人功未極，則天籟亦無因而至；雖云天籟，亦須從人功求之”。另一方面，據《小倉山房尺牘》記載，袁枚在和王夢樓討論“今之后生，喜謗前輩”時，曾以“山膏如豚，厥性好罵”相類比，認為罵不罵“直是人禽之辨”。山膏是神話傳說中的一種怪獸，狀如豬，好罵人。《山海經·中山經》記載道：“苦山，有獸焉，名曰山膏，其狀如逐，赤若丹火，善詈。”在袁枚看來，文章含譏帶罵，作者簡直與禽獸無異。
嚴羽在《滄浪詩話·詩辯》中批評宋代末流詩人“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為詩”。“以罵詈為詩”的創作模式有悖于詩道，所以嚴羽認為“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可謂不幸也”。其實，這不僅是詩歌的不幸，也是詩人的不幸，因為詩人在道德上已經自污了。元好問也認為“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在他看來，詩歌寫得好需要有學問，而俳諧怒罵則不宜入詩。
魯迅的雜文汪洋恣肆，嬉笑怒罵，但是魯迅認為“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戰斗的作者應該注重于論爭，并確保“自己并無卑劣的行為，觀者也不以為污穢，這才是戰斗的作者的本領”。魯迅告誡作者須存一份道德上的崇高感，而辱罵則屬于丑陋卑劣的行徑；魯迅要求文章具有感染力，而罵詈成文則使得文章的感染力蕩然無存。
同樣是針對蘇軾發評論，葉燮與黃庭堅的觀點正好相反。他在《原詩》中指出：“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于筆端，而適如其意之所出。”在葉燮看來，只要表達得恰當，罵一罵也無妨。劉熙載在《藝概》中指出，“文家不以訾甗為棄取”，似乎文人吊詭莫測，其詆毀和贊譽的話根本不可信，有時候詆毀的對象恰就是師法的對象。劉熙載舉了幾個例子，“柳州作《非國語》，而文學《國語》；半山謂‘荀卿好妄’‘荀卿不知禮’，而文亦頗似荀子。正如東坡所謂‘我憎孟郊詩，復作孟郊語’”。劉熙載貌似騎墻派，其實他的主張可以構成對葉燮的聲援。
旗幟鮮明地認為詩可以罵的，當數鄭板橋。他曾說“隔靴搔癢贊何益，入木三分罵亦精”。鄭板橋認為詩歌只要寫得入木三分，剛健有力，表現準確，富有感染性，就是“罵”也比隔靴抓癢的“贊”好。需要指出的是，鄭板橋石破天驚、異于常流的觀點，充分證明了他的文學主張具有包容性。
趙冀在《甌北詩話》中說，罵詈習俗的形成與“江湖詩派”大有關系；魯迅也指出“中國歷來的文壇上，常見的是誣陷，造謠，恐嚇，辱罵”。但是中國古代向來注重詩歌表達的節制，主張“主文而譎諫”，要求“發乎情，止乎禮義”。再說，文藝作品作為一種美的存在形式，對罵詈規避也是有必要的。因為這樣既免得作者染上不道德的污點，也捍衛了作品的純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