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8年08月01日
◎胡沛萍 張娜
《風馬》中有一股巨大的情感力量和精神力量。而這股巨大的情感力量和精神力量就潛隱彌散在作者以“佛”一樣的目光觀照筆下的人事萬物，以釋然的態度和情懷看待紛繁復雜的人事的悲憫情懷中。同時，這股巨大的情感力量和精神力量還蘊藏在小說所營造的一種透徹心扉的真實感中。
如果說對瑣碎、平淡生活的細致描繪，表現出的是作者對底層民眾生命存在的深刻體察；那么，對普通身上所表現出的生命態度、生活觀念和行為方式的描寫和揭示，則反映了作者對人性的深刻認識和體悟。而這種認識和體悟則往往具有一種超越時空的高遠視界。在小說中，盡管具體的故事情節帶有特定的時代、空間局限，也就是說它們都發生在特定的時空之中，是有特定的事由引發。但體現在事件或人的行為中的生活內涵，卻超越了事件或人的行為本身，帶有一種恒常的普遍屬性。小說中人物的許多人的行為和處世態度絕不僅僅是某種特定情勢引發的偶然表現，而是具有普遍的人性基礎。可以說，尹向東在《風馬》中著力表現的就是這種恒常不變的人性和超穩定的心理意識。
與作品著力反映和揭示康定人穩定的心理結構和處世態度相適應的是，作者敘事態度上的平和自然和敘事視界上的開闊超然。用同情、寬容、慈悲的態度和情懷來對待、包容筆下的人世與紛爭，是《風馬》這部小說所堅持的敘事理念。而這也是這部小說最值得關注的地方，因為小說巨大的藝術感染力和穿透力也源于此。
《風馬》敘述上的平和自然主要體現在人物描畫和敘述者對小說中人物的態度上。當然，整部小說并沒有著力塑造性格鮮明的典型人物，只注重用細致入微的自然筆法把人物放置在生活流中加以呈現。這里的自然筆法指作者態度的自然平和，不對人物進行理想化的提升和設計，不對筆下的人物做任何道德評價，即使是那些看上去大奸大惡的人，作者也很少用既定的道德準則和倫理規范進行人格與品行方面的優劣評判，而是超越了既定的是非善惡的道德藩籬。在《風馬》中出現了許許多多的人物和事件，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大大小小的利害關系和利益沖突、矛盾糾葛，事件中也包含著各種利害關系，但我們卻幾乎看不到作品對任何人物的善惡評判，看不到作品對任何事件的是非臧否。作者完全用一種平和超然的敘事態度對待出現在康定大地上的人世紛爭，并引導筆下的人物走向更為開闊的生活天地。仁澤民、仁立民原本是懷著復仇的欲念逃離草原來到康定城的，他們最初的目的是等到自己足夠強大時返回草原，完成父親臨死時留下的遺愿。但他們卻并沒有把為父親報仇的意愿牢記在心，而是隨著歲月的流逝逐漸淡忘了父親的遺愿。尤其是弟弟仁立民，始終對復仇心懷疑慮，也從不把它當回事。兄弟倆復仇欲念的淡化，是歲月對人的仇恨這種妄念的改變，也是作者試圖通過時間的流轉來化解人物內心的仇恨。于是，兄弟倆沒有把復仇當做唯一的人生動力，即使總是把復仇放在心上的哥哥仁澤民，最后也放棄了報仇的念想，而弟弟則把扎根康定當做生活的主要目標。即使是在面對“仇人”時，他們雖然情感上有些憤恨，但卻始終沒有動手。他們之所以沒有動手，是因為那幾個所謂的“仇人”，對過去的仇殺根本不了解。小說中的一個細節，充分顯示了作者所秉持的超然的敘事理念。這些所謂的“仇人”聽說兄弟倆來自朵翁瑪貢瑪草原，把他們視為老鄉，并為此感到異常興奮，在弟弟的婚禮上飲酒唱歌。這個細節具有很大的象征意味，它暗示，所謂的“復仇”是沒有依據的。這么多年過去了，當年的仇殺早已隨時間的流逝飛灰湮滅了，后來人已經無法回到當年的現場，歲月已經化解了那些所謂的“仇恨”，新的現實等待著現在的人們去重新面對。這是尹向東在《風馬》中對康巴大地上關于“復仇”這一具有深厚傳統的民族習性所作出的回應。他試圖通過自己開闊的生活視界、歷史視野和平和寬容的敘事態度，引導人們跨越陳舊的倫理道德規范。如果能夠聯想到康巴人復仇觀念和行為動機產生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我們就會更為清晰地感覺到尹向東在刻畫這兩個人物時抱有的平和、超然的敘述態度，以及同情、悲憫的美好情懷。
對于仁澤民這個草原漢子，尹向東平和、寬容、超然的態度還體現在另一方面，那就是對他生活處境和行為方式的理解與同情。仁澤民帶著弟弟逃離草原后來到康定，生活過得非常艱難，但依靠康巴漢子身上所具有的那種耿直、樸實的行事作風，他得到了身邊人的賞識，因此逐漸過上了相對富足的生活。此時的仁澤民已不再是那個在城市里茫然無措的草原漢子了，他開始追求一種享樂的生活。除了不停地喝酒外，逛妓院成了他生活的一項重要內容，他甚至都住在了妓院里。小說是通過弟弟的眼光來觀察仁澤民的這種看上去“墮落”不堪的生活方式的。對于這樣一個時時惦記著父親遺愿的康巴漢子，卻在生活的漩渦里走向“墮落”，看上去實在難以理解。按照一般的情感邏輯，作為弟弟的“我”一定會對此感到異常憤怒，因為哥哥始終在提醒自己：不要忘記仇恨，等足夠強大時一定要返回朵翁瑪貢瑪草原，為父母報仇。但尹向東并沒有讓作為敘述者的弟弟按照憤恨的情感邏輯去講述哥哥“墮落”的故事；相反，在弟弟的眼中，哥哥是一個值得信任的、真正的男人。他明知哥哥經常流連忘返于妓院，并與其中一個妓女相好，但他并沒有為此而痛恨哥哥，也沒有為哥哥的這種行為感到羞愧、難過，反而是常常為他的生活感到擔憂，總是祈求他能平安無事。在對這一人物的敘述中，尹向東完全過濾掉了世俗層面上的道德評判，他只是讓筆下的人物按照生活的本來邏輯運行在他們的各自的生活軌跡上。其實，即使那些在歷史舞臺上興風作浪、玩弄權謀的“奸詐”之人，尹向東也沒有以先入為主的道德標準做好與壞的定性判斷。在他筆下，這樣的人物同樣是特殊生活境遇的產物，他們因此也具有復雜的性格特征，自然也就不能以既定的倫理道德加以評判。比如民國時期曾經把持過康定的政府官員陳遐齡。這位政府官員因多年混跡于官場，又適逢亂世，自然比較看重手中的權勢，行為處事本能地會顧慮他人對自己權勢的覬覦。因為日月土司在康定勢力頗大且影響深遠，對他造成威脅，他自然為此而深感不安。老謀深算的陳遐齡利用計謀把日月土司抓入監獄，導致日月土司越獄時不慎死亡。陳遐齡的這種做法顯然很是卑劣，小說通過敘述者“我”表達了不滿。但作者并沒有把這個自身也是一個身不由己的歷史人物徹底丑化。在隨后的敘述中，作品講述了關于陳遐齡的另外一個故事。即陳遐齡大義滅親，槍殺自己外甥陳軍的事件。陳軍仗勢欺人，到處作威作福、欺凌弱小。陳軍為了一個女人而與他人爭風吃醋，并膽大妄為地開槍打死了對方。聽到消息后的陳遐齡趕到現場，毫不猶豫地當眾槍斃了陳軍。陳遐齡大義滅親的行為自然有其穩定民心，獲取康定民眾的支持，樹立自己威望的目的；但小說對相關故事的敘述，主要強調了陳遐齡在民眾心目中大義滅親的一面，其形象為此而有了亮麗的光彩。從對陳遐齡的描述可以看出，作者講述人物故事，描繪生活現實，并不是為了分出是非對錯與高下優劣。對于尹向東來說，以平等溫厚的眼光觀察生活中的人世紛爭，以寬容的態度對待一切生命，是他所遵循的敘事理念。他的這種敘事理念在小說的另一個人物江升那里體現的最為集中、完整。可以說，江升就是作者為表現自己的敘事理念而特別設置的形象代言人。
江升不是小說的主要人物，所占筆墨也不多，但江升卻是小說中作者情感寄托最為顯明、集中的人物。他的所做所為，他的所思所想，他體現在個人行為、思想觀念方面的性格特征、人格品性，與作者在小說中所通過各種形式的敘事所傳遞的藝術精神是相一致的。在此意義上，我覺得這個人物就是尹向東按照他的精神意念為自己設置的形象代言人。江升是日月土司的大兒子，是土司的第一任夫人所生。在他下面還有土司二太太所生的兩個弟弟江科、江芳。因為牽涉到土司權位的繼承問題，二太太出于私心讓江升到離康定很遠的牧區去生活，以免他對自己的親生兒子造成威脅。江升雖然有些不舍曾經熟悉的康定城和生活在一起的家人，但他似乎明白二太太的意圖，也就欣然接受了家里的安排。到達牧區后，江升潛心修學佛經，打算做一個一心拜佛的出家人。但時局的混亂總是擾亂江升的人生計劃，使得無法遠離世俗，他不得不時時涉足家庭事務和關心時局。盡管如此，江升并沒有對世俗的種種誘惑產生任何貪欲，更沒有對風波不斷的世俗社會產生怨恨，即使是面對自己的父親被人陷害不幸身亡，家族勢力不斷衰落的嚴峻現實時，他依然保持著難得的冷靜，把悲苦埋藏在心底。對于眼前發生的一切，對于自己所經歷的一切，他都以平和安靜的心態坦然處之，他心中唯一思忖的是如何減輕家人的憂慮、恐懼，任何讓周圍的人們少受些磨難。因此，盡管他想成為一個出家人，希望不再置身于世俗事務之中；但當家里有事，別人需要他幫助的時候，他還是會設身處地地為之著想，為他們奔波。他原本打算去拉薩朝圣，但隨著江科、江芳兩個弟弟的意外去世，在二太太的再三勸說下，他放棄了朝圣的打算，回到家里擔負起了維持家族事業的重擔。在重新回到家里這件事上，江升表現出了令人敬佩的高貴品格。他不計前嫌，對二太太為了自己的親生兒子把自己派送到遙遠牧區的自私行為給予了諒解。他接受二太太提出的讓自己與弟弟妻子結婚的建議，并在二太太臨終之前舉行婚禮，以便讓她安心上路。之后，他自學藏醫，免費為家庭困難的病人治病；為了避免無辜生命的死亡，他接受政府的建議，利用自己的身份、影響勸說草原部落與政府和解。江升是小說中唯一一個在人格品性與道德上沒有瑕疵的完美形象，他就是一個慈眉善目的和平使者，一個超然物外、境界高遠的道德楷模。他的為人處世，他的精神觀念，他的慈悲為懷的悲憫情懷，正是小說敘事所要遵循和宣揚的。
《風馬》中有一股巨大的情感力量和精神力量。而這股巨大的情感力量和精神力量就潛隱彌散在作者以“佛”一樣的目光觀照筆下的人事萬物，以釋然的態度和情懷看待紛繁復雜的人事的悲憫情懷中。同時，這股巨大的情感力量和精神力量還蘊藏在小說所營造的一種透徹心扉的真實感中。作者沒有對生活做任何的提升或降格，沒有對人物做任何的美化或丑化。生活里的生命個體只是按照最基本的生存邏輯，最基本的生存本能在運行著自己的生命軌跡。沒有過多的奢望，沒有遠大的人生理想、抱負，如果說有，那也僅僅止于過上穩定的生活而已。事實上，對那些匍匐于生活底層的普通人來說，這是無法超越、不可逃避的真實生活境遇。他們是貼著地面生活的那群人，他們每一個人都是生命河流中的一朵隨波逐流的浪花，他們一起匯合成了生活的洪流。在永不停息的生活洪流中，他們并不起眼，但卻有著頑強的生命活力。他們像野草一樣，只要扎下根系，就會頑強地破土而出，即使在最貧瘠的土地上也要努力地吐出嫩綠的小芽。最重要的是他們始終沒有放棄對生命的渴望與珍惜。這是生命源源不息的根本所在。當看到小說中的小人物八斤和桂枝這對夫妻對待生活的態度和方式時，我們會更為深刻地感受到尹向東對康定人所持有的那種倫理態度的藝術力量。
八斤和桂枝這對苦命夫妻可謂是天生一對。苦難的命運讓他們相遇相親相愛，組建了一個簡單、窘迫卻溫馨的家。結婚后兩人恩恩愛愛，生活上倒也過得去。唯一的問題是八斤喜歡賭博，這給原本拮據的家庭帶來了不小的麻煩。對于八斤的好賭，桂枝雖然不滿，但卻沒有撕破臉皮與他鬧翻，她的想法就是如何讓八斤戒賭。后來八斤在經歷了討債人的“懲治”后，發誓言不再去賭。兩人開始過上了比較穩定的生活。兩人間的故事不曲折、無懸念，但從表現作者所持有的敘事理念和揭示生活真實的層面看，卻是小說中相當精彩的一個片段。
一個男人、一個女人、一條狗，因某種缺失，達成了特別融洽的關系，彼此相依，共生溫暖，成為康定一個獨特的家庭，這就是八斤、桂枝和森格。
這些平凡的人講述的就是他們一生都在過活的日子。其中透露出的五味雜陳的生活意味是那樣的深長醇厚，而當事人博大開闊的生活胸懷，又讓人如此感動、欽佩。這是生命之水無窮無盡的根本所在。尹向東筆下的康定人就生活在這樣一個生命群落里，這個群落有著屬于自己的生態體系。生活在這個群落中的人們有著自己的生活運動流程和生存邏輯。它周而復始、生生不息，像折多河的流水一樣，日夜奔流，永不停息。它的所有歡樂與悲哀、輕快與沉重、幸福與苦痛、渴求與失望，都融匯在折多河的流水聲中，隨波而去、傳向遠方。《風馬》就是折多河流淌出發出的聲聲嘆息。這嘆息中沒有哀怨、不滿、憤懣，有的只是對無盡生命的接納與體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