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8年10月24日
《王的奴》片論
溪沙縱馬。 王慧 攝
◎劉曉林
冷不丁的，旦文毛向讀者奉上了自己的長篇處女作《王的奴》，事先沒有任何征兆，便像一株樹站立在青海玉樹的草原上，枝干挺拔、枝葉婆娑，搖曳生姿，成為一道炫人眼目的風景。康巴才女旦文毛曾以詩歌寫作為人熟知，卻少有人了解她為小說創作默默地作了長期準備，這部潛心創作多年的長篇小說于2016年問世，那蓬松舒展又針腳綿密的敘事，充滿毛茸茸質感的藏地風情描述、勃郁的想象力，以及詩性靈動的語言顯示了作者駕馭長篇小說文體的良好能力。小說甫一出版，便引人注目，旋即獲得了青海省五個一工程獎，得到了專業評論者的認同與肯定。對這部作品進行整體評價并在藏族漢語文學寫作發展的脈絡中確立其價值，為時尚早，這需要公正的時間加以檢驗，但《王的奴》是當下康巴文學創作中一個獨具特色的文本，則是一個無須猶豫的判斷。
對于文學閱讀者而言，與佳作邂逅是一件讓人心生愉悅的事情，但《王的奴》并非一個能夠輕易走進的世界，如果對于藏地民眾的生活習性、思維方式、精神品質缺乏必要的了解，很難切入小說的內在肌理。這不是一部借助邊地傳奇、奇風異俗、愛恨情仇等元素供人消遣休閑的小說，而是通過一個地處草原腹地的半農半牧藏族村落日常瑣屑生活圖景的展演，與在超現實層面的“王的奴”尋找自己五官和肢體的魔幻故事雙線交織，對人性進行深度探究的帶有濃重哲理意味的作品。有別于有著明確時代規定性，將觸角伸入社會生活的多層面以期獲得宏闊感與史詩品質的長篇小說寫作，《王的奴》著眼于從歲序循環的相對凝固的時空環境中講述一個康巴世居村莊蕓蕓眾生的生老病死、勞作經營、飲食婚姻、民間信仰等等“地方性知識”，凸顯村莊的性格及其村民的精神向度，滲透著藏民族獨特的生命意識和生存邏輯，借此考量人性的迷失與回歸的問題，這種敘事策略使得用中心與邊緣、現代與傳統、世界與民族等二元沖突融合的視角解讀文本幾近無效，雖然這是闡釋邊地少數民族的文學寫作慣常遵循的又屢試不爽的成規。事實上，自上世紀80年代，藏族漢語小說寫作勃興，經歷了追逐主流文學敘事，到受文化尋根潮流影響以及與拉美魔幻文學遇合而力圖在寫作中“發現本土”，再到克服影響的焦慮、拒絕“族裔文學”封閉的自我認同和“邊地心態”、還原真實藏區的一個過程。在這一不算短暫的過程中，藏族作家完成了由《格薩爾》代表的悠久敘事傳統向現代敘事的轉變，建立了足夠的經驗與自信，已經不再需要借助“他者”的參照來確認自己寫作的理由，避免諸如本土與世界、中心與邊地等既定的思維模式的介入對自足自為的民族原生態生活的簡單隨意的切割，以一種類乎書寫民族志、風俗志的態度展示民族生活的完整性和民族精神的真實性。這種用“族內人”的眼光書寫本民族生活的創作傾向，已成為潛在的潮流，青海玉樹藏族作家群似乎集體性地順應了這一流向，旦文毛置身于此，專注于自我族群生活形態和精神世界的深度描摹，成為自覺的選擇。
《王的奴》的寫作，源自旦文毛的故鄉生活與童年記憶。在“后記”中，說到某一年的7月，她回訪了闊別快40年的故鄉，那天天降大雨，按照故鄉冉吾莊人的說法，這意味著會給出門人帶來福運。冉吾莊的房屋、院墻、臺階都是石塊壘成，作者的舊日記憶全部與石頭有關。石壘的村莊依舊，只是已然破敗，僅存的四戶人家已經不知道“我”是誰了，也無人“笑問客從何處來”。但作者依然從荒蕪卻不失堅毅的村莊中，感受到了一種溫暖，因為這是自己的臍血之地，是自己的生命之根深扎的原鄉。作者想起幼年時的夜晚，在昏暗的煤油燈下，家人圍攏在一起，聽舅舅誦唱《格薩爾王》的故事，正是在英雄傳奇中那些超自然的神跡故事讓她產生了在手中長出一個人的幻覺。在作者情意綿綿的敘述中，可以清楚感覺到《王的奴》的寫作動機產生于旦文毛面對鄉土的那種哀婉與感恩、憂傷與溫暖相互交織的心緒，根源于流淌在鄉親鄉鄰口唇間的民間歌謠、史詩和靈異故事對自己心靈的濡染與仿佛神諭一般的啟示。
紀念甚或祭奠記憶中的故土的意圖在《王的奴》中體現得很明顯，旦文毛用自己故鄉村莊的名字“冉吾”為小說描述的村莊命名。按照藏民族萬物有靈的觀念，這個石頭壘砌的村莊當然也是有靈魂的，是有機的生命個體，旦文毛試圖用小說的方式把握這一獨立自足的生命體的生命體征、精神氣質及脾氣習性，繼而去透視與村莊息息相關的村民的心靈世界。還原村莊自足的生活形態和生命形式的內在追求，決定了小說《王的奴》的時空關系。巴赫金在論及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時，討論過受傳統田園詩影響下的鄉土小說敘事，祖祖輩輩生活在同一個地點，每一代每一個人的生活是有局限性的，和外界殊少聯系的空間關系極為密切，因對特定地點的附著性，與自然節律相統一循環往復的生活形態沖談了時間的界限，個體以及代際之間沒有明晰的分野，而是渾融一體。巴赫金的理論給我們的啟示是，在一個時間循環的封閉空間中，片刻就是全部歷史的表征，個體代表了群體的特征。以此觀點審視《王的奴》，小說的時間或者說是時代背景是模糊不確定的，與外界隔絕的村莊與村人依照著世代積淀而成的生活邏輯和處事原則在固定的軌道中行走，其間的紛爭、怨懟，溫情與憐憫都源自心性與慣性。巴赫金還就時空體的藝術意義進行了評述，認為時空體“是時間在空間的物質化”，“小說里的一切抽象的因素，如哲理和社會學的概括、思想、因果分析等等，都向時空體靠攏，并通過時空體得到充實，成為有血有肉的因素，參與到藝術的形象性中去”，《王的奴》所設置的時空關系，作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一方面凸顯了現實中故土和文本中人物活動地理空間的“冉吾莊”的精神骨骼，另一方面是通過對村莊的抽象化與符號化，寄寓作家有關人性、生命的哲理思考，給文本植入了寓言的元素。
相比通過一幅幅日常生活圖景的鋪陳所傳遞的鄉愁，旦文毛更著意于對生長于斯的鄉人們精神世界的挖掘，透視其人性的殘缺。對于人的各種欲望的膨脹導致的善良人性被傷害的描述成為《王的奴》重要的內容。索波·央周是冉吾莊最有權勢和財富的人物，年輕時不屑于父親精雕細刻銀器積累財富的緩慢，進行多種商業經營，迅速成為本村的首富，在他的心目中擁有更多的金錢和女人就是自己作為男人最大的成功與榮耀，他在引誘諾龍——一個長著疤癩頭，時不時會呲出口水的放牧孩子，這個不起眼的小人物因被打成齏粉的“王的奴”寄身他的左手掌而被人關注——說出手掌長著“東西”的秘密時，拋出的誘餌便是金錢、女人兩件法寶。“他經歷的女人像他換下的腰帶，不知這是炫耀還是吹噓，或者介于兩者之間，老少遍嘗的樣兒，在他的思慮里，活一生什么都嘗試才不枉男兒身”，正是在這種意識的支配下，他把男人與女人的關系同樣視作了生意，當他在情欲與物欲中消磨了大半輩子之后，在熱桑貢布深山坐禪的禪師道出了他人生的欠缺，因為滿足貪念而喪失了忠實，一切極易得到，也就容易散去，盲目的貪欲使他獲得了本不屬意的東西，因此要付出憂郁而死的代價。禪師的話語猶如判詞，指出索波·央周沉浮于欲海是由于喪失了取予有度的界限，攫取揮霍，目迷十色，由欲壑難填之因導致本心紊亂之惡果。
小說中還寫到一個努力改變自己的生存處境充滿心機的人物青美多杰。他本是索波·央周的看門人，經常受人奚落，因長相的緣故被人叫作 “羊頭”。管家卓拉帶有侮辱性的連續五次把他的爛皮襖扔到主人房屋的廊柱下，這早已超過一般人忍耐的極限，而青美多杰卻面帶笑容地承受了，這讓管家覺得這是一個不一般的人。他的隱忍不發，是渴望站到主人家的木梯上，哪怕是最低一級，也意味著自己脫離了下人的地位，有了上升的通道。他處心積慮設計了與女主人措吉見面的機會，并成功地讓措吉了解了自己的能力，繼而填補了前管家卓拉命喪爭戰之后留下的空缺。為了鞏固地位實現野心，他用身體籠絡女主人，當索波·央周對他們的私情有所察覺時，他陷入惶恐之中，從此，內心不再安寧，對尊貴身份、地位的覬覦，讓他迷失了自我本性。小說中的代代卓瑪，當她名字還叫做“瓊瓊”時候，傳說中，她是山靈的女人，超凡、神秘，在不知是“她擺脫了山靈還是山靈擺脫了她”之后，易名代代卓瑪，由此變成了一個物質化的女人，她在短暫抗拒索波·央周的糾纏之后順從了他，她知道攀上了這棵大樹才能過上所希望的富足生活，她利用美貌換取財物，懂得在任何場合將自己置于王者的地位的價值，她把從奶奶那聽來的“有財的財奴，沒財的人奴”這句諺語理解為這是兩種天壤之別的境地，愿意做財奴，絕不做人奴。從“瓊瓊”到“代代卓瑪”，是一個由女神而神女過程，是一個逐漸剝離神性墜入凡塵追逐物欲化狂歡的過程。
在小說中，作者有意識地把人物的行為與事件的動因歸結為深藏于人心的占有欲望，無論諾龍的阿媽講的故事里那個已經有99頭牛還想得到窮人一頭牛的富戶，還是兩水九龍坡人為得到諾龍手中的“什么”而引發的兵戎相見，無一例外呈現的是深陷欲望泥淖中不能自拔的畫面。《王的奴》對種種人的欲望即貪念書寫，實際上是在拷問人心與人性，諾龍阿媽說“人心是空的”，不斷地充入各種各樣欲念，“是滿不了的器囊”，這顯然指向了人之本性，是人性中趨利避害的本能決定了人的現實選擇，人無法與貪欲隔斷聯系，幾乎是一種宿命。因藏傳佛教的流播，藏族文化中有著鮮明的佛教文化色彩，規約和影響著信眾的日常生活和行為方式，旦文毛顯然借助了藏傳佛教中“貪欲”觀點，來透視筆下人物行為與人之本性之間的關系，并且尋找著解脫、救贖的路徑，在她看來，凈化人心才是破執之道，小說中灰頭格來說“洗干凈的是凈嗎？心干凈才是凈”，《維摩詰經》中言“欲得凈土，當凈其心”，講的正是這個道理。清除蒙在人心上的污垢，還其本來面目，使自己成為自己而不是被情欲、物欲驅使的非我，才能得到心靈的寧靜，小說中晚年的青美多杰回顧自己的一生，希望自己還是青美多杰，他的眼角滴下了一滴淚水，不是悔恨，而是臨終之際終于認識了自我，百感交集心境的流露。
與那些在欲海中苦苦掙扎的人們不同，在小說文本結構中占據核心位置的人物諾龍，則天真未鑿、純粹善良，保持了自己潔凈之心。他“是一個知道水不開又沒多少牛糞可供水開時，可以把壺中的水倒掉一半，然后燒水喝的人”，量力而行，隨遇而安，這種行為與索取、貪念絕緣，因此，他的想法時常與其他人的想法“不在一塊草地上”，所以，他是冉吾莊一個異樣的人，雖然貧窮弱小的他，經常被人忽視，沒有多少人了解他。他對世間的詭詐機巧不甚了了，卻能把跳舞理解為，“踢踢踏踏就是用腳與土地說話呢，舒張伸縮就是用手和天空說話呢”，這是沒有任何雜質的童心才可以體味到的意義。他一切的行為都遵循本心的指引，他愛著卓尕拉姆，愿意為她做一切事，經過一個漫長的過程，諾龍入贅到卓尕拉姆家，“枕一個枕頭了”，但婚后兩人卻像兩股道上跑的車，總是不能合拍。諾龍忍受了卓尕拉姆的冷臉、暴力、偷情，但依然牽掛著她，甚至，在離開卓尕拉姆家之后，還領養了她的情夫的孩子。諾龍所作的事，在世俗觀念中，近乎于愚傻，但在作者旦文毛的認識中，“諾龍用諾龍的思維存在于這個世上，不夠完美，卻是諾龍自己的”，顯然，諾龍是作為因欲望而迷失本性人群的對立面存在的，代表了一種單純、善好、潔凈的人性力量，呈現了完整、本真的自我。從藏族作家小說譜系來看，諾龍與阿來《塵埃落定》中的“傻子”在敘事功能上頗有幾分相似，而文化指向則明顯有別，“傻子”在時代、民族交融的維度顯示了大智如愚的品質，而諾龍則是未被世俗侵害的混沌未開式純粹與質樸人心的體現。
作為一個藝術形象，諾龍在小說中更為重要的功能是打破了現實與超現實的界限，溝通了俗世靈界、前世今生。《王的奴》包含著兩條敘事線索，一是冉吾莊的日常生活，另一條就是“王的奴”領受王的旨意尋找一個是個活物的珍寶，路途間卻被魔將黑帳王殺死，化作齏粉，于是，要完成王的使命，必須先找回自己，恢復人形。尋找的第一步便是選擇一個奇形異身的人附體，借助這一載體，聚攏自己的五官身體，而“王的奴”借以附體的那個奇形異身的人就是諾龍。諾龍這一形象成為兩條線索膠合的媒介，但絕非只具有結構性作用，而是有著重要的敘事意義。諾龍成為“王的奴”附體的人，由前世的因緣決定，命定要幫助寄植手掌的“王的奴”完成恢復人形的夙愿和尋找珍寶的使命，并且因此歷經磨難。所謂的“奇形異身”，大概所指就是諾龍的生活邏輯和處事原則異于冉吾莊那些馳騁欲望迷失自我的蕓蕓眾生。“王的奴”依附依附在諾龍身體，使得諾龍有時是自己有時又是別人，所以他需要為身體上的另一個人承擔責任。“王的奴”要找的珍寶實際上是一個女人，但在前一世“王的奴”卻沒有認出這個女人，因為蓬亂的頭發、齷齪的袍子掩蓋了她的美麗，這個中了蛙毒女人賭咒發誓，要在下一個輪回報復“王的奴”——這個不能辨識自己的妄人。這個女人的轉世成了冉吾莊的卓尕拉姆，她要報復的“王的奴”附體在諾龍身上，于是，諾龍成了她報復的對象，諾龍與卓尕拉姆的糾葛源于前世的怨恨和今世的陰錯陽差。諾龍與“王的奴”合體生發出極富想象力的靈異、魔幻的情節，使得現實與魔幻世界水乳交融，這一條線索進展與篤信藏傳佛教的藏民族萬物有靈、轉世輪回、因緣果報等觀念息息相關，在民間習俗和宗教信仰的維度，展開了一系列諸如命中注定與自我選擇、仇恨與寬恕、偶然與必然問題的思索，探究在滾滾濁世奔突、掙扎著的人們精神本相，充盈著悲天憫人的氣息。
“王的奴”尋找自己的五官肢體，將其聚攏的魔幻故事，隱含著拯救、復原、重塑自我等多重意味，與諾龍保持本心的質樸純粹相呼應，構成了尋找與完善“人”自身的寓言，成為《王的奴》最重要的題旨。“王的奴”被黑帳王殺死，化作齏粉，身體器官散落各處，彼此并知道在什么地方，最早是“說話的嘴”寄植在諾龍的手掌之上，由此，開始尋找其他“伙伴”，繼而，“看見的眼”、“聞味的鼻”、“聽見的耳”、“取物的手”陸續找到，每一個器官的回歸，“王的奴”都更接近人形，最后，“王的奴”要求諾龍坐禪、念經、閉齋，作五百座“小坨擦擦”，放在無垢塔身，以此修行， “行走的腳”也來到了諾龍的手掌，“王的奴”完成了整合，終得圓滿。這從近30萬言的長篇小說中抽繹出來的情節梗概，實際上就是一則寓言，身體分散是自我意志、情感迷失的象征，聚攏器官意味著尋找自我修復殘破不全的精神，修行體現的是經受磨礪完善自我人格，身體的最終整合代表的是重新塑造自我獲得一個“新我”，這是一個人不斷精進、升華、完善的過程，是人格不斷邁向更高層級抵達澄明之境的過程。從古希臘那句著名的格言“認識你自己”開始，認知自身反省自身，繼而了解自身的欠缺，用各種方式修行，最終修正自己完善自我成為一切有清明理性的人的一種自覺行為。在藏族地區，“自己為何人”也是人們渴望認識的問題，而昧于成見、隨波逐流的人是難于獲得答案的，只有虔敬修持、心思純白的人才有可能真正認識自己，“王的奴”在恢復人形的過程中與諾龍難分彼此，諾龍在幫助“奴”的同時，也經歷了直面自我凈化自我的過程。事實上，有關在肉體和心智的磨礪中完善自我提升精神境界的文學書寫，在歷史上不絕如縷，《神曲》的漫游三界，《天路歷程》的朝圣之路，《浮士德》的走出書齋完善人生的理想激情、《約翰·克里斯多夫》反抗、進取、寧靜和諧的人生歷程，乃至《苦難的歷程》中在清水、苦水、堿水中各煮泡三次的精神苦役以求脫胎換骨，這些偉大作家作品建立了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主題之一，《王的奴》靠近了這一悠久深厚的文學傳統，體現了一種莊重純正的文學品質，并且因為哲學元素的注入，使作品顯得意蘊深厚。
《王的奴》是一部閃爍著奇異光澤，顯示了不群才情的小說，是一部可以從多方面多角度進行闡釋的作品，比如仿佛鹽溶于水一般的康巴藏區風情民俗的描寫，比如把現實、魔幻、象征渾融交織的思維方式，比如典雅的現代漢語、民間諺語、俗語、以及適量的藏族語式的巧妙鏈接所形成的詩性的表達等等，限于篇幅與論題，本文就不再贅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