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0年07月21日
體驗的真摯與表達的超越
◎李俊杰
王學東的詩集《現代詩歌機器》是一部熔鑄了個人真摯生命體驗和奇崛表達方式的作品，其極具先鋒氣質的形式追求和語言方式飄蕩著個人毫不遮掩的真摯生命體驗，其整體性的表達框架和文化視野又彰顯了學者型詩人的縝密與哲思、想象與激情，是一次極為先鋒的詩學嘗試。
這部詩集的寫作貫穿了詩人20年的生活，其獨特性在于完全基于個人生命經驗的真摯表達，它源于最樸素的生命感覺，但沒有指向淺白的表達方式，而是在修辭與形式上充滿實驗性。盡管這部詩集可以視作一次包含寫作生涯的整體性的詩歌表達方式的實驗，但它并未因表達的奇崛而陷入形式的旋渦與自我的迷失，反而不斷確證著主體之思對生活本身的價值與意義的思索，并且因為詩人的學者身份和詩歌藝術探索的不竭激情，獲得了表達的超越性力量。正如盧楨所言：
學東兄如卡夫卡似的，發現高速運轉的技術時代也是一個充滿吊詭之力的城堡，個人無法在奔走的人群中覓得獨我的精神空間，從而中斷了與歷史的聯系。而詩人則試圖在規則與限制間尋找自由，他小心翼翼地規避著任何外在因素的羈絆，從飽蘊人間煙火之氣的情境和事態入手，于舉重若輕間透射出將實情轉化為詩情的運思能力，使個人化寫作精神落在實處。在不斷為精神主體發聲的同時，詩人也找回了現世之人的生命尊嚴。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有理由相信這部詩集的獨特價值，它值得不斷言說與闡釋。
《現代詩歌機器》是學者詩人王學東20年人生履歷和詩歌創作的融合，這部形式感極強的詩集由自序《我和詩與思》及組詩《如是我聞》《商籟體機器》《王氏家譜》《后現代啟示錄》《來自靈山的短詩》《苦海》《十支情歌》《一個人的成都》《十首哀歌》《沒有個性的詩》《已經被毀損的青春》《罪己詔》等構成，這些詩篇熔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與后現代主義于一爐，體現了極為突出的個人風格。形式的整飭與語言的先鋒固然是其非說不可的特點，但本文認為，這部詩集首先是一部誠意之作。在高蹈的形式之前，首先是真摯的生命體驗。
壹 詩源于生命的經驗
這部詩集被命名為《現代詩歌機器》，“詩歌機器”一詞讓人震驚于詩人對20年詩歌寫作生涯總括集萃式冠名的奇特拼貼。“詩歌機器”，究竟是在對這個連計算機都可以編出所謂的“現代詩歌”的互聯網時代的反諷，還是詩人的戲謔性自我表達？這里面似乎有一個大問題。王學東在闡釋龔學敏《鋼的城》的“鋼鐵詩學”時曾經談道：
在現代社會的發展中，中國現代工商業文化發展成為了主流，不同于傳統詩歌的新的詩歌體系誕生。此時中國現代新詩的地界，就不再是古代中國鄉村農業文明的簡單再現，而是突破中國傳統的封閉狀態下的工業文明、商業文明、城市文明等等文明的新型復雜社會樣式的體現，特別是現代技術意識和理性精神的融入，現代詩歌這便有了與古典詩歌相異的表達意象、表達內容和表現方式……“觀照人與機器的關系，是工業革命以來長期的文學主題……處于不同歷史語境中的文學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反思著機器發展的進程，文學表現形式也深深打上了機器的烙印。”而這些新型鋼鐵文明、機器文明之下的現代感受都是古典詩歌很少涉及的，也是古典詩歌難以容納的詩歌新質。
王學東是否從新的物質生活樣態的現代視野中，把握到了“機器”對生活之滲透，從而有新的表達欲望呢？抑或是為了表達自己從前所未有的角度介入生活與詩，制造出這么一種獨特的詩學視野呢？總之，“詩歌機器”名稱的提出，使得王學東20年來的詩歌寫作具備了區別于大多數詩人的獨特標識，這也是學者型詩人的獨到之處。
從詩集整體性的角度來看，“詩歌機器”這一命名更接近卡爾維諾《文學機器》的思路。
卡爾維諾的文學創作，是一臺復雜的文學機器，他一生的工作便是將與時代休戚相關的科學、哲學、政治學的零件置入這臺文學機器，不斷地磨合，不斷地調試。有人認為，卡爾維諾之所以用“機器”這一稱謂，是為了表現其文學觀念的嬗變。卡爾維諾一度執著于“文學詮釋和領導歷史進程的奢望”，后來逐漸演變為“理解、指示和創作”。卡爾維諾策略性地選擇了調整性退守，以“復雜結構”回應并模擬“世界的復雜、多重性、相關性和瓦解”。這種復雜結構，正是卡爾維諾所言的“機器”“迷宮”等系統布置。
王學東作為學者型詩人，研究的范圍主要是文學史與新詩學，以這樣的學術背景進入詩歌創作，當然可以憑借個人對文學史發展脈絡的熟稔和新詩學術變遷路徑的把握來規訓自己的寫作，從內容和技巧上，顯得更貼近“學院派”。在學術視界里，他一度返回文學史現場，鉤沉被遺忘的詩歌文本、現象、群落與流派，同時也對現時代最重要的詩人群體有相當程度的深入研究，以及對巴蜀地域文化有獨特的理解，然而王學東既沒有沿襲抒情或口語的既定路線并為此掙扎，也沒有沉湎于地方性的表達自足之中，而是選擇不斷自我突破。他的詩學主張持續動態地突進，使得他的學術研究內在的理路和詩歌寫作形式的追求之間形成巨大的張力。
詩人王學東將自己的文學經驗、生活觀察、語言追求、情感體悟匯入詩歌中，與復雜的世界與自己的生存方式諧振，在復雜結構中以“機器”之冰冷的結構性操作反襯生命語言的溫度。
在2015年，筆者在北京師范大學里的一個咖啡館讀到過王學東打印的《如是我聞》《商籟體機器》等組詩，曾一度感慨，和最早讀到過的《一個人的成都》系列組詩等作品比起來，詩人王學東從青春邁向了中年。
《一個人的成都》系列組詩中有青春的理想與憤懣，有獨特的痛感。在現代都市高樓大廈的機械陳列中，在現代性機器的腹腔內部，詩人敏感于壓迫與逼仄，在個人生存的迷惘中著力描繪自己的憤懣。“高價格的地皮聲打擊著墻上的日歷/欄桿搶劫了我摸索的遠方和手套”（《天府廣場》）；“只有他赤裸的身體和孤獨挺立在街道中間/一件首飾的價格就把你的虛榮和自信刺穿”（《春熙路》）；“制造一切痛苦和欲望的錢幣，刀片般鋒利/屠殺著紛飛的理想和散漫的人群”（《泡桐樹小學》）；“渴望用自己60公斤的身體加上60年的光陰/換取60平方米的空洞而冰冷的房子”（《華西醫院》），這一組詩歌著力描繪了在物質欲望中不斷失落和跌倒的理想，正是這生活中的憤懣激活了他詩歌創作的原始動力。在這樣一種龐大的機器般運作的都市，個人的無力感反而激發了詩歌的銳度和力度。
到了《商籟體機器》組詩，我們發現那個憤怒的、憂傷的、充滿批判與惆悵的青年詩人隱退了，經過時間的淘洗，承擔著家庭的重任前行，背負著學術理想進步，那個在社會身份之外還有更重要的詩人身份的王學東出現了。《副櫛龍機器》這個標題，有育兒經驗的人看到都會會心一笑。副櫛龍是兒童在認知世界的過程中接觸的恐龍的一種，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幾乎從未被人們考慮過的問題。兒童著迷于恐龍，都因為其能力與功能，而忽略其美。詩人敏感地攫取了“漂亮”卻在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中被遺忘的“副櫛龍）“一群小朋友手拿著剛完成的作業，/開始選擇他所要扮演的恐龍。/驚人的一致，他們都選擇了食肉性的動物機器，/就是那種有長長牙齒，/以及如鐮刀一樣鋒利的爪子的暴龍。/隨著副櫛龍的哭聲，所有孩童的聲音中，/都充滿了狂暴而血腥的撕咬”（《副柿龍機器》）。從兒童的選擇中，詩人看到了“機器”運行法則的殘酷，從此詩思隨之打開，這是他生活經驗的衍生。《花毛茛機器》源自在孩子問花的名字時成年人用手機軟件掃描以搜索答案的經驗，催生出現代性生存的新的詩思；《科布登機器》《利維坦機器》是閱讀生活的副產品……這一系列陌生的名詞不斷突入現實生活，成為一首又一首既陌生又切身的詩作，被詩人冠以《商籟體及機器》的稱謂。正是在生活的物理邏輯的不斷發展中，詩人找到一個又一個縫隙，填進自己反思性的表述，才使得一切看似那么理所當然的如“機器”一樣運轉有序的旨歸，漏出詩的破綻。
從紓解自我的《一個人的成都》，到哲學思辨的《商籟體機器》，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人真摯的生命軌跡，從篤定的批判，到有距離的審視，從青春的恣肆與感傷，到中年的深刻與辯證，將跳躍的強大力度，慢慢包容進了寬廣的情懷之中，發展著詩歌的整體美學風貌。
所以，這部《現代詩歌機器》，是詩人王學東在運轉有序的現代機器面前的一次“我之思”。在詩集的序言中，王學東執著追尋“自我”的表述，能讓我們理解到在機器面前“我之思”的獨特，這種獨特性，借由語言創造的形態展開。
貳 詩需要語言的創造
王學東是學者，學者型的詩人知識與理性的強大，有可能會遮蔽詩歌藝術表達，也有可能會凸顯詩歌藝術主張。王學東顯然是后者。這部詩集不僅是貢獻給業余讀者的，更像是為專業的詩歌批評者量身定制的，組詩形態規范，詩歌的藝術追求目標相對集中，給人以強烈且集中的深刻閱讀感受，這都源自其獨特的詩歌語言創造能力。
這部詩集獨特的設計語言在自序中就能看到，在組詩的設置和閃光的創造性表達中。
在自序《我和詩與思》中，王學東跟讀者玩了一場“老虎、棒子、雞”的游戲。“棒棒棒棒蟲！”“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虎！”“棒棒棒棒雞！”是具有顯著巴蜀地域色彩的兒童猜拳游戲的口令。借由這四則口令，王學東進行了自我的“側寫”，將“這娃兒”“這小廝”“這男性”和“這書生”的形象描繪了出來，并推演到新詩學的諸多面向，落在了自我的確證與反思上。富有意味的是，王學東以“哦，我又輸了”的自嘲結束自序，留下了巨大的感受空間，使得這篇自序既是游戲，又滿含著嚴肅的求索。
在充滿幽默和戲謔的表述后，加上一段嚴肅的對中國現代新詩藝術發展的剖析，這樣的表述本身就是一次藝術行為：“這娃兒出生低微，家境貧寒，也就沒有成龍的大志。只愿長成一只肥肥的、肉肉的、軟軟的，隨時有大白菜、小白菜可吃的大青蟲。”后面跟著的是對五四以后文學對“人”的發現向新詩提出的價值取向問題：“這小廝性格很直，熱衷于自己，有點自我主義。因記性不好， 所以見過的人很快忘記名字。而那些人都背地里說，這廝好傲。其實，他只是一根不發芽、不長葉子，更結不出果子的干木棒。”緊接著的是新詩“自我意識”的辯證：“這男性也好面子，但總是在各個方面都沒有做得很好。經常扮老虎，給自己批上一件件虎皮，結果經常碰到的是那些高大威猛的英雄武松們，把他打得稀啪爛。”后面談到了個體之思的獨特價值，提出了個人體驗與語言創造力的復雜問題：“這書生最大的理想，就只是能當得了一只大公雞。或許在一個農家過一輩子就算了，也或許會很快地被送到屠宰場，成為別人的佳肴。但他只要能穿一件花外衣，帶一群美麗的母雞，游山玩水，在有很多蟲子的山坡上覓食，那就幸福也。”正如穆旦的詩歌《五月》將鄉野民歌與現代新詩并軌，王學東將個人的喜劇化的諧塘表達與嚴肅的新詩學體認并置，兩者交相輝映，將巴蜀的幽默傳統和現代學者的思辨精神拼貼，呈現出非凡的語言張力，在新詩無用的絕望中重新發現了自我的確證。不避俚俗，直面自我，探索新的語言，這是王學東詩歌語言令人稱道的特點。
王學東善于組織，在詩集的篇章結構，尤其是令人稱道的“組詩”形式中，有他的整體性規劃和苦心經營。《如是我聞》組詩以誦經般的低吟展開了生活的諸多維度，如面對黑夜、面對愛情、面對育兒、面對旅游，不斷將個人與對現代生活映照，突出了精神生活的空曠感。《商籟體機器》引入了諸多現代生活中的新名詞，它們成為日常生活的絆腳石與宣泄口，撕扯出一道透視現代生活的新的口子。《王氏家譜》則采用一種類似“非虛構”的方式從家族史的角度寫出每一個“祖先”的人生路徑，最終指向人世的虛無與重復；《后現代啟示錄》展開的是生活的細節與抑郁的感受；《來自靈山的短詩》將外部世界的空與倦刻入自己的生命進程中；《苦海》敘述的是都市生活令人倦怠的苦澀；《十支情歌》描述的是寫給世界的微末的溫暖；《一個人的成都》是借成都的地名風物展開的青春的感傷；《十首哀歌》深入自己的靈魂深處，展現自己的憂傷；《沒有個性的詩》將“離別”“美人”“情歌”“生命”“世界”等詞匯冠以“沒有個性”的修飾，傳遞某種屬于自己的判斷和言說；《已經被毀損的青春》是短詩的集合，充滿青春的氣息，我們從中能清晰地看到詩人所受的影響；《罪己詔》則規則地陳列了“傷口”“欲望”“荒誕”“沉淪”等情緒性表達，為它們寫下“詔書”。
在整齊的目錄之中，我們發現在對生活的靈動輕盈的書寫背后，是一股學者詩人對現代生活的悲哀的反思。但這一悲哀的反思并不以“強說愁”的面目出現，而是貼近生活的表面，所有的聯動都來自具體的生活細節，使讀者在會心的感受中與之共振。
叁 詩給予生活以反哺
王學東語言創造的法門就在于：不避俚俗，展示細節，直面自我，突入深處。他創造了他的詩學。這本詩集獲得了許多學者型詩人的點評和分析，都收入集中，這些分析令人信服地說明了地域特征明顯、個人風格突出的詩人王學東做了一些具有創造性的詩歌工作。他以整體性風格展示為標識，以濃郁的情緒、反思的精神為旗幟，進行獨特的個性化表達。同樣，這樣的詩學也塑造著王學東。
在2008年的一篇專訪中王學東談到他的人生履歷，他懷著熾熱的詩歌理想，從底層生活一步一步扎扎實實地走進自己追求的生活狀態。這似乎帶有幾分勵志色彩的個人經歷在詩歌中創造性地轉換成了對自我的追求和不斷審辨。他在專訪中曾經這么說：
我想說說孫悟空，他身上就隱藏著兩個自我，一個是很強大也很任性的自我，另一個卻是解救大眾堪稱世間通俗道德模范的自我。孫悟空把這兩個自我很好地包容了，起初他需要“緊箍咒”的約束才能朝“大眾自我”方向偏移，但慢慢的，他身上頑性減弱，佛性增強，就能更加自覺自愿地協調好兩個自我的關系了。這也是我不斷閱讀和思考后得出的結果：我需要更多書籍的力量來完成更好的自我，讓身上存在的“兩個我”不要沖突打架，而要和平共處，更好地協調發展，這樣才能真正找到和獲得自我。
從這本詩集來看，這兩個“自我”既存在于不同的創作時期里，也存在于一首詩的不同表述中。我們能分辨出早期詩歌的青春氣息和近期創作的中年姿態這兩個歷時性自我，同時，還能分辨出在瑣屑的生活細節中折騰的和時而超越出來思考的兩個共時性自我。
王學東既是詩人，又是學者，他思考得深廣，有自己的詩歌藝術規劃，有獨特的美學追求，這是令人贊嘆的。但更重要的是，我們不斷發現，王學東的詩學中最感人的特質，始終是他的真摯。
因其真摯，詩人對日常生活的瑣屑也不顯得那么拒斥，對哲理思考的高妙也沒有那么執著，反而輕松起來。我覺得這個狀態，正是詩給予生活的反哺。詩幫助王學東泅過了苦澀的青春生活的汪洋，幫助王學東認識了一地雞毛的中年生活，使他更深度地體認現時代的生存機制，也將見證他收獲下一個生命周期。從這個角度而言，即便他未來寫一些庸常的小詩，若獲得更多的喜悅，也是值得的。
盡管這部詩集被命名為《現代詩歌機器》，我更愿意將其視作現代機器上開出的詩歌之花。它開在令人情緒復雜的生活基礎上，卻洋溢著生命的律動與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