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0年08月28日
◎梁爽
“我再也走不動了，不會見陌生人，不再簽售，而只是在信封上簽下名字，不接受約稿，也不回復來信。”
在作家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1945-）的個人網頁上，她這樣寫道。但也正是同一個人，在她二十六七歲的年紀，寫下了《聽客溪的朝圣》。這部曾為她贏得普利策獎的作品，似乎有一股奇怪的力量，讓人跟隨它一路穿越冷漠的大自然卻獲得了溫暖。
但不是為你，不是為我，此書是獻給理查德（Richard Henry Wilde Dillard，1937-）的。這似乎是扉頁構成的慣例了，被讀者一帶而過也不會讓接下來的閱讀體驗損失什么。但是，如果我們知道更多，這位理查德先生卻可以成為一個隱微的線索。因為他不僅是迪拉德的丈夫，也對作者的創作道路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弗吉尼亞霍林斯大學求學期間，作者遇到了詩人兼創造性寫作教授理查德，并在1965年與他結婚。三年后，她以一篇關于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瓦爾登湖》的論文畢業，奠定了一生的寫作方向。書中敘述者的金魚名叫埃勒里·查寧（Ellery Channing，1818-1901），而那正是梭羅最親密的朋友的名字。
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千百年來一直被人類描述。或是鑲嵌在故事的中間，作為某種舒緩節奏的中場休息；或是作為遠離人類社會的一處奇觀，與野外生存或者歸隱田園這樣的冒險事兒聯系在一起。然而，當你已經讀過《醒來的森林》《遙遠的房屋》《低吟的荒野》，一再地經過四季榮枯，熟稔了大自然的有序與無常，甚至以為自己到哪里住上一年也能寫出這樣一本書的時候；那么，拿起迪拉德這部《聽客溪的朝圣》一直翻到最后一頁的意義又是什么？
初讀《聽客溪的朝圣》，的確會讓人誤認為這又是位潛心工作的博物學家，為了田野觀察而離群索居，不厭其煩地向沒有時間停下腳步看一片樹葉的都市居民兜售好奇心。
但作者素來拒絕“自然文學”這個標簽。誠然，其作品歷來呈現的面貌與自然有著深切的聯系，但像這樣的想象卻未免貧乏。當整個人類社會連同作者本人都消隱在文字的背后，與其將作者想象為博物學家或環保主義者，不如說這實際是一種上帝視角，是一位沒有性別、年齡差別，也不受時間、空間限制的神秘敘述者。
要不是聽從編輯和經紀人的建議，最終放棄了“A.迪拉德”這個男性化的署名，或者如果你只是恰巧錯過了封皮的署名，那么讀者簡直無從對作者的基本信息做出任何臆測。然而，正如迪拉德自己所說的：“躲躲藏藏的生活過起來會很不方便，其本身就很招搖。”她尊重了自己的屬性，也尊重了自然。
作家們大概都想知道，沒有了人與人的愛恨情仇、悲歡離合，也就沒有了跌宕起伏、曲折離奇的故事情節，如何不使敘述平淡乏味？比之遣詞造句之類具體的寫作技藝，這或許才是真正體現迪拉德創作格局的地方。
人類退場后，世界一下子就不一樣了。但這并不用更清凈還是更混亂來衡量，因為它只是被還原為大自然本來的樣子，沒有是非之分，一片人類價值判斷全然失效的領地。在這里，雌螳螂從不為在交配儀式中吃掉了雄螳螂受罰抱憾，五度寄生蟲也不必為自己的寄生而慚愧。
甚至在自己退場后，寫作者再也不必給生活加濾鏡，好讓枯燥無趣的東西顯得靈活生動，或在無意義的舉動里設計出意義來。用作者自己的話說：“我不僵硬，而是平靜。無論身在何處，我都下到中心點，找到平衡然后休息。我后退！不是退入內心，而是退出自己，于是成了一堆感官的組織。無論看到什么，都是眾多、豐盈。”
正是這一點，使得迪拉德的作品和所謂的自然文學區分開來。她并非單純的沉溺于對自然的贊美，唾棄現代文明帶來的種種問題；也并非依靠大自然生生不息的神奇力量，從現實生活的問題中逃遁，在一片樹葉、一串腳印的陌生感中尋求治愈。
現在人們常說要去遠方，身體和靈魂必須有一個在路上，仿佛地球的另一端藏有包治百病的魔法，尤對身心疲憊、前路迷茫有奇效。讀者也許不會想到，迪拉德所描述的聽客溪不過就是家門口的一條小河，而那時她剛剛經歷了一場幾乎致命的肺炎。
人們以為朝圣會走很遠嗎？翻山越嶺、長途跋涉是一種朝圣，聽客溪的朝圣也是一種朝圣。在真正的心靈旅程里，重要的是已知和未知，觀察和內省，而不是行程的遠近。
如同深入大自然中看一事一物，迪拉德對人類世界也抱持著同樣敏銳而犀利的洞察。她不相信網絡龐雜的信息，不相信維基百科。她在個人網頁上強調：“如果你要了解一個作家，就去讀她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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