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1年07月30日
◎朱美祿
唐玄宗天寶十四載（755年）冬，“安史之亂”爆發。由于海內久承平日久，百姓猝聞兵變皆震駭不知所措，于是望風披靡，唐王朝江山大片淪陷。第二年夏，潼關失守，京師不保，玄宗被迫匆匆出延秋門逃離長安，巡狩西蜀。
唐玄宗是怎么入蜀的，本是歷史上一個微不足道的細節，兩唐書均無記載。但是文人好事，對這個問題有興趣并有話說。
一種說法，唐玄宗是坐車入蜀的。晚唐詩人鄭嵎在《津陽門詩》中說：“御街一夕無禁鼓，玉輅順動西南馳。”“玉輅”一詞淵源有自，《淮南子》中有“目觀玉輅琬象之狀”的說法，本指玉飾的豪華車駕，后來用以專指帝王所乘的車輦。按照鄭嵎的說法，唐玄宗是坐車離京奔蜀的。有道是“蜀道難，難于上青天”，坐車根本無法行走，這種說法當然不可信。鄭嵎所謂的“玉輅”云云，不過是對陳言的襲用而已。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說了幾句話，有助于對玄宗入蜀問題的理解。“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廄馬九百馀匹，外人皆莫之知。”據此可以推測，玄宗應該是騎馬入蜀的。有些詩人支持這種說法，認為玄宗是騎馬入蜀的，且騎的是寶馬。如唐代詩人元稹在《望云騅馬歌》中指出，玄宗入蜀騎的是望云騅，“皆言玄宗當時無此馬，不免騎騾來幸蜀。”明代胡奎則指出，玄宗入蜀騎的是照夜白，“不學開元照夜白，西入褒斜走荊棘。”據李肇《唐國史補》記載，望云騅是唐德宗幸梁時得到的寶馬，元稹在詩中“張冠李戴”地把它指認成了玄宗入蜀的坐騎。照夜白是寧遠國進獻的寶馬，曾深得玄宗喜愛；有賴當時畫家韓干杰出的畫才，我們今天還可以一睹其形象和風采。持騎寶馬入蜀的說法，雖然未必符合歷史真實，但與玄宗身份相符，也在一定程度上保全了他作為帝王的尊嚴。
另外，有不少詩人認為唐玄宗是騎騾入蜀的。如南宋錢選說：“開元四十萬疋馬，何事騎騾蜀道行。”元代楊維楨說：“青騾萬里蠶叢路，雄狐尚復將雌去。”明代謝肅說：“不疑野鹿銜花臥，卻跨青騾首蜀行。”王佐說：“延秋門外羽書飛，卻駕青騾向西避。”清代王士禛說：“卻使青騾行萬里，三郎當日太郎當。”（注：唐玄宗小字三郎）厲鶚也說：“青騾蜀道播遷日，百神不效前驅奔。”詩歌不是歷史的紀實和考證，歷史未必然，詩歌創作可以未必不然。但需要指出的是，在這樣的敘述中，作為九五之尊的帝王騎騾入蜀，與其尊貴的身份明顯不符。
至于玄宗為何淪落到騎騾入蜀，詩人們也是各有各的說辭。
宋代張耒說：“北風揚塵燕賊狂，廄中萬馬歸范陽。天子乘騾蜀山路，滿川苜蓿為誰芳。”意思是說，安史叛軍來勢洶洶，兵鋒銳不可擋，唐王朝飼養的馬匹全都落入了敵方手里，以至于玄宗巡狩西蜀只得騎騾了。苜蓿本是馬最愛吃的食料，詩中“滿川苜蓿為誰芳”一句，表明玄宗入蜀路上苜蓿芬芳美麗，未曾被騾子破壞，讀來覺得余韻曲包，情致搖曳不盡。
清代張鵬翀說：“長安一騎荔枝紅，萬姓那知作瘡痏。漁陽顰鼓太無情，入蜀青騾辛苦行。”張鵬翀把唐玄宗騎騾入蜀的辛苦和天下百姓的遭殃相并置，前者由“安史之亂”所導致，后者則與唐玄宗對楊貴妃的寵幸不無關系。其寵幸表現之一端，就是唐玄宗為了滿足楊貴妃愛吃荔枝的嗜好，罔顧國運，不惜勞民長途運送。“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只一騎駛過便揚起萬丈紅塵，充分凸顯了荔枝運送速度之快。然而這種速度是致命的：“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顛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龍眼來”；“何為出戰輒披靡，傳置荔枝多馬死。”可見一騎紅塵到長安與玄宗騎騾入西蜀之間有隱約的因果關系，因為傳送荔枝折損的馬太多了，以至“安史之亂”爆發后玄宗只得騎騾巡狩西蜀。兩唐書都有唐王朝向回紇借兵馬平叛的歷史記載，杜甫在《北征》中也指出：“其王愿助順，其俗善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需要指出的是，盡管當時唐軍平叛確實缺馬，但絕不意味著玄宗出逃時連馬都沒得騎。張鵬翀坐實玄宗騎騾入蜀，無疑是別有風旨，意在制造一種反諷。
還有一種說法，唐玄宗騎騾入蜀，是因為廄中之馬不堪跋山涉水，負重遠行。元代宋無曾說：“獨跨青騾棧閣間，華清休憶夜鳴鑾。空教萬馬盤旋舞，不濟崎嶇蜀道難。”玄宗在位既久，奢靡日甚一日，為了宮廷娛樂，養了許多舞馬。據鄭處誨《明皇雜錄》記載：“玄宗嘗命教舞馬，四百蹄各為左右，分為部目，為‘某家寵’，‘某家驕’。時塞外亦有善馬來貢者，上俾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銀，飾其鬃鬣，間雜珠玉。其曲謂之《傾杯樂》者數十回，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床，乘馬而上，旋轉如飛。”唐人張說在玄宗朝兩度為宰輔，應該見過舞馬，他曾寫詩贊嘆道：“圣皇至德與天齊，天馬來儀自海西。腕足徐行拜兩膝，繁驕不進踏千蹄。髤髵奮鬣時蹲踏，鼓怒驤身忽上躋。更有銜杯終宴曲，垂頭掉尾醉如泥。”這些文字對舞馬表演描述得很生動，讓人了解了舞馬的一個側面。但遺憾的是，“當時芻秣盡凡才，急難何曾見騰逸”，這些舞馬不堪負重致遠，何況要邁步從頭越的是“難于上青天”的蜀道呢，所以玄宗只得騎騾入蜀了。
可見即使認同唐玄宗騎騾入蜀，詩人陳述的原因也各不相同。由于不可以考據的思維和標準來衡量詩歌，詩人的書寫即使未必符合歷史真相，但也不妨自成一說。薩特認為，文學就是要從歷史中解放出來行使自由；錢鐘書也指出，“考訂只斷定已然，而藝術可以想象當然和測度所以然。”雖然詩人的書寫和客觀歷史事實之間存在著一個偏離角，但這恰是文學的魅力所在，也是文學的特別之處，未可一概否定。
唐玄宗到底是怎么入蜀的，這一細節淹沒在歷史的煙塵中已經難以考證。但要明白的是，“從來一字為褒貶，二十八言猶太多”，許多詩人認定玄宗騎騾入蜀，乃是大膽想象和恣意放言混合發酵的產物，也是詩人的一種春秋筆法，意在以玄宗逃亡的狼狽，諷刺其政治上的失敗。明乎此，持玄宗騎騾入蜀說，可謂以小見大，言近旨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