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1年08月16日
◎宋揚
堂屋
堂屋就是城里人的客廳。城里高樓林立，能被主人延納入防盜門的，確是稱得上“客”的。堂屋沒有防盜門守衛，堂屋外的曬壩也是開放的。坐在堂屋里，門口路過的行人與堂屋里的人隔了一道門檻，可以打招呼。
堂屋不在乎自己名字的俗雅，堂屋引以為豪的是自己是一家人的臉面。
那把“西湖”牌落地扇，是堂屋里最耀眼的存在。它大約三十老幾了。三十歲的人風華正茂，三十歲的電風扇已老態龍鐘。年輕的它曾威武地站在堂屋，居高臨下俯視我；后來，我站起來，它又彎腰駝背佝僂在我面。它“哐哧哐哧”的聲音如走在山路上的抬喪人，顫顫巍巍。
母親忙完一天的活兒，雞鴨進籠了，鍋碗洗了，豬有了吃食不再嗷嗷叫了，一家人的衣服搭在曬壩的鐵絲上開始滴滴答答淌水了，沐浴后的母親在電風扇面前的圈椅上閉著眼睛吹風。這一天，她的雙手伺候過堅硬的糧食，伺候過沸騰的豬食，伺候過浸滿汗水的衣服。此時，她的手松弛下來，女皇一樣放在圈椅的扶手上。此時，風是仆人。只有此時，母親無憂無慮地享受風的伺候。晚上的米和麥子為母親補充體能，風帶走一天的勞累。風，定格了母親對幸福生活的最高想象。
我曾對著電風扇飛轉的葉片吹口哨。口哨聲有金屬的質感，如鋼絲的振顫。那夜夢中，母親是老榆樹，我變成老榆樹上飛來飛去的金甲蟲，揮著閃亮的翅膀……
歇房
糧倉和柜子搶走了我的半間歇房，我的床只能挨墻擺放，僅剩可以勉強轉身的空間。
小男生也可以把自己的歇房弄得像閨房。小學時，我捉了幾條魚，放進空的玻璃罐頭瓶里，擱在床頭的凳子上。紅色的小鯉魚在水草里游動，歇房有了生命的氣息。后來我上了初中，大孩子們開始流行往自家墻壁上貼報紙，以掩蓋墻壁上歪歪斜斜的縫隙。我攢下一些小錢。我給土墻美膚的手段有點驚世駭俗，不用報紙，我用純白的紙。它們待在供銷社的貨架上，一張一毛錢。米湯調灰面，忙活一個上午，我的歇房幾乎有了火明四爸家磚瓦房的影子——四周，是潔白的墻壁；腳下，是父親用水泥抹平的地面；頭頂，是父親用竹竿搭起來的“天花板”——看不到一根稻草和一星泥土。
別人歇房的墻壁多貼自己的獎狀，三好學生”、“成績優秀”之類的。我在小學時，山不顯水不露，唯一拿得出手的是每次的作文都被老師念給大家聽。我不指望老師單獨給我頒一個優秀作文的獎狀，因為我做賊心虛，我被老師念的第一篇作文是從優秀作文書上抄的。別人寫“給鄰居五保戶送蝦”，我只是把“蝦”改成了“螃蟹”。那時，學生上學就靠一雙眼睛、兩只耳朵。我手里的作文書是秘密武器。
那個黑色的柜子里有我翻找不完的秘密。
村民兵連的步槍就鎖在柜子里。有一次，父親抱它們出來擦拭，我還抱了抱那把槍管上有洞的“雷鋒槍”，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只能叫它“雷鋒槍”，它與堂屋墻壁上圖畫里雷鋒緊握的槍多么相似啊。我數過，連槍管上的孔都一樣多。黑柜子上有一個小匣子，那是李二木匠給我們打圈椅和八仙桌后，用邊角余料做的。匣子里有錢，有糧票，有父親當生產隊會計的賬本。
讀初中的一天，我在柜子里發現一封信。信的第一行是“親愛的菊仙”。“菊仙”是母親的名字。這一發現讓我羞紅了臉——我從來沒有聽到過父親這樣叫母親。我眼前浮現出母親捧信展讀時羞澀的臉。還有一次，我讀到父親在上海碼頭被石頭砸傷了腳趾，我佇在柜子前，茫然無措只能抹眼淚。我明白了，兩年才回家過一次年的父親帶回來的好吃的、好穿的都是假象。這封信讓我知道了打工生活的苦。我還找到過父親的筆記本。筆記本上工工整整謄抄著父親寫給我的信。我讀師專三年，父親每學期給我寫一封信。在信塞入信封之前，父親都把它們謄抄在自己的筆記本上，父親是為了給以后留個念想。我很愧疚，父親寄給我的信，我看完后已經扔了，從來沒有過要留存的心思。重讀父親的信，讀到他的打油詩“秋去冬來天氣冷，勤加衣服是根本。身體健康精神旺，學習成績天天上”，我的淚不自覺地流下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