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1年08月24日
◎潘玉毅
閱讀余怒老師的詩集《蝸牛》，套用網上流行的話說，真是“太難了”。它就好像一份加密文件，一個珍瓏棋局，不是絕頂高手根本無法破解。
庸者如我，手捧詩集，如同看見一個造型別致的小樓，上前叩門，卻無人應答，只能在門外徘徊，然后自顧自興起一陣長吁短嘆。因為不曾“入門”，所以我只能臆測：余怒老師的出身地安慶是一個與禪宗頗有淵源的地方，禪宗講求頓悟，不知道是否受鄉風熏染，他的詩歌帶有一種隱秘的、未可知的東西，如錐子放于布袋里，急欲脫穎而出。又或者，可能詩意本身就是禪意的一種吧。
好在我有足夠的時間和耐心，可以慢慢地讀、細細地品。讀著讀著，我忽然發現難只是意義理解層面的，在這個層面之外還有許多有意思的東西。即便讀了很多時日，我依然不懂詩人究竟傳達了什么，但當自己的人生經歷和經驗同書中文字發生碰撞的時候，集子里的一些詩句總是不自覺地浮現于我的腦海，好像有過交集，又好像是因為別的什么，比如它道出了我心中想說而未曾說出的隱語。
當我們在特定的場景下，遇見某個人，發生某件事，心里有所觸動，想要表達，卻發現自己難以言說。好比深秋時節，黃葉滿地，我們徜徉其中，感覺很美，但在心中搜羅良久，發現那種美只能用“不可方物”來形容，根本說不明白它到底是怎么個美法。與之相似，閱讀余怒的詩，讀者也常有一種“力不從心”的感覺，無法說清楚詩人要表達的究竟是什么，可內心卻仿佛被鞭炮炸響的黑夜，聲音由此及彼，經久不息，有時還會與詩里的某個句子、某個場景產生共鳴，將自己帶入到詩句所營造的意境里去。
毫無疑問，余怒老師是詩歌界的探險家，是一個文學斗士，更是傳統語言習慣里的逆行者，可能也是尋常人眼中的“異類”。換做一般人，若是有一條現成的道路可走，誰愿意費勁巴拉地朝著荊棘叢里尋覓一條未被開發的新路呢？就這一點而言，余怒老師是值得尊敬的。他放下了現有的既得經驗，摒棄了一條容易行走的老路，而選擇嘗試一條未被開發的、不曾模式化的、與日常語言習慣相背離的新路，并以自己多年的實踐，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充滿新意的文本樣式。這種文本樣式不像我們考試時候答的選擇題，ABCD有固定答案，它更深遠的意義在文本之外。
一如《蝸牛》里所展示的那樣，余怒的詩與我們常見的詩不同，像是被重新剪輯之前的《東邪西毒》，弱化了語言的表達，豐富了人的想象。此處或有一比，如果你在黑板上畫一個圓，給它定性為西瓜，那它只能是西瓜，如果不加以定性的話，它可以有很多種可能，可以是輪胎，可以是皮球，可以是太陽，也可以是十五的月亮。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讀余怒的詩，很多人都是占了“不求甚解”的便宜，雖然心里頭的感覺說不清道不明，貓爪撓心似的，可當我們將目光鎖定那些“費解”的文句，用心體會，慢慢地就會覺得有意思起來。
與此同時，在余怒筆下，屬于歌的部分已被隱去，屬于詩的部分則被突出。放棄了平仄、押韻這些外在形式，固然在某種程度上削減了詩歌朗朗上口的韻味和節奏，但閱讀的陌生化帶來的理解上的障礙感反而能激發讀者潛意識里的探索能力。詩歌與人生，意境與現實，互相參差、印證，給了讀者全新的閱讀體驗。遺憾的是，很多讀者如我一般，因為傳統教育、習慣思維的束縛，面對他的詩歌，常常有一種“乏力感”，就像看多了金碧輝煌的畫面，再看“芙蓉清水”時會有些不適應。另作一喻，這種感覺就像一群人走路，聽著“一二一”“一二一”的號令可以走得很順暢，忽然喊個“一二三四”，節奏就被打亂了，就不會走了。事實上，“一二三四”與“一二三”相差不過一個數字而已，之所以會產生如此大的影響，是因為它打破了人們舊有的慣性思維。而這，大概也是作為詩人的余怒一貫主張的打破陳詞濫調和創新吧。閱讀《蝸牛》，對此你必然會深有感觸。
很多評論家稱余怒的詩“藐視了規則”，然而換個角度想想，這未嘗不是對自然之序的尊重。從哲學上來說，運動是絕對的而靜止是相對的。余怒的主張和堅守符合這一規律。
在文本之外晃蕩了許久，回到《蝸牛》，“存在”一詞被多次提及。思維、光照、動物、人……詩人沒有寫這些被描述的對象因何存在，而是直言他們存在的狀態。也就是說，這里的存在是一種客觀，至于意義，詩人并沒有作人為地闡釋，而是放任讀者自己去體會。
也許有人會說，我不是你肚里的蛔蟲，又怎知你心里的秘密？但讀者要從詩里獲取的也不是作者的秘密，而是個體經驗在文本中的重生。你的經歷與我不同，你的故事也不是我的故事，但是人生總有相似的地方，人的心里總有相似的情感，或者也曾經歷相似的場景。當你讀詩的時候，內心里同樣也會有呼應和共鳴。
事實上，詩人去過的茶吧可能是我們也去過，他發呆冥想的狀態可能我們也曾經歷過。發生在茶吧里的那場相遇，讓人不自覺地想起施蟄存先生的《梅雨之夕》；而讀到“在我打開門的那個早上，送奶人/將它同牛奶一起，送還給我。/我們互道早安”，我們眼前仿佛開了一扇窗，看見什么，看見多少，因人而異，用它來形容作者和讀者的關系，當真是太妙了，只是很難用精確的語言進行描述。
每首詩都有開頭，一如武學套路的“起手式”。在很多人的概念里，起手式只是客套禮數，臨敵時毫無用處，不過金庸先生在他的武俠小說《碧血劍》里借袁承志對劉培生的指點，反駁了這一觀點。起手式并非無用，而是看你用得是否得法。品讀余怒的《蝸牛》，發現集子里有一些詩歌的“起手式”很是吸引人，像《普通語言學》的第一句話就是“直接的感受是尖銳物”，《記錄》的第一句話則是“抓住人們所說的”，感覺開宗明義，巧妙地點了題，比如前者，語言是尖銳物，把一個抽象的東西變得具象化了，有助于增進讀者的理解，讀者只需結合自身經驗，結合“惡語傷人”等俗語，可以更好地品讀、體會詩中內容；后者也是一樣，“抓住人們所說的”可不就是記錄嗎？不過是用了擬人之后，使句意愈發生動罷了。
“起手式”之后是詩的正文，作為一個看客，有些我們能懂，有些我們不懂，有些我們似懂非懂，可是這有什么關系呢？覺得好讀、覺得有感覺就行了。這就好比說到“獨孤九劍”，鮮少有人能記得總訣式、破劍式、破刀式、破槍式、破鞭式、破索式、破掌式、破箭式、破氣式，但是說到“無招勝有招”誰都知道，而且每每說起人們總是心潮澎湃。余怒的詩亦然。
因為胸中少墨，所以不敢亂說，只能談談自己讀詩時的感受，也許這感悟與詩人的本意并不相同，卻是文本投射在我心中的一道影像。拉拉雜雜二千余言，好像說了，又好像什么都沒說。只能勉強算是一種閱讀體驗，難稱書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