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1年11月05日
◎黃孝紀
“雙搶”一結束，炎炎烈日之下，交公糧的任務隨即落到鄉人的頭上。
我的故鄉八公分村，距離洋塘沖，號稱十里。洋塘沖是一個較小的自然村落，不過因其交通和區位的優勢，這里成了人民公社所在地，那時叫紅星公社。后來公社撤銷，取而代之的是洋塘鄉人民政府。與之配套的衛生院、供銷社、糧站、食品站、煙草站、飯店、中學……也都呈眾星拱月狀聚集在這里。
長久以來，從故鄉到公社只有一條羊腸小道，過田野，經村落，翻山嶺，多數路段為青石板鋪筑。每年盛夏交公糧的那段時間，各生產隊就會安排勞動力，挑了剛收上來的稻谷，按照公社下達的任務，足額交到糧站。這些稻谷，都是已經曬干，并且車除了秕谷雜質的，十分干凈而飽滿，質量高于村民自己留著吃的。否則的話，糧站工作人員經扦插檢測，如發現尚有水分或秕谷，就會拒收，或要求就地在糧站大院里的禾場暴曬干透，重新用風車車一遍，或要求重新挑回村莊，換了好谷再來上交。對國家分配的任務，鄉人決不敢敷衍，上交的公糧總是保質保量。
有一年，在我們村莊對面的山腳下，一條黃泥巴公路開始修建，我的父母姐姐和村里的男女老少，每天從早到晚，都在各自分配到的地段，挖土方，挑土方，沿線人多如蟻。公路漸漸成形，從北面朽木溪村后的山腳而來，蜿蜒著經過我們村前的一帶山嶺，再往南向著更遠的村莊而去。在我童年的目視范圍之外，這條公路的兩端都消失在起伏的群山之間。我那時只知道，公社在朽木溪那邊很遠的地方。記得第一次通車，場面可謂壯觀，幾輛解放牌汽車和大型拖拉機，從朽木溪那邊慢慢開來，車上插滿了紅旗，放著高音喇叭，全村人幾乎傾巢而出，無不跑到公路上去迎接圍觀，開心而激動。我那時也緊跟喧鬧的人群，追在車子后面歡笑著奔跑，我第一次聞到那柴油或汽油的尾氣，覺得有股芳香的味道，用力吸著，十分好聞。這或許是我日后無論怎樣的長途旅行，從不暈車的原因。
我的二姐比我大六歲，很早就輟學了，在家務農。因我大姐出嫁早，父親年事又高，好些年，二姐是家里的主要勞力。有時生產隊安排送公糧，二姐也是其中一員。二姐曾多次說到，有一回去公社交糧，差點被大型拖拉機壓死。那天早上，她與生產隊的一行人各挑了一擔稻谷，過了村北石拱橋的時候，看到一輛大型拖拉機從南面而來，同行的人鼓動她去攔車，她走到公路一處轉彎的地方，呆呆地站在中央，看著拖拉機開到面前也不知回避，嚇得那司機緊急剎車，把她大罵一頓。其他的人把擔子都放車上了，司機唯獨不準她搭車。眾人多次求情，二姐和她的一擔稻谷才上了車廂。
分田到戶的最初幾年，也還交公糧。選一個盛夏的大清早，二姐和我父親就各挑一擔新稻谷，一路走走歇歇，送到鄉糧站去。那樣的烈日天氣，糧站內外全是來自各村的交糧人，排著很長的隊伍。即便等上大半天，肚子饑餓，他們也不舍得去買點東西吃。待驗了糧，過了稱，滿身汗水挑著空谷籮回到家里時，已是太陽西斜。
我上中學時，曾多次從鄉糧站旁邊經過。那是一座紅磚瓦房的大院子，前面是一道高大的鐵柵欄門，敞開著，偶爾看到車輛進出。那時候，對于農民來說，糧站是神圣的地方。能夠在糧站工作，吃上國家糧，是極為令人羨慕的。在我舅舅村里，有一個叫德壽的表哥，是近親，在桂陽縣一個鄉鎮的糧站工作。我每年去舅舅家拜年的時候，長相白胖笑容可掬的德壽表哥，一直都是酒席上深受尊重的人。
隨著稻田的連年豐收，交公糧逐漸演化為交公糧代金，再以后成了農業稅。農民不再上交稻谷，而是折算成錢款。不過，除此之外，農民身上承擔的其他稅費也多了起來，特產稅、教育費附加、鄉統籌……名目繁雜。有的年份，平均一個農民的身上，需要交納的稅費接近一百元，對于很多家庭來說，一次要拿出幾百元，實在是一項沉重的負擔。況且，在上交這些稅費的時候，各家還得籌措子女的學費，常苦不堪言。為了交納這些稅費，在“雙搶”之后的那段時候，每逢趕圩的日子，村人賣谷的，賣米的，賣花生的，賣豆子的，賣紅辣椒的，賣雞鴨的，甚至殺豬賣肉的，絡繹不絕，只要是能賣錢的，各家都要想盡辦法。
1987年，高中畢業的我順利通過高考，被湖南省建筑學校錄取。開學前夕，按照高考錄取通知書上的要求，我和幾個至親，一同挑了五百斤稻谷來到鄉糧站，交納我的口糧，辦理我的糧食遷移手續。我第一次走進了這個神圣的地方，從此脫離了農民的身份，成了家里唯一吃上國家糧的人。而我的父母親人，還將繼續擔負著一個中國農民應盡的義務。
我們那時誰也不曾料到，十多年之后，中國政府全面取消農業稅。故鄉的農業和農民，從此步入了新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