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2年03月11日
◎馬忠
文物是民族文化的載體，也是歷史的見證。在談及如何發揮文物的價值、為社會提供更多文化滋養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讓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豐富全社會歷史文化滋養。”永州作家洋中魚耗時3年潛心創作的16萬余字的《歷史深處的記憶——永州館藏文物隨筆》，便是對習近平總書記上述講話精神的踐行。
文物，給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遙遠、沉寂、高冷，具有很強的專業性，而且是“沉默的歷史”，讓公眾感覺很神秘而遙遠，很多人確實對文物也非常疏遠。事實上，文物不但會說話，而且可以說“普通話”。文物自身有其客觀的美學特征。文物審美需要發現，需要由人進行品味，當文物埋于深山、封于古墓、束之高閣時，是談不上審美的。所以，文物審美也即是在公眾與文物之間建立審美聯系。當今隨著大眾文化素質的提高和文化需求的增加，人們對文物的熱情遠勝從前，越來越需要從觀眾的角度來闡釋文物。《歷史深處的記憶——永州館藏文物隨筆》一書由40篇隨筆組成，可說是文物與文獻的互證，詩性和理性的融合。作者洋中魚通過對永州博物館中的石器、銅器、玉器、木器、鐵器、金器、銀器、瓷器、漆器、玻璃器等各種館藏文物的禮敬和過往物事的鉤沉，意在究古今之變，察永州文化的內在肌理，并賦予可見文物和日常之物以一種不可見的文化質感和內在活力，再現了千年打卡地恒久綿長的樸素民風，進而實現其對瀟湘歷史與文化的全面勾勒和個人縱觀，激發了文物在公眾間的生命活力，也為公眾鑒識文物提供了新角度。
書中文字通俗易懂、清新流暢，并配有精美的圖片，科學地向公眾宣傳文物之美，讓人們感受到文物是活著的歷史，是從過往歲月走來的物質和精神遺存，從而能體味文物中所蘊含的美。比如在《西漢拱手陶女立俑》一文的結尾，作者這樣寫道：“望著眼前這尊西漢拱手陶女立俑，我似乎看見了一個從泉陵侯國穿越時空而來的西漢女子，看見了零陵古城一場兩千多年前的往事，看見了一種古老的禮儀在瀟湘三月的春風中正散發出蓬勃活力。”在此，“文物”這個詞不代表靜止、無聊、枯燥和難以理解，更不代表過去和腐朽。我們看到，《歷史深處的記憶——永州館藏文物隨筆》一書，從觀賞角度出發，深具人文情懷，對文物進行仔細觀察、深刻體味，與文物進行審美對話，通過對文物進行生動的描寫，挖掘其在特定歷史時空的審美價值，多重維度展現“文物之美”。因而，包括拱手陶女立俑在內的諸多青銅器、鐵器、陶器等文物，便在作者的演繹下不再是冰冷的——通過講述文物背后的故事，它們一件件變得有血有肉、有生命，立體、生動起來，使讀者獲得了更豐富的文化體驗。
眾所周知，中國文化具有將生活藝術化、審美化的傾向，文物中即濃縮了這一文化精髓，每一件文物，上至鐘鼎等王室重器，下到普通杯盤等民間日用品都是人文的、藝術的、感性的，具有濃濃的審美情趣和意蘊。倘若用文學手段來展現文物的內涵并非博物館解說詞，洋中魚深諳此道。在《歷史深處的記憶——永州館藏文物隨筆》中，文物與文獻相互比對、配合，大面積的敘事、描寫，既增強了歷史的說服力，又使文獻里稍顯干癟的內容得以豐滿充實。譬如，面對宋青瓷印花杯，作者浮想聯翩：“在宋代，永州窯（三多亭窯）的發展進入鼎盛時期，那時候的湘江邊，一座座窯爐青煙繚繞，一爐爐瓷器通過水運和陸運流向四方。這個時候，瓷器在時空里以其特有的價值折射出來的，已不再是瓷器的本質屬性，而是一種文化的光芒。”由此可見，作者在以實物研究為基本方向的同時，亦涉及到文物與民俗、文化活動的關系。具體來說，在與文物的對話中，作者不僅重視文物的歷史、科學價值，也注重文物的審美價值，同時，他還站在時代前沿，超越文物本身，超越歷史局限，激發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促進新的社會文化發展。這樣的書寫風格，是一種文史互動創作理念的表達。
永州是湖南省的一個文物大市，文物資源十分豐富。通過歷年考古發掘出土和民間征集捐獻，永州博物館館藏文物近萬件。如何讓這些館藏文物走出緘默狀態，揭開它們神秘的面紗，復活歷史深處的那些記憶呢？《歷史深處的記憶——永州館藏文物隨筆》無疑是人們開啟文物審美之旅的一把鑰匙。從戰國九大眼九小眼琉璃珠、西漢龜鈕“劉彊”銅印、東漢滑石獸面具、南朝青釉覆蓮紋獸首流瓷壺，到唐代佛像折枝花紋金冠、宋“永州官人”銘文陶窯具、元雙龍紋銅馬鐙、明代葫蘆形金耳環，再到清代銘文銅炮等，作者均以紀實的視角聚焦文物的前世今生，用優美的語言把讀者帶到發掘現場或采集地，力圖讓這些館藏文物融入公眾生活，讓人們在閱讀、思考的同時，得到情感的滿足和精神的補充，獲得極具深度的審美體驗和感知收益，從而凝聚力量，激發靈感，迸發創造力。本書通過努力，通過活生生的文字，將文物變成公眾文化記憶的一部分，以欣賞價值創造審美價值和審美愉悅。長此以往，進一步的，公眾對文物的審美知覺將轉化為審美情感，審美情感將轉化為心中的熱愛，從而主動去感知、去品味、去發現文物之美。
幾千年來，對歷史的興趣成為根深蒂固的民族無意識。但某段歷史、某個王朝，在后世的流傳和記憶的重塑中難免損耗。其損耗的總體趨勢是：大的脈絡越來越清晰，具體細節則漸趨模糊。不僅歷史學著述的建構過于注重骨架和線索，文學對歷史的書寫也往往無法擺脫這種簡單化、骨干化的趨向。這也使《歷史深處的記憶——永州館藏文物隨筆》在書寫的意義上與一般歷史學著述清晰地區分開來。歷史學著作與文學的歷史書寫是性質截然有別的兩種建構。歷史學著作側重歷史骨架的搭建，注重歷史脈絡的清晰描述，關心得更多是歷史結果的評判。而作為文學的歷史書寫，更注重細節。寫作者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文物身上，向一種更高的真實逼近，并試圖通過這些細節修復那些近乎破碎、變形的人文品格與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說，與通常的歷史學、文物研究著作相比,《歷史深處的記憶——永州館藏文物隨筆》集文化研究、散文筆調于一體，其書寫則是在朝向這種更高的真實的途中。
雖然該書的行文也偶爾出現過于顯露的抒情傾向，尤其對歷史評點的價值取向和恣肆流淌的情感，在反問的修辭表達與情景的帶入感中體現得較為明顯。當然, 情本不可怕，問題在于只有所謂的“抒”情。如果缺少了思想、見識做支撐，抒情就是空洞的喊叫。洋中魚的文物隨筆獨特之處在于，他有意識地將目光投向歷史的細節中去，從細處、深處下功夫，這使得主體情感的表達隱藏于日常生活的敘述中，從而情感表達就受到了節制。例如，端詳戰國十二竹葉四山紋銅鏡，作者僅用了“滄桑、精致、古樸、完美”八個字來表達，卻對專家關于戰國時期人們銘“山”于銅鏡的解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因為在我們的腦海里，顯現的都是一些高大雄偉，谷深路險的大山，都是一些生態資源豐富，又棲息著兇禽猛獸的大山。”“山是神秘莫測的，是神靈的寄居之所”，所以，他更傾向山字紋“表達的是老百姓的一種很簡單的圖騰崇拜，即山崇拜。”這一結論不是憑借作家的想象，或者哲人的推理，而是根據大量的古籍文獻得出，其敏銳的識見和厚實的學養可見一斑。由此，也增強了文章的闊大和縱深感。
從總體上看，《歷史深處的記憶——永州館藏文物隨筆》是一本值得一讀再讀的好書。不僅因為它是永州市第一部詮釋文物的專著，而且在文物美學研究方面也具有開拓性，對文物研究有很好的啟發意義，也將有力促進公眾走近文物，感受文物中蘊涵的深沉大美，并能更好地激發人們對文物的熱愛之情和對中華文化的高度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