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2年04月20日
◎于宏 胡沛萍
從1994年發表第一篇小說《紅痣》起，尹向東的創作始終在慢節奏的軌道上向前推進。不急于求成，不以數量取勝，更多地在構思行文上用力，題材視點集中，始終圍繞著“康定小城”和“奪翁瑪貢瑪草原”兩個空間精耕細作。從題材范圍和藝術視野來看，似乎有些單一狹隘，但小說的審美內涵和思想意識卻能夠沖擊力十足地觸動人的思緒和情感。無論是在閱讀過程中，還是掩卷撫案后，他所精心構建的藝術世界都會讓人深入其中，在唏噓喟嘆、無奈傷感，但又不失希望中體味生命的脆弱與堅韌，感受生活的紛亂與溫馨，體悟命運的不可捉摸與人情的溫暖。它們是尹向東文學世界中生命感悟和藝術表達的精髓所在。尤其是那些描寫反映邊地城鎮生活的作品，充分體現和展示了尹向東敏感的生活觸覺和藝術表達的智慧。
無論是以康定小城為背景的關于城鎮世俗生活的描寫，還是以奪翁瑪貢瑪為背景的對草原生活的描繪與反映，尹向東大都采用的是現實主義的筆法。他沒有回避城鎮生活的逼仄和不幸，也沒有掩飾草原生活的清苦、寂靜，而是以類乎“實錄”的筆法，呈現了這兩個空間里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各種普凡而鮮活的生活故事。在敘述基調上，尹向東的敘述是極為克制的，他沒有用夸張的手法去渲染那些酸楚的生活景象和無奈的人生境遇，更沒有以金剛怒目的方式抱怨、譴責命運的不公和現實的艱辛，也沒有以銳利的眼光逼視人性的乖戾與丑惡。他以“佛眼看世界，佛心待人事”的倫理態度和書寫理念掌控著自己的敘述，讓文本敘述就像荒原上綻放的格桑花一樣，隨風搖擺卻盡情開放，看上去有些弱不禁風，但卻發散著生命的活力。在風雨中堅韌地綻放生命，在困境中尋求生活的樂趣，在失意中憧憬美好的未來，這是尹向東小說世界對人物生命活動的主導性展現。尹向東用平和的敘述口吻講述著堅實大地上的生活故事。這些生活故事是屬于“康定小城”的，是屬于奪翁瑪貢瑪草原的，但又是超越這些特定地域的，它們是屬于廣袤無垠的大地的。
對存在中悖謬境遇的描寫和揭示，是尹向東小說創作中最為顯著的主題取向。這一主題取向在關于“康定小城”的書寫中體現的最為集中、明顯。尹向東的小說雖然非常注意描寫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展現各種生活細節和活動場景，并通過這些內容來演繹普通人物艱辛曲折的生活境遇和命運結局；但他的小說真正能讓人感到悸動的是他對各種生存悖論的著意揭示和平和敘述。司空見慣的生活在他的筆下總是能夠叢生出撼人心魄的沖擊力。他的不少小說都蘊含著這方面的藝術能量，如《紅痣》、《一百年》、《城市睡眠》、《炎癥》、《晚飯》、《像陽光一樣透明》、《時光上的牧場》、《魚的聲音》、《給幺指打個扣》等。在這些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百年》和《像陽光一樣透明》。
《一百年》主要講述幾個年輕人的成長經歷，期間伴隨著揮之不去的無聊、失望、不安、恐懼等生命情緒。作為年輕人，他們本應該是充滿朝氣，以滿懷希望的目光憧憬美好未來，在展望未來中規劃自己的人生道路，并嘗試著付諸實踐。但這幾個年輕人在目睹了同學王磊瞬間死亡的場景后，精神意識和心理意念開始逐漸“扭曲”。他們少年老成、心事重重，懷抱著一種看破紅塵的無所謂心態。當然，他們不是沒有對人生前途有過思考與設想，但就是始終認真不起來，即使選擇一種自己喜歡的生活，他們也習慣于保持那種自認為是淡漠的心態，而不愿意做更多的改變。在他們的觀念意識中，生命的長與短似乎并沒有差別；在他們的感覺里，活著其實就是一種負擔。小說中給人印象最深刻的人物無疑是劉亮。這位目睹了同學死亡慘相的年輕人，就像一個看破紅塵，頓悟到生活真諦的“智者”一樣，對人生有了一個清醒的認識：一百年后誰都會死。由此一來，他對生活和周圍世界的看法也就有了一個基本態度：無所謂。他開始厭學、逃學，然后輟學混社會。但即使是混社會，他也毫無目的，對任何事情都不感興趣。輟學后，他最大的渴望是如何讓自己變得大膽起來。他為自己不敢用手掌捏死一只弱小的鸚鵡而自責不已，盡管鸚鵡因吃了他投放了毒藥的食物而死去，但他依然覺得自己太膽小了。在親眼目睹了父親從容自若地屠殺那么多豬之后，他終于鼓起勇氣親手殺害一只在夜里不停叫喚而讓他心煩意亂的貓。從此以后，劉亮成了生活的“強者”，在他所生活的那個小城里，他成了遠近聞名的“大人物”，出入的排場比地方官員都有氣勢。然而，他的生活是偏離正常軌道的，他因此也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一百年》里以劉亮為代表的幾個年輕人因為認識上的偏差和心理上的偏執，在生活的漩渦里無法擺正自己的位置，或者說沒有能力，也不愿意去爭取自己的位置。他們總是被自己的一己之見所控制而無法醒悟，從而也就生活在不安、失望、恐懼之中。
小說在冷峻的敘述中演繹著一幕又一幕生活的悲喜劇，而這些悲喜劇透露出的則是存在的荒謬——人的精神意識的悖謬和現實生活的乖張——至少是有限生命的不可掌控。作品的深刻之處在于，它以極為平淡的普通生活景象，演繹了偶然事件對人的精神意識的強力扭曲和行為動機的決定性支配，從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的脆弱與可悲，透視了人生命運的難以預料和人的精神世界的“非理性”情狀。這種主題表達，讓文本穿越瑣碎的生活片段，直指人的精神領域（心理），蘊藏著一種形而上的意味，從而讓作品的題旨獲得了厚重的藝術品質。可以說，對日常瑣碎生活的關注和描寫，讓作品擁有了生活氣息和生命質地；而對人的精神（心理）的透視，則讓作品有了升華的可能和通道。這是尹向東小說創作所追求的藝術志趣。這種志趣在《像陽光一樣透明》中也所有體現。
《像陽光一樣透明》從開始到結尾都充滿了悖謬感。吳默因為一個瞬間的念頭而去尋找同學譚瑩，而這個瞬間的念頭僅僅是他突然想不起譚瑩的模樣了。就在去譚瑩家的路上，他看到了譚瑩的丈夫與別的女人之間曖昧的關系。他出于好心把這一情況告訴了譚瑩，希望譚瑩能夠呵護好自己的愛情和家庭。但事與愿違，譚瑩在確證事情的真相后決定離婚，且大鬧一場，讓丈夫的情人家也不得安寧。兩個家庭破碎后，吳默深感內疚，他為自己當初的“告密”感到后悔，而另外四個當事人也把矛頭對準了吳默，埋怨他為什么說了實話。他們都認為，如果不是吳默多管閑事，夫妻也就不會離婚，家庭也就不會破碎。整個故事到此顯示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悖謬感。這種悖謬感，讓人體味到的同樣是世事的難料和命運的難以掌控，以及人性的乖張。
與《一百年》和《像陽光一樣透明》相比，尹向東的其他小說在表現存在的荒謬時，傾向于通過描寫人與人之間的難以溝通或生活的不如意來完成的。《紅痣》中人們對外來女人林鳳的種種誤解和鄙視以及對她的關心；《城市睡眠》中“我”醉酒之后“精神錯亂”引發的一系列可笑舉動；《陪玉秀看電影》中玉秀與丈夫無休止的吵鬧但又充滿愛意的家庭生活；《炎癥》中膽小怕事的吳大同杞人憂天式的心理等，都無不透露著生活的瑣碎與不確定性引發的種種悖謬感。即使是在那些以草原為背景，著力描寫牧民清苦、淳樸生活的作品中，也散射著不可化解的悖謬意味。那些因為對傳統生活習俗的眷戀而不愿意選擇新的生活道路的人們，卻在無可奈何中被新的生活方式所選擇；那些由于文化差異而造成的心理意識和行為方式上的隔閡與沖突，并不妨礙人們真心交往、赤誠相待。當然，在書寫草原的這類小說中，由于作者的著力點在于表現牧民剛直、勇猛、淳樸的性格特征與自足的生活情態，由文化隔閡、沖突和社會生產促成的新舊更替所引發的那種悖謬意味要淡弱一些。
盡管尹向東的小說沒有回避不幸與困苦，沒有粉飾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種種生存困境，也沒有掩飾人性的缺陷與脆弱；但他卻也沒有用夸張、尖銳的方式渲染這部分揮之不去的灰暗生活。他的小說世界的故事內核是沉重的、灰色的，但籠罩在它周圍的氛圍，卻充盈著人情的溫暖和人性的美麗。造成這種審美效果的根本原因在于，尹向東始終堅持一種“佛眼看世界，佛心待人事”的敘事倫理，以及在具體的行文中始終不變的溫和平靜的敘述口吻；同時，也在于他善于發現且樂于表現普通人身上的美好品質的審美取向。
整體而言，尹向東的小說呈現出的是一種“悲劇性”的審美意向。在他迄今為止的所有中短篇小說中，只有個別小說的故事流程是鮮亮的，結局是美好的，其余大多數作品都以傷感、悲戚為主色調。但尹向東的小說卻有一種“哀而不傷”的審美品格。他的小說的確能夠給人以無奈、悵然、難過、悲苦的感受，但卻不會把人引向悲痛欲絕和無望的境地。尹向東的小說能夠達到這種審美效果，除上面提及的一些原因外，還在于他在具體的敘述上所做的頗具匠心的設計與安排。
首先是避免以夸張集中的方式激化生活中的任何矛盾沖突。尹向東的小說世界處處都存在著矛盾沖突，但他從不渲染任何矛盾沖突。即使這些矛盾沖突最終也沒有化解，甚至伴隨當事人一生一世，尹向東都會用柔和的筆調把它描繪出來，以談論家常的敘事口吻使之弱化，直至讓它消融在生活之流中。家庭內部的情感糾葛，親朋好友之間的猜疑、嫉恨，人與人之間的誤解和仇怨，民族文化習俗不同產生的隔閡等，在尹向東的小說中就像日常生活中的任何瑣事一樣，似乎沒有什么不可化解的。它們確實存在著，也會給當事人帶來不小的刺激和困擾，也會令人感到沮喪、憤怒、不安、恐懼。但所有這些負面情緒和情感騷動，都不會給處于漩渦中的人造成毀滅性的打擊，不會把事情鬧得沸沸揚揚，不會把人物處境推向極端。而這完全是由作家所選擇的敘述方式決定的。尹向東總是會利用各種敘述關節，讓矛盾沖突弱化到最低程度。在不同的小說中，根據不同的故事情節，他所采取的敘述關節是不一樣的，但大都能夠達到弱化矛盾沖突的藝術目的。比如《紅痣》中，人們對外來女人林鳳說三道四，甚至以蔑視、侮辱的態度來對待她。這無疑將會在林鳳與村里民眾間造成巨大的隔閡與仇恨。但小說在描述村民們胡亂猜疑和蔑視辱罵的同時，又描寫他們出于同情而力所能及地幫助林鳳。尤其是村里的長者穆大娘，她是最能說三道四的人，卻也是對林鳳幫助最多的人。通過對這樣具有“對立”性質的行為方式的處理，橫在村民和林鳳之間的隔閡也就顯得微弱了許多，讀者也就不會去過分關注他們之間的芥蒂與恩怨。盡管這樣的敘述處理不會徹底消解人們之間的隔閡，也不會徹底化解由隔閡而促生的芥蒂與恩怨，但小說所呈現出來的敘事倫理卻能夠讓讀者滋生出“生活原本就平靜如水”的溫馨體驗，從而也會生發出“生活沒有解不開的結，何不坦然以對，欣然釋懷”的感悟。不僅僅由家庭內部的諸多問題引發的不快與糾結，是可以坦然釋懷的；即使陌生人之間的矛盾隔閡，也可以坦然處之、悄然釋懷。
第二，尹向東習慣于以輕描淡寫的筆調和話家常式的口吻講述故事，這對弱化文本中的矛盾沖突很有幫助。尹向東的小說在敘述語調上最大的特征是“娓娓道來”，就像親朋好友間的閑聊一樣隨意自然。雖然他的有些小說的局部地方留有明顯的雕琢痕跡，個別語言與句式顯得過于書面化，但整體來看，他的小說遵循的是民間口傳文學講述故事的模式。在他所講述的故事里，所有的生活因素都像流淌的溪水一樣，自在地順著自然形成的渠道向前流進。人物的行為皆產生于個人內心最本能的驅動力。故事的結局無論好壞，人物的命運幸與不幸，都不會引起很大的波瀾。即使是在事到臨頭情緒激動時做出一些出格的舉動，也會很快就歸于冷靜。在他筆下的那些普通人的生活觀念里，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因此“順其自然”也就成了他們信奉的生活邏輯。他們也有喜怒哀樂，但他們沒有大喜大悲；他們也會遭遇失落與不幸，但他們很少讓哀傷和失望掌控自己。在尹向東平靜緩慢、隨意自然的“閑聊”筆調中，生活就像自然萬物一樣生長著，隨著春夏秋冬四季的輪換而變換著節奏，人物的思緒情感就像天氣一樣隨著時節的變化而波動著變換著。在這種自然化的生活流程里，一切都按照生命的既定安排存在著、發生著、消散著。在這樣的敘述情調和氛圍中，平和也就成了一種主色調。
第三，尹向東小說“哀而不傷”的審美效果產生的原因，還在于他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放棄對人情美的捕捉與表現。尹向東的小說里沒有廉價的樂觀和浮夸的喜悅，更多的是無法消散的困頓與悲戚。但尹向東又是一個善于在生活的困頓與悲戚中發現人情美的開掘者，他總是能夠在那些遭受著瑣碎、困苦生活磨壓的普通人身上發現與生俱來的善念，從而賦予他筆下的人物珍惜親情、友情、鄉情的高貴品格。閱讀尹向東的小說可以發現，他筆下的人物在許多方面可能會存在著性格特征上的種種差異，但唯獨在“心存善念”這方面卻是高度的一致的。他的小說講述的是破碎的、悲戚的故事，但情感基調卻是溫馨的柔軟的。不管人物的命運多么不幸，不管故事結局多么悲慘，不管人物身上有何種不足與缺陷，不管人物在特定情境下表現得多么兇狠、自私，他們都是充滿人情味的人物；即使故事里所呈現的生活本身有多么凄慘，但內里所蘊含的溫暖的人情總會讓它變得溫婉可愛，值得身處其中的人們去珍惜。尹向東對人情美的捕捉與書寫是一貫的，從他創作第一篇小說起，這種取向就已經被設定了。
就目前來看，二十多年的創作歷程中，無論是“城市書寫”還是“草原書寫”，尹向東始終堅持著這樣的情感取向。處女作《紅痣》中林鳳的遭遇令人嘆息，但小說的敘述者卻始終對林鳳抱有同情。在敘述者的眼里，林鳳是一個善良、勤勞、堅韌的女人。她并不像村民們所指點的那樣，是個不祥的女人。從表面看，小說講述的是一個普通女人的一段悲苦生活，但情感基調卻是對人情美的贊揚。即使是那些閑來無事散布流言的村民們，在作者筆下也都表現出其可愛一面，充滿了人情味。比如穆大娘，她愛說閑話，總是挑揀林鳳的不是，散布流言，詛咒林鳳。就這一面來看，她是一個面目可憎、令人生厭的人物。但還是這個穆大娘卻同樣富有同情心。她同情林鳳生活的清苦和命運的不幸，因此，在林鳳的第一個丈夫去世后很是照顧林鳳。由此顯現出了她可親可敬的一面。如此一來，這個鄉村老婦人身上所具有的那些“缺點”就不讓人覺得那么刺眼了。可以說，從《紅痣》開始，書寫“人情美”就成了尹向東小說創作的一個重要倫理指向。他小說中的人物有各種各樣的性格特征，會在紛繁復雜的社會現實中遇到各種料想不到的意外，會遭遇各種不幸與痛苦，但即使在萬般無奈與苦痛的困境中，這些普通的小人物都不會變得冷漠無情，都不會對外部世界充滿仇恨，都不會淪陷于怨天尤人的泥淖中不能自拔，他們內心深處的那盞人情之燈，總會在灰暗的生活中閃爍出令人溫暖的亮光。雖然那些亮光并不能在根本上改變瑣碎、艱苦、困頓的現實生活，更不會阻止生老病死和厄運的降臨，但卻給人以生活的希望與信念。這是尹向東小說最為可貴的品質與精神。它表現出了尹向東對美麗人性的著力張揚和對良善的由衷敬畏。在這一點上，他的小說創作與他的宗教文化背景是高度融合的。從他的小說所輻射出的倫理能量中，可以感覺到他的宗教文化背景對他藝術心性的根本性制約和影響。
尹向東小說值得稱頌的地方，還在于他在小說敘述技巧和表現手法上的精心選擇和著意講究。從筆者目前讀到的相關作品來看，尹向東是一位在藝術表現手法上不斷嘗試探索的創作者。他的作品既運用非常傳統的敘述方式，也采納具有現代主義色彩的敘述手段。面對不同的題材，為了表達不同的題旨，尹向東會讓小說文本呈現出不同的藝術樣態。不管是講述一個普通的生活故事，表現一種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思考；還是揭示人的一種瞬間情緒或欲念等，尹向東都會根據選擇的題材和預設的題旨，來設置敘事情景和安排情節流程。同時，他既以舉重若輕的文字和敘述語調，又潛藏著內在張力的情節設置，書寫了邊地城鎮普通民眾在不同的生活境遇中的人生情態，為讀者展示了一種別樣的藝術風景。
當然，尹向東的小說創作也存著一些不足。第一個需要提及的方面是，有些作品為了表現題旨而刻意編織故事情節，顯現出雕琢的痕跡。尹向東是一位善于思考的作家，這使得他總想在小說中表現一些生活道理和人生哲理。這種藝術追求自然是合理的。但如何表現卻需要作家處理好理性思考與藝術書寫的關系。尹向東在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許多方面令人驚嘆。比如他對生活細節的精致化描寫，對人物心理的著意揭示，結尾處的一些戲劇化安排，不少作品的敘述從容自然且細膩曲折。但其小說創作中刻意編造的痕跡也很明顯，有時為了編造與已設定的觀念相吻合的故事情節，著意地制造種種巧合。巧合固然是藝術創作的需要，但如何讓巧合不留痕跡或盡可能讓痕跡降到最小程度，也是優秀作品的一個重要標識。
尹向東創作中第二值得提及的問題與“草原書寫”有關。說到“草原書寫”首要應該肯定尹向東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與探索。作為涉藏地區的文學創作來說，描寫草原生活，反映牧民在變動著的社會現實中，因時代的變遷而發生的精神觀念和倫理道德意識的變化，以及在新舊社會規范中糾結掙扎的不斷選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題材領域，同時也具有很大的開辟空間。但是，這方面的寫作目前并不多見，且深度和廣度都有待提高。個別作家的個別作品雖有涉及，比如阿來的《遙遠的溫泉》、《三只蟲草》、《蘑菇圈》等；萬瑪才旦的一些作品，如《八只羊》、《草原》、《牧羊少年之死》等；還有一些用藏文創作的西藏作家，如才仁郎公、尼瑪頓珠、藏頂塔杰等寫過一些牧區題材的作品，但整體看，“草原書寫”處于滯后狀態。這方面，尹向東算是成績顯著者。他的作品有不少是關于草原生活的，如《掠過荒野》、《長滿青草的天空》、《野鴿子》、《藍色天空的瑣碎記憶》、《遙望》、《牧場人物小輯》、《草原》、《魚的聲音》、《時光上的牧場》等。這些作品從盡可能多的側面描寫、反映了草原牧民的生活情態和精神風貌。大自然的嚴酷、生活的辛苦、牧民的堅韌、樸實，以及他們的精神意識都得到了很好的表現。這些關于草原的小說，是了解廣大牧民生活狀態的一個重要窗口。這是尹向東“草原書寫”的重要價值。但尹向東的“草原書寫”也存在著非常明顯的不足之處。其一是對牧民形象的塑造單一、重復，近乎僵化。尹向東筆下的牧民形象，主要性格特征無外乎“耿直、淳樸、勇猛”。也許在尹向東看來，草原牧民的性格特征原本就是這樣的，自己的寫作只是一種客觀再現而已。但藝術創作不是刻錄原模原樣的現實生活。即使為了表現和追求真實而塑造“耿直、淳樸、勇猛”的牧民形象，也不能不斷地重復。表現這樣的性格特征，一兩篇小說中的一兩個人物就完全足夠了。如果不斷塑造相同的審美形象，難免會產生重復之感。事實上，尹向東的“草原書寫”不僅僅在人物形象特征上多有重復，即是在情節上都多有重復。其二，對草原生活新的變化描寫不夠。尹向東的“草原書寫”，更多的是對過往草原生活狀況的描寫，對隨著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而造成的草原生活形態的新的變化的描寫則相對薄弱。在他的小說中，很少看到當今時代草原牧民的生活現實，唯一對此有所反映的小說似乎只有《時光上的牧場》。在他的所有的關于草原的作品中，這篇小說恰恰是最值得關注的一篇。我個人認為，其原因就在于它與時代關系較為密切，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氣息。而且對牧民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開掘深度也是非常深入的，它提出的問題不僅僅是草原生活的問題，也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時代問題，從而使得這篇小說具有了較為深廣的社會文化內涵。相較而言，其他“草原書寫”的作品則視野不夠寬闊。除此之外，尹向東的小說創作還存在著其他一些方面的不足，如主題先行的痕跡，刻意追求文雅等。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