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3年03月01日
以漢學家梅丹理英譯為例（下）
◎張媛
作為西南民族地區先鋒詩人群中的杰出代表，彝族詩人吉狄馬加以其“民族性、世界性、人類性”的詩歌創作風格，彰顯出鮮明的詩學特點和后現代語境下的人文關懷。美國漢學家梅丹理對吉狄馬加詩歌的深人理解與重構，是在“翻譯詩學”理念影響下民族詩歌翻譯實踐的生動嘗試。本文從翻譯詩學視角出發，對梅丹理解析與翻譯吉狄馬加詩歌的情況展開研究，為中國當代民族詩歌創作與翻譯的詩學研究提供參考，進而為后現代語境下翻譯詩學理論在實踐層面的操作方法做出積極探索。
(三)韻律再現:詩性聲音的傳達
原始文化內核的混沌與無序體現著一種強烈的詩學隱喻。藝術與自然、詩與語言、勞動與巫術難舍難分地糾纏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原始文化團塊”。原始詩歌與原始生活諸方面的交融體現著人對某種超自然力量的渴望，這種渴望通過宗教儀式歌的形式展現出來。例如，北美夸扣特爾人的一首治愈歌“Shaman'sSong”通過通篇重復“Thegoodsupernaturalpower”這個句子形成的節奏，實現對某種超自然力量的保持和增強，強調歌者所行之事來自這種自然超能量的啟示和幫助，從而凸顯自己的神通和權威。在類似的原始詩歌中，歌者將詞、短語、句子、結構的重復效果作為“思想的經驗”，參與了文本意義和歷史性的建構，同歌者的思想建立了聯系。這種早期的詩歌言語節奏與歌者審美追求的融合使詩歌意蘊與形式高度統一，凸顯了形式作為內容表達程序的作用。
梅丹理將詩人的這種思想的經驗，概括為“觀念的音樂性”(ideational musicality)：
在思維的音樂性中也有一種節奏——我們的思想會在某些時刻進入一個廣闊的模式中，然后會縮小范圍、聚焦在一點，然后又擴展開來。如果我們可以以某種范式呈現或者描述思維的這一運動過程，我們就會發現它是有結構和節奏的。
需要通過某種表達情感連續性的言語方式將思維中的一個個節點(意象或隱喻)有序地連接并展現出來，才能實現思維節奏。在梅丹理看來，詩歌的音樂性是在詩人頭腦中形成并按照一定的思維邏輯流暢過渡的一系列觀念連續體，這些觀念其實就是詩歌意象的雛形。它們作為詩人頭腦中思維流動的一個個節點，分布于思維鏈條的不同位置。詩人根據自己的審美目的將自己抽象的思維落實在具體的話語組織方式上，為了使詩歌言語與思維一樣流暢，詩人要盡可能地避免落人死板的韻律窠臼。這樣，由觀念轉換而來的意象才會自然地分布于流暢的詩歌內容的相應位置。
為了展現思維的這種律動，吉狄馬加將私人情感式的表達和原始宗教儀式型的言說作為其詩歌意蘊的主要承載形式。為了配合這兩種詩歌話語的展開，他在語氣、選詞、句型的選取和詩篇的布局等方面都體現出特色。梅丹理熟知節奏形式的呈現原理，并做了很好的詮釋。
以吉狄馬加的《回答》一詩為例。該詩以交談作為詩歌話語的特點，形式上體現了典型的單元律。第一單元提出問題:
一個流蜜的黃昏
她對我說:
我的繡花針丟了
快來幫我尋找
……
第二單元以同樣的結構回答問題:
一個沉重的黃昏
我對她說:
那深深插在我心上的
不就是你的繡花針嗎
……
兩個單元的場景都“在通向吉勒布特的小路上”，時間都在“黃昏”，發生的事件都與詩中“她，的”繡花針，有關。詩人以自己故鄉的地名人詩，暗示所講內容與本民族文化有關;選取光線昏暗的黃昏為對話進行的時間，襯托了憂郁的情感基調；“她”暗指生活在彝族傳統文化中的母親，以母親使用的繡花針，暗指本民族的傳統文化，“繡花針”的失而復得映射詩人對彝族傳統文化的追尋，表現出詩人內心深深的民族文化認同感。
在譯詩中，梅丹理保留了原詩單元律的結構，并采用羅馬注音法將“吉勒布特”譯成“Jilu Bute”，同時對出現過兩次的“黃昏”的不同狀態做了細致的刻畫，即“honeyed twilight hour”和“weighty twilight hour”，保留了“繡花針”(embroidery nedle)的意象。除此之外，他還借用英語疑問句的表達方式“Do you stil remember...?”“Isn't...”，祈使句“Hurry up and help me find it”，以及“I've...”“Something is...”等常用句型，再現原詩交談的敘述方式和口語化的言語特征。可以說，梅丹理準確地抓住了詩人的創作心理和與之相匹配的措辭特點，并充分發揮譯人語優勢，較為貼切地傳譯了詩人腦海中的音樂律動及其中難以言表的意蘊。
吉狄馬加的另一首名為《看不見的人》的詩與印第安原始詩歌中的“夢游歌”頗有幾分相似，詩人講述了自己內心被某種神秘的聲音召喚的感覺。吉狄馬加用了三個詩節的標準單元律框架“在一個神秘的地方/有人……我的名字/但我不知道/這個人是誰？/我想……/可是……/我敢肯定/在我的朋友中沒有一個人曾這樣……”，重復和強調這種召喚自己的神秘力量，表達自己的內心感受。這是詩人受彝族傳統文化影響而形成的一種獨特的詩性聲音。在譯文中，梅丹理抓住了原詩的結構和話語特點，更體會到了詩人寄托的內心情感，保留了原詩單元律的排列結構“In a mysterious place / Someone...my name / But I do not know / Who it might be / I... / But... / I can afirm / That among my friends / No one has ever...definitely say”，在語言的表述基調上也與原詩一樣采用簡潔、口語化的表達方式，再現了詩人詩性思維的流動過程，在翻譯過程中將原詩內容與形式很好地融于詩人對彝族傳統文化的審美追求之中。
朝向中國翻譯詩學的學術旨歸
梅丹理的嘗試引發了一些思考:擁有深厚詩學淵源的中國，如何將傳統詩學和譯學理論引人當代詩歌研究與翻譯，形成中國的翻譯詩學話語體系？在構建世界翻譯詩學理論的過程中中西詩學理論如何融合？
中國文人及其文論自古就不缺乏詩學傳統。以中國傳統哲學基礎—道家和儒家思想為起源，“神化”之說、“詩言志”之說是貫穿后世文論的核心思想，近世傅雷的“神似”與錢鐘書的“化境”、當下許淵沖的“美化之藝術”更是將翻譯詩學傳統延續下來，作為“古典文論與傳統美學的一股支流”，將中國傳統詩學架構于文化交流實踐中。究其核心，中國傳統詩學著眼于詩人本人，中國翻譯詩學強調譯者作為主體的體驗和表達，這種表現論的特征與梅肖尼克翻譯詩學強調的“人本論”不謀而合，這種契合為中國翻譯詩學走向世界帶來思路。然而，有趣的是，在西方人苦苦求索一條沖破邏輯和理性束縛之路的同時，經歷了太長時間感性文化陶染的中國卻渴望進人理性的軌道。在這種現實下，如何將中西詩學結合，構建一套完備的理論體系和實操指導，便成為當下中國翻譯詩學話語構建的努力重點。
后現代語境下西方文化人類學界提出的“人類學詩學”概念，再一次從根源上強調了詩學的人文價值和翻譯詩學的闡釋性意義。王宏印先生將這一概念引人中國民族詩學翻譯研究領域，并提出：
在整理中國文化典籍，特別是漢族漢語詩歌的時候，重視詩歌或一般文學的起源問題、漢語文學樣式和抒情傳統的發展問題，以及就此領域里人類學研究的諸種課題，努力嘗試建立漢語和漢民族的人類學詩學體系:同時，一定要花大力氣把少數民族的詩歌納入這樣一個軌道上來，使之和漢族詩歌互補互動起來成為完整的中華民族詩歌史(傳統)的一部分。……我們的工作，是要在以各種民族語言，當然主要是漢語，從事民族題材詩歌創作的同時，進行多語種和多文化的翻譯和研究，并且圍繞作品及其流動，使創作、翻譯和研究三者結合起來。要注意調動三支隊伍，詩人、翻譯家、研究專家及評論家，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和協作關系，同時在漢族漢語人才和少數民族人才中間建立聯系，開展專業的、有計劃的翻譯研究活動。
這一嘗試是對建立中國式人類學翻譯詩學理論體系的積極探索更是對世界翻譯詩學理論建構的中國方法的嘗試。而梅丹理的詩學研究與翻譯實踐“作為海外學術力量的努力”無疑為這一建構的最終實現增強了信心。
結語
梅丹理從中國傳統哲學出發，以詩人眼光進人彝族文化內部，理解彝族傳統文化在當下的存在狀態，并在此基礎上對吉狄馬加詩歌進行深度解析與翻譯，不僅將西方翻譯詩學強調的文本歷史性與文化性特征、詩歌意象原型與詩人思想節奏的主體性特征引向當下，而且體現了文化人類學對世界多元民族文化的研究視野。由此看來，梅丹理對吉狄馬加詩歌的翻譯實踐具有多重意義。其一，他的實踐為中國民族詩學翻譯提供了極好的樣板；其二，他回歸傳統哲學和意象原型批評的譯學思想為中西詩學融合意義下的翻譯詩學理論的建構提供了例證；其三，就文藝理論和文學翻譯理論研究的社會價值而言，梅丹理的翻譯詩學實踐為后現代、后工業時代世界多元文化之間超越表層、超越等級的靈魂深處的情感互動提供了寶貴的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