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3年03月22日
◎張艷梅
21世紀以來，中國鄉村社會經歷了政治、經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諸多變革，城市文化幾乎經歷了摧枯拉朽式的推進，民間依然有著頑強的生命力，或者說文化自生能力。即便當城市化達到飽和，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完成，也并不意味著泥沙俱下的傳統鄉土就隨之消失，即使完全現代化甚至智能化的鄉村與我們文化基因寫作的鄉土不再是同一事物，大眾傳媒和娛樂泛化對鄉村生活完成了深度改造，作家依然會提供原汁原味的鄉土敘事。羅偉章的寫作，始終是內在于民間生活的，屬于內部的觀察和思考。如何關涉鄉村復雜的人物關系與錯綜復雜的民間倫理，如何在同一敘事結構作處理不同維度的時空關系以及民間生存樣態，《誰在敲門》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成功的樣本。
壹
民間社會的文化裂痕與重塑
鄉土中國的文學講述主要有兩種方式：生活化的和精神性的。文學表達和人類學研究的差異在于其文化投射是反向的（彌散和聚合），文學包含自我講述和他者講述。當我們把一部長篇小說作為人類學參考文本，無論將其看作解釋的文本還是知識的表征，其有效性的基礎都是需要考量的。小說是虛構，其中的地理、人物和事件，并不能逐一在可表征的現實社會中找到印證，但我們依然認為其具備認識和理解鄉村生活的對象物特征，是因為小說建構的鄉村生態系統和民間文化景觀具有表現生活和闡釋時代的功能性因素，并且通過個體的講述，文化的內部景觀得以視覺化呈現。
以“門”為題的小說不少，夏目漱石的《門》隱喻個人與社會的隔絕；芥川龍之介的《羅生門》象征善與惡、生與死的分割；《誰在敲門》敲的是城鄉之門、生死之門和時代之門。“門”既是一種阻隔，又是內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連通。以“敲門“為核心意象的小說不多，羅偉章的暗含疑問在于“誰”，這個“誰”有判斷的遲疑，也是明確了主體依然持有的生活質疑。站在傳統鄉土社會生活的門外，敲門的是誰？敲門人帶來的信息是什么？城市化進程強化了鄉村的離散性，作家面對時代之門，門的一邊是漫長的鄉土中國歷史，另一邊是后人類社會鄉村愿景，歷史與未來看起來都很切近，甚至有著文化意義上的重疊，眼前的故土反而越來越陌生和隔膜—與前后兩面都存在斷裂的隔膜。民族志所闡釋的對象是社會話語流，這種闡釋在于努力從一去不復返的場合搶救對這種話語的“言說”，把它作為一種微觀的描述固定在閱讀形式中。羅偉章的途徑是通過民間生活的敞開，把裂隙和對裂隙的彌合都注人講述之中。
《誰在敲門》反復強調兩代人之間感知的障礙。父子之間的交流越來越少，春明甚至無法很自在地單獨和父親待在一起，尷尬局促，無話可說，這個特別的細節，一再被強調；大姐的講述和“我”的感知之間存在著一定距離，在對待父親這個話題上，姐弟二人則心有靈犀，這里作家用的是人類學家式的深描，反復刻畫行為背后的意義，運用心理工筆畫法為時代構形，以最細微的心理波動來勾畫宏大時代的起伏跌宕。象征性決定經驗這個世界的方式。文學和文化都是隱喻式的表達，通過文化認知，我們實現對世界和自身的理解，盡管不少人類學家并不認同文化作為帷幕的觀念，而試圖通過建構一種解釋實現社會結構的文本分析。威廉.玖爾泰（Wilhelm Dilthey）強調，現實僅僅存在于由內部經驗所賦予我們的意識和事實之中，“文化的解釋最終要回到個人對于文化表征的學習和記憶，也就是回到個人經驗的層次上，這構成了經驗人類學的基礎。而作為外在文化表達與內在文化理解之間可以溝通的橋梁就是表征本身”。對于作家來說，這個探究過程應該是充滿樂趣和理趣的。《誰在敲門》通過“敲”這個動作，把主客體連接在一起，經驗性的描述被納人理性思考框架，強調的是對生活和時代的肉身處境和思想介人。
貳
民間社會的文化黏性與惰性
鄉村社會內部構成是復雜的，不同個體、群體、小型經濟組織，其思想觀念的分歧是顯而易見的，這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不同代之間、家族內部、社群、族群，正在呈現越來越多元的依存關系，文化的離散趨勢不會因智能媒介的快速普及而減緩，現代性過濾掉了傳統倫理的非理性沉渣，而現代社會的民間秩序并未因此獲得充分的理性，鄉土文化的黏性依然存在，民間權力多數時候仍舊是扭曲的。大姐夫的鄉村治理能力有目共睹，但他最后的結局也并不意外。作為民間治理的精神遺產，習俗更像是一種黏合劑，同時，起杠桿作用的是公共討論機制。全書整體上是不同的人在講各自的話，鄉村話語空間本身具有道聽途說屬性，小說其實印證了我們對當下鄉村生活的部分想象，群體內部的倫理義務在瓦解，而文化惰性卻依舊左右著鄉村的未來。回顧百年鄉土敘事，多突出歷史感，但《誰在敲門》強化的是現場感、在場感、現實性和當下性，一個家族的開枝散葉和分崩離析，村民自己講述的故事，作家難免理想化的預設，都可以作為考察鄉土世界的線索——羅偉章試圖還原可見的生活現實，同時捕捉那個不可見的心理現實。
學者對民間文化持不同觀點，人們創造各種符號來表征社會關系模式，這些符號可能包含文化傳統、文化移植、新思想或者這些元素的綜合。大姐夫這個人物具有復雜的符號意義，是村民心目中的能人，也是大家族的組織者，在許家，他的地位超過了大哥和城里人春明。作為地方政治模式的寄生者，也是模式建構的參與者，他深諳民間的各種溝溝坎坎，修路、救火、籌糧，為村民解決各種糾紛，在拆遷占地時最大限度為村民爭取好處，做得舉重若輕，游刃有余；當然，他也不拒絕權力給自己帶來的好處，家里堆著一櫥子的好煙好酒，樓下養著一群活雞，還有裝著現金的厚信封，他認為這些是自己應得的，這個“村級救世主”的一整套人生哲學，是民間文化創造性和惰性的結合體。而早逝的母親同樣具有象征意義，她長久地橫亙在父親與子女之間，作為話題的懷念里包含著對已逝生活的美化和虛構，這與知識分子對待民間和鄉土的文化態度不乏相似之處。
《誰在敲門》中密布著家長里短、瑣碎嘈雜的話語，其中包含民間文化的解體與重構，內在的沖突性和穩定性，被破壞的親情鄉情和取而代之的經濟關系。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群很難實現相互理解，心理結構和物理結構都具有客觀性，話語并不給這些經驗結構編碼，只是形成指示圖式。底層社會的情感和行為是民間文化景觀的基礎，文化作為意義的體系，反映特定的社會關系，文化、社會結構、人格體系是我們開展研究的核心三要素。格爾茨文化理論的基石是意義的公開性、具體性引導人的行為，以象征的方式存在，需經由研究者的闡釋才能明晰；作家在田野調查基礎上的虛構，把存在于物化象征之上的意義轉換為人的行為，從而構成可理解的文化表征。
叁
精英與大眾的對視和對話
鄉愁的內核是對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疏離。盡管文化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我們依然可以發現其中的關聯性，從而建立起認知體系，獲得對文化的深入理解。不同主體的講述具有相互參照和相互指涉的功能。《誰在敲門》中農民、知識分子和作家的聲音交織在一起，話語的內部視野和外部視野構成了互文，作家的都市眼光和鄉土情感不是內部指涉，主體依舊是以外來觀念在剖析異文化，那個被講述的生活世界和被定義的觀念世界在個人與家國、傳統與當下、城市與鄉村、非典型知識分子立場與典型農民意識之間，構成了四重對話關系。在異文化中理解他人和自身，個人的觀察眼光與眾人的集體行為，在文化視野里具備了各自的能指和所指。
小說中的村鎮、縣城、省城、遙遠的南方，構成了空間的動線，這不僅是敘事策略，還意味著一種政治和權力，對抗性中不乏妥協。春明是知識分子的代表，也是滿懷鄉愁的異己者和外來者；大哥、大嫂和兄弟春晌幾家作為底層弱勢群體、典型農民，是鄉土文化的承繼者和受困者，父親生病不過是一面鏡子，既照出了他們的物質窘迫，也照見了他們的精神困境;晚輩中有讀書人、生意人、打工人，也有騙子，他們是鄉土社會的背離者和拆解者。加繆、魯迅、洪峰等作家都寫過“奔喪”主題，同樣為奔喪歸來的春明作為城里人，面對復雜的家族利益關系進退失據:在城市中，攜帶著鄉村出身的自卑；回到鄉下，又無法融人家族親情，作為故鄉的“局外人”和大時代的“多余人”，很難擺脫身份認同的困擾。
小說對下一代的觀察視角更豐富，較之現代家族小說少了些理想主義色彩。大姐家的兒子李志是一個吃喝玩樂、揮金如土的敗家子，整天在街上鬼混，和狐朋狗友打桌球、釣魚、下館子。這種“鄉村官二代”頗有代表性，有意思的是這對父子的最后結局。大哥的兒子四喜和李志有相似之處，這個活在謊言里的年輕人是時代的另一面，見網友、睡女人、瞞父母、騙親戚，撒謊就是四喜的日常生活。若把人類行動看作一種文本，文學的任務是建構對這一文本的感性解讀。行為及其所構成的象征體系決定著我們的經驗，也就是說，內部心理結構的索引搭建了現實和經驗的橋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