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3年04月04日
◎董祖信
三年的新冠疫情，已經有好幾位良師益友先我而去，讓我陷入無盡的哀思，留下永恒的懷念。雖然隨時可以翻閱他們的作品或看看照片，也只是相顧無言，難于交談。
活著的朋友中，我比較牽掛和擔心的就是龔伯勛老師，因為他年事較高，身體也不太好。每隔一段時間，總要給他打個電話。2022年4月22日的《甘孜日報》上，我讀完龔伯勛老師的《榆林宮》一文，感到非常欣慰。說明八十七歲的他，思路清晰，健康狀況還好。2022年8月，我們還到成都龍泉驛家中看望了他。昨天，撥通他的電話，始終無人接聽。經打聽，最后才知道去年12月29日，他就去世了，享年八十八歲，真是生死無常難預料。
龔老對人真誠坦率，我們是志趣相投的好朋友。他工作的《四川法制報》社、住的關家公寓、龍泉驛的新家，我都多次造訪。2005年，我從沈邊土司后人余啟仁為改族別而帶到瀘定縣委統戰部的一大捆地契、紙約中發現了具有史料價值的《萬歷合約》（以下簡稱《合約》）。因為龔老師是研究“茶馬古道”和“歷史文化”的，我們也很久沒有見面了，便將《合約》帶到成都《四川法制報》社，復印、拍照后，和龔老師共同研究、合寫了一篇簡介《合約》的文章刊發于《四川民族》和《四川法制報》。龔老師在甘孜州工作多年，對瀘定也很熟悉，我們在一起，有說不完的話題：歷史文化、土司文化、茶馬古道……臨別時，他把我送到公交站還邀請我為康巴詩詞研究會的刊物《康巴吟》寫稿并為我復印了瀘定縣冷磧鎮甘露寺唐墓殘碑拓片。
2006年，我又了解到余土司后人鐵木榮（又名余榮，成吉思汗25世孫）處保存有更具史料價值的《余氏家史》。該《家史》為成吉思汗20世孫、沈邊第15代土司余國璽和他的弟弟余國瑞、余國琳三人，根據各代傳承的《家史》系統整理，于清代乾隆年間撰寫而成。以后各代相繼撰寫，從明代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起，至清代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趙爾豐對川邊實行“改土歸流”止，歷時542年。將余土司先后相傳20代和所轄境內各個歷史時期所發生的大事，作了簡要的記載，算得上是沈邊地區542年的一部簡史。龔老師得到電話后，不久即到我家。由于事先未曾預約，鐵木榮拿出珍藏的《家史》，只讓我們看了封面和扉頁，其中內容卻無緣目睹。他回成都后，幾次給我打電話說：“一定要把《余氏家史》資料弄到手。就是抄，也要把它抄完。”最后，我到成都請龔老師幫忙挑選了一部相機，回到沈村和鐵木榮商量，他只同意我一個人在他寢室內抄寫或拍照。于是我很快將《余氏家史》逐頁拍照后，不久便帶到成都給了他。
我們之間，資料共享，從不保守。在他的鼓勵和督促下，我每年要為《康巴吟》寫一些小詩，幾年下來也積累了一點。后來，他覺得自己年事已高，要抓緊時間將他在甘孜州所寫的一些文章編成《康巴紀實》全三卷：第一卷《行走康巴》、第二卷《長河說古》、第三卷《川邊風云》（其中《長河說古》主要寫瀘定古代歷史），只印一百多套。我當即告訴他增加10多套，給瀘定縣政協文史委、縣圖書館、縣文化館等單位和朋友作為資料保存，書款由我負責收付給他。出書后他不負所望，果然給我寄來15套。我每次到成都去他那里，他都要把最近出版的新書給我一套；我也會給他帶去一些資料：比如我兩次徒步行走茶馬古道所拍照片、雍正乙卯二月，果親王在化林坪親筆書寫的詩碑拓片、沈村的漢磚、漢瓦照片、瀘定國畫家王惠英的資料等，并幾次將他請到瀘定沈村考察古寨遺址、土司官寨、白馬古塚，參觀冷磧鎮甘露寺。他每次來瀘定，回去后都要寫下一些文章，留下很多珍貴的照片。
龔老生于1935年10月，去世于2022年12月，享年88歲。他的一生，是勤奮的一生。1951年參加工作，1955年調康定。1973年調《甘孜報》社前的十多年中，除做好自己本職工作外，業余時間堅持為《甘孜報》寫稿，同時用手里的相機留下了康定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珍貴照片。到《甘孜報》工作后，更是走遍全州很多地方，積累了不少資料，留下了大量的文章和照片。退休后，仍然堅持寫作，并把歷年所寫文章及所拍攝的照片整理成書。先后出版了《木雅貢嘎》、《鍋莊舊事》、《邊茶雜記》、《西爐古韻》、《西康瑣記》、《圖說爐城》、《康定史話》、《歲月留痕》及《康巴記實》全三卷等，算得上是一位高產作家，對甘孜州的貢獻可謂大矣，這是人所共知的。
過去每次到成都，我都要到他家里去看望他；而今，斯人已逝，過去的一切只能留在記憶里。明代詩人、畫家唐伯虎詩曰：“生在陽間有散場，死歸地府也何妨。陽間地府俱形似，只當漂流在異鄉。”愿他輕松、無憾，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