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3年05月31日
◎劉保昌
二十年辛苦不尋常。陳思廣教授從2000年進入武漢大學攻讀博土學位開始，立志以個人之力撰寫一部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史，基礎性工作當然是要弄清楚現代長篇小說的真實家底，回歸現代文學史的源初文化生態環境，復原現代長篇小說創作、傳播、接受的真實歷史樣貌。籠罩著近百年的歲月煙塵，現代長篇小說創作當初的真實面相已然模糊不清，在十幾部已有定評的現代長篇小說經典構成的冰峰下面，陳思廣打撈出另外三百多部長篇小說構成的水面下的冰山真相。在海量閱讀和長期覃思的基礎上，陳思廣出版了《審美之維：中國現代經典長篇小說接受史論》《四川抗戰小說史》《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傳播與接受研究》《現代長篇小說邊緣作家研究》《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史話》《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編年》等論著，2021年又出版三卷本《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編年史（1922一1949）》，圖文互證，資料翔實，彩色印刷，裝幀精美，在歷史的與審美的兩個方面深入開拓，二十年持續努力，制心一處，深耕細作，盈科而進，終于結出累累碩果，成為現代文學研究者案頭必備之書，各家圖書館爭相庋藏之作。在現代文學史料學研究領域，陳子善的現代作家佚文遺作之發現、李輝的作家人事關系之考論、金宏宇的版本學副文本之勘校，已成巍然高峰，陳思廣攜《編年史》加盟此領域，無疑為現代文學史料學增了活力，壯了聲色。陳思廣教授正當盛年，治學精進不已，論學突飛猛進，學術未來無法估量，僅就其二十年來已有的學術研究成果來看，其關涉現代文學研究的史觀、史料、方法、路徑等諸多問題，足以予人啟迪，發人深思。
宏闊的歷史視野
在從事現代長篇小說編年史修撰之前，陳思廣曾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史進行過深人研究，儲備了豐厚的編年史修撰經驗和理論資源，并通過刊發大批學術研究論文，與學術界同行展開對話，積極總結和汲取編年史修撰的經驗教訓。
這種探討的對象從現代文學的開端直至20世紀末葉，時間跨越百年。論文《五四時期現代長篇小說轉型研究》探討五四時期小說創作從“天才的火花的爆發”“于剎那間偶然得之”的“信手拈來的‘即興小說’”轉向“銳利的觀察，冷靜的分析，縝密的構思”的轉型過程，研究“人的文學”觀念對于現代長篇小說創作轉型的重要意義認為現代小說家以深刻的自我主體省察和深邃的主體表現欲望為參照系，在現代與傳統、東方與西方雙重文化的燭照中透視國民靈魂，在追求敘述手法的多樣化和強化敘述的主觀色彩的同時逐步走向文體自覺。學術專著《戰爭本體的藝術轉化》則研究20世紀下半葉中國戰爭小說創作，從小說的藝術建構、小說的人物圖譜和小說的審美形態等幾個重要方面探討當代戰爭小說的藝術轉化和藝術特點問題。如此，現代長篇小說史從起點到終點，再進入當代長篇小說史，線索清晰，脈絡分明，為研究者提供了廣闊的、宏觀的學術視域，構建出評判具體小說文本所必需的歷史參照系。
在長篇小說接受研究領域，陳思廣撰寫的論文《如何輯與如何用——中國現代長篇小說接受史料與接受研究中的兩個問題》認為，中國現代長篇小說接受史料的整理與研究中存在著如何輯與如何用的問題，它們直接影響著中國現代長篇小說接受視野的生成與深化。在如何輯與輯什么中，存在著輯錄者“偏”“漏”“瞞”的問題；在如何用與用什么中，存在著創作者（也偶含輯錄者）“添”“改”“刪”的問題。沒有窮盡史料的精神、全面客觀的態度，史料的權威性必然會受到質疑；而窮盡了相應的史料卻又進行了“必要的”刪改，史料的真實性就會受到質疑，接受視野也會產生偏差。這無疑是個兩難的選擇。因為事實上，“作為一個研究者，我們又不可能不利用已整理的相對系統的史料，不可能不在前人已開創的基礎上拓展我們的視野，但如果每一個作家或作品都要我們自己從零出發，每一個材料都要在核查之后才敢放心使用，且不說工作的難度與工作強度太大，僅說史料輯錄者的初始意義又在何處呢？”在此，輯錄者客觀真實地以原初形態呈現長篇小說初版本，不偏不倚、不帶前在性觀念，就顯得尤其重要。
在長篇小說域外傳播接受領域，《誤讀.認同.反省——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域外傳播研究（1937—1952）》分析該時段內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在域外傳播接受的不同形態：歐美國家出于對變革中的中國社會的認知和對中國現代小說的關注需求，譯介《駱駝祥子》和《八月的鄉村》等長篇小說，但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誤讀現象；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出于相似的意識形態訴求，認同《子夜》《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李家莊的變遷》等小說的社會意義與范本價值，接受與傳播評價體系呈現出高度一致性，但也遮蔽了其他視域生成的可能性；戰后日本對中國抗戰小說的譯介則具有文化反省的意義，《引力》《四世同堂》等抗戰小說在日本的流傳是戰后日本人心態逆轉在文學上的投影，由竹內好等發起的“國民文學”論爭又使以《李家莊的變遷》為代表的“人民文學”進一步為日本讀者所熟悉，這是日本文學界重塑“國民文學”理念、尋找精神救贖之路的必然反應。
在文學制度與文化空間研究領域，《延安文藝政策與現代長篇小說新格局的形成》探討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后，文藝的獨立屬性發生轉變、作家的地位發生位移的歷史過程，分析解放區長篇小說創作出現的新格局主要表現為：在選題上緊密聯系黨所領導的現實事件，以黨的既定方針政策為指針展現時代新生活，體現出較強的意識形態色彩與現實功利性；在語言上以適應讀者為目的，以“民族化、大眾化”的語言為敘述語言，強化語言的功利目的；在人物描寫上以階級視野審視人物，人性的展現被框進相對固定的模式中，人物描寫出現了大量類型化傾向；在結構上以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組織情節，創作重心也由人性位移到階級斗爭上。
在現代長篇小說經典化研究方面，學術專著《審美之維：中國現代經典長篇小說接受史論》勾勒現代長篇小說的經典化路徑，對《沖積期化石》《倪煥之》《蝕》《女兵自傳》《子夜》《駱駝祥子》《呼蘭河傳》等具體文本作“解剖麻雀”式的細致分析和深入探討，有機融合“歷史”與“審美”兩項藝術評判標準，凸顯156種現代報刊的現場評論的史料學價值，鍛造出文學經典生成的四個“金指標”：審美性、時代性、典范性、永恒性，兼具理論指導與研究方法論的雙重意義。
此外，陳思廣還從時代與地域的雙重角度，聚焦現代文學三十年的長篇小說創作問題，分析解放區、國統區、淪陷區三個板塊的文學生態及創作成就，如《發展與深化——1930—1937年中國現代長篇小說論》《“發榮”之象與“滋長”之意——東北淪陷區長篇小說論》）《低徊與復興——1938—1949年國統區現代長篇小說創作論》等，細致梳理了現代長篇小說創作的時代背景、理論資源、前設結構、歷史語境、審美成就、制度空間、思潮流派、期刊連載等情況，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宏闊歷史視野無疑為現代長篇小說編年史的順利修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學理的支撐。
真實的歷史現場
據陳思廣在《編年史》的后記中說，2008年版20余萬字的《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編年》甫一出版，我就陷入了深深的遺憾之中。一是隨著各種大型數據庫特別是專門數據庫的不斷出現，原來僅依靠紙本難以發掘的史料大量涌現，使得《編年》史料缺失較為嚴重的問題尷尬地擺在眼前；二是缺乏作品的內容介紹，僅存條目，讀者不知所輯作品寫了什么，價值如何；三是在框架結構上缺乏對1922—1949年間長篇小說的發展進行史論性質的梳理，史的意味淡薄；四是缺乏初版本的書影與版權頁，缺少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在裝幀設計上一路走來的重要環節，缺少通過圖文互證的方式使其成為一部信史的力證；五是沒有標示作者的生卒年，這讓他們有可能被捕捉到的歷史完全成為空白。
有鑒于此，陳思廣致力重回歷史現場，上窮碧落下黃泉，盡其所能找資料，擴容升級，補苴罅漏，斟酌增益，終于完成資料翔實、內容豐富、史論結合、線條與板塊交錯的嶄新編年史著。
我們知道，經過歷史長河的大浪淘沙，在文學史上保留下來的往往是那種伽達默爾所說的“效果史”書目。比如同屬1929年現代長篇小說重要作品，蘇雪林的《棘心》與葉紹鈞的《倪煥之》卻擁有截然不同的接受史。《棘心》出版之后，鄒韜奮推贊其“以優美的文筆，真誠的情感，敘述主人公醒秋女士在國內及在法國求學時可歌可泣的遭遇，有驚心動魄的戀愛經歷，有逸趣橫生的友誼經歷，而以慈母愛女至誠之愛為中心”，“隨筆寫來，處處動人心弦”。草野評說《棘心》“描寫精巧，表現的微妙，在技巧上都有相當的成功”。方英（錢杏邨）在批評《棘心》主人公“終于不免是一個‘多愁善感’的女性”“生活形態是仍舊慣的”同時，肯定主人公形象“剛從封建社會里解放下來，才獲得資產階級的意識，封建勢力仍然相當的占有著她的傷感主義的女性的姿態”的特殊歷史價值。王哲甫推贊小說“描寫女主人公的思想，性格，最為真切，而文字的秀麗與流暢，為其他作家所不及”。趙景深高度贊揚蘇雪林“文辭的美妙，色澤的鮮麗，是有目共賞的，不像志摩那樣的濃，也不像冰心那樣的淡，她是介乎兩者之間而偏于志摩的”，“她用她那畫家的筆精細的描繪了自然，也精細的描繪了最純潔的處女的心”。于此不難見出，《棘心》出版后曾經廣獲好評。葉紹鈞《倪煥之》出版后，夏丐尊說：“《倪煥之》不但在作者的文藝生活上是劃一時代的東西，在國內的文壇上也可說是劃一時代的東西。”雖然小說后半部的人物性格、人物形象、故事情節相比前半部，更受詬病，但整部小說不失為“一時代的扛鼎之作”（第146頁），“把一篇小說的時代安放在近十年的歷史過程中的，不能不說這是第一部；而有意地要表示一個人一個富有革命性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怎樣地受十年來時代的壯潮所激蕩，怎樣地從鄉村到都市，從埋頭教育到群眾運動，從自由主義到集團主義，這《倪煥之》也不能不說是第一部”。但驗之于文學接受實際，《倪煥之》因為貼合五四啟蒙向革命敘事轉型的時代需要，更容易為意識形態色彩日益濃郁的文學史家們所接受和推崇，逐漸成長為現代長篇小說經典，而《棘心》則因其個人主義的傷感色彩而被大時代拋棄，沉淪于歷史的遙夜深處。陳思廣的《編年史》致力發現、還原、呈現當年原汁原味的批評現場和歷史語境，部分改寫了既有文學史敘事的疏忽，取得了不俗的成功。
茅盾長篇小說代表作《子夜》發表以后，評論界廣有推贊，但同時也存在著多向度的質疑聲音。陳思廣將陳思的《評茅盾（子夜〉》（《濤聲》第2卷第6期，1933年2月18日）、余定義的《評〈子夜〉》（《戈壁》第1卷第3期，1933年3月10日）、禾金的《讀茅盾底〈子夜〉》《中國新書月報》第3卷第2、3號合刊，1933年3月）、朱明的《讀〈子夜》（《出版消息》第9期，1933年4月1日）、瞿秋白的《〈子夜〉和國貨年》（《申報.自由談》1933年4月3日）、門言的《從〈子夜〉說起》（《清華周刊》第39卷第5、6期合刊，1933年4月19日）、楊邨人的《茅盾的〈子夜》》（《時事新報.星期學燈》1933年6月18日）一并收入《子夜》出版的編年條目之下，無疑能夠更加真實地呈示小說接受的歷史真相，也更能真實地呈現“經典化”生成過程的復雜性。類似的情況還見于錢鐘書小說《圍城》發表之后，方典（王元化）的《論香粉鋪之類》、張羽的《從〈圍城〉看錢鐘書》不被《錢鐘書楊絳研究資料集》收入。《蕭乾研究資料》缺失關于其長篇小說《夢之谷》的相關研究文章。老舍《駱駝祥子》英譯本出版后，美國新聞處總編輯華思發表《評（駱駝祥子〉英譯本》，介紹這是“一個想到北平謀生的青年農民的偶有的快樂與數不清的煩惱的直樸的故事”，認為這是一部美國人了解中國普通人民的人道主義及其不可毀滅性的“最適當的著作”，其出版是“中美了解事業中的一件大事”，這篇重要歷史文獻同樣也沒有收入《老舍研究資料》。陳思廣的長篇小說編年史，對于上述由于各種各樣的歷史、政治、文化等原因而留下的缺憾和偏見予以糾正、補充、恢復、還原，回歸真實的歷史現場，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史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