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7年09月08日
■楊劍鋒
保護紅軍傷病員
紅四方面軍自長征開始后，先后兩次穿越草地，南下進行了“綏崇丹懋戰(zhàn)役”和“天蘆名雅邛大戰(zhàn)役”，南下失利后又翻越黨嶺大雪山進入康北。在此期間，部隊減員過半，并留有大量的傷病員。1936年7月紅四方面軍北上時，部隊雖在康北地區(qū)作了近5個月的休整和補充，但由于生活困苦，藥品缺乏，仍有不少傷病員不能隨隊行動。紅二、六軍團進入甘孜藏區(qū)后雖未進行大的戰(zhàn)斗，但自1935年11月離開湘鄂川黔根據地后，連續(xù)轉戰(zhàn)，無法休整，大面積流行傷寒和痢疾，加之甘孜藏區(qū)氣候寒冷，生活困苦，患病人數急劇增加。在甘孜會師后，也有大批傷病員不能繼續(xù)北上。面對茫茫草地的艱難困苦和敵人的圍追堵截，紅軍不得不把大批的傷病員留在甘孜藏區(qū)，就地安置。而當地的廣大人民群眾，在敵人白色恐怖的腥風血雨即將到來之時，義不容辭擔起了這歷史的重擔。留在康區(qū)的紅軍傷病員，主要集中在甘孜、道孚、爐霍三縣，總數約3000余人。在其它地區(qū)，也留有部分傷病員。
紅軍對留下的傷病員，作了周密的安置工作。為此，紅軍還組織了后衛(wèi)支隊，專門負責安置傷病員等善后工作。紅軍北上之前，各部隊都召開了動員會，向傷病員說明北上征途的艱難，留下治傷養(yǎng)病是革命的需要。希望他們堅持斗爭，保持革命氣節(jié)，發(fā)揚紅軍的光榮傳統，安心治傷養(yǎng)病，爭取早日歸隊。在組織上，各個部隊的后勤部門和衛(wèi)生部門給每個留下的同志準備了休養(yǎng)費、糧食和藥品，對一些傷勢特別嚴重的傷員還留下了護理人員照顧。為了使留下的傷病員及護理人員得到安全妥善的安置，紅軍的領導同志親自與各地的波巴政府領導和民族上層人士談話，委托他們組織和選擇可靠的人家負責供養(yǎng)和保護紅軍傷病員。如朱德同志親自找白利寺的格達活佛談話，希望他繼續(xù)把波巴政府的事情辦好，把藏族人民團結起來，堅持革命斗爭。同時請他一定要照顧好紅軍的傷病員，保存革命的火種。徐向前、李維海等紅軍領導，親自找爐霍縣益西多吉談話，對他盡力支援紅軍表示贊賞和感謝，同時委托他照顧好紅軍的傷病員。駐道孚縣和新龍縣的紅軍領導同志，也分別與當地的波巴政府領導和藏族上層人士親切話別，對留下的傷病員作了妥善的安置。
甘孜藏區(qū)各縣的人民群眾和上層人士，在安置和保護紅軍傷病員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有的還為此獻出了生命。在甘孜縣，波巴政府在紅軍北上后，安排可靠的群眾，每5戶照顧和供養(yǎng)1名重傷員。波巴政府成員趙成武家中就收留了李興元、梁廣明等5名紅軍傷病員。他對傷病員說：“我們都是窮人，為了窮人，你們來到了這里。現在紅軍走了，你們放心養(yǎng)傷，我一定全力保護你們。”不久，趙成武為保護紅軍傷病員被反動派殺害。格達活佛受紅軍委托，收留了200多名紅軍傷病員，將他們安排在白利寺內和附近村寨中。格達活佛親自用藏醫(yī)藏藥對傷病員進行治療。為了安全起見，格達活佛還給傷病員取了藏名。有一個傷員叫楊化成，是紅四方面軍的一個連長，在傷愈后，格達活佛給他起名扎西羅布，并幫助他在甘孜安了家。一些紅軍病愈后，愿意回內地，格達活佛懷著依依不舍的心情，派出親信色波、般根2人，帶上寫給爐霍覺日寺和爐霍麻書頭人以及道孚靈雀寺亞六甲活佛的信，要2人沿途照顧好紅軍，將他們安全送到道孚。色波等人將205名紅軍帶到道孚，交由亞六甲活佛派人轉送康定。甘孜寺也收留安置了一些紅軍傷病員。
1972年在東谷喇嘛寺就發(fā)現了紅三十二軍留下的一張證明，證明全文如下：
茲寄在喇嘛寺的傷病員共十七名。由喇嘛負責招待。除病死與好了歸隊外，遇有其它事情，喇嘛已承認一律負責保護。故給此條。希我紅軍部隊切勿損害。并給予慰問。使病員安心在此養(yǎng)傷為盼。
此致
敬禮
抗日紅軍長征政治部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
甘孜縣的群眾把紅軍傷病員當作親人，領回家里，細心照顧，千方百計地保護他們。在斯俄安家的李紹清，是紅二軍團六師十六團一營戰(zhàn)士，因身患傷寒掉隊，拖壩村貧苦農民嘎瑪將他背回家中精心護養(yǎng)，不久李紹清的病好了，但嘎瑪和他的大兒子洛生龍卻不幸傳染上傷寒，父子雙雙去世。還有一些人家將紅軍傷病員招為女婿，共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