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日報 2019年02月11日
改革開放40年來，農民工群體的變化，正是中國城鄉變化的最獨特觀察窗口。四川是中國最大的農民工輸出地，廣東則是中國最大的農民工流入地。《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奔赴兩地，記錄了幾十年間中國農民工群體的時代變遷。
采訪中，有研究者分析，40多年來，農民工群體先后經歷4次浪潮，每次浪潮都推動著這一群體邁上一個新臺階：第一次是上世紀80年代，伴隨著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廣大農民“離土不離鄉，就地進工廠”；第二次是上世紀90年代，農民工“離土又離鄉，進城進工廠”，這一群體探向更為廣闊的城市空間；第三次是21世紀之后，農民工群體加速跨省大流動，2001年跨省流動的農民工比重達44%；第四次是黨的十八大之后，農民工群體進入“提升技能、融入城市”的市民化新階段。中國農民工群體的發展歷程，具有鮮明中國特色，擁有不同于國際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兩個同步規律，即：工業化與城鎮化同步，進城就業與進城落戶同步。
同時，國家還為這一群體保留了地權，確保農民工進得了城，也回得了鄉。進退有據，是中國農民工發展歷程的制度溫情。新時代迸發新活力，農民工群體呈現令人欣喜的新特征。在產業轉型、機器替代人的諸多壓力下，先進制造業成為規模化吸納農民工的主陣地，農民工不僅是第二產業的主力軍，也成為了第三產業的生力軍。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他們不僅提升了勞動技能，而且提升了文化等綜合素質，逐步融入城市。
根據2014年國務院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做好為農民工服務工作的意見》部署，到2020年，大部分中國農民工將擁有專業技能和居住證；到2035年，大部分農民工將畢業于職業技術院校，成為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的勞動者；到2050年，農民工群體全面實現“四融”：自己融入企業、家庭融入社區、子女融入學校、群體融入社會。農民工，這個由時代鑄造的詞匯，正在散發出愈發強烈醒目的亮光，照耀著2.8億農民工群體心中的希望，也承載著新時代中國奔向民族復興夢想的力量。
億萬農民工的時代變遷
●農民工是繼農村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制度、鄉鎮企業之后，中國農民的又一偉大創造，是解放農村生產力的又一偉大創舉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農民工撐起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參與創造了“中國制造”的奇跡
●新生代農民工則正在成長為現代產業工人、鄉村振興的生力軍
2019年春運大幕拉開時，千千萬萬農民工再次踏上返鄉旅途。“歡迎農民工春節回家！”在巴蜀大地，不論是車站碼頭，還是入省入縣交界處，到處都有溫馨的標語、溫情的問候和周到的服務。
在四川省成都市金堂縣竹篙鎮，返鄉游子的歸來讓小鎮變得熱鬧起來。“農民工創業一條街”上，多了許多尋找機會的身影。金堂縣政府政務服務中心的窗口前，人們排起長長的隊伍，咨詢返鄉創業優惠政策。
31年前，50名竹篙姑娘在這里告別親人，奔赴廣東開啟尋夢之旅。自此，一批又一批農民工把金堂縣竹篙鎮與東莞市厚街鎮、四川和廣東、內地和沿海緊密聯系在了一起。歲歲年年，她們與億萬農民工一道，經受時代洗禮、不斷突破自我。
2018年4月，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7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7年，我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8億人。
40年來，這一群體實現了從體力型輸出到技能型輸出、從人力資源向人力資本的轉變。
有人說，中國每一座現代化城市，都是一座農民工博物館。
有人說，中國創造的每一個世界奇跡，都有農民工的付出。
農民工是繼農村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制度、鄉鎮企業之后，中國農民的又一偉大創造，是解放農村生產力的又一偉大創舉。
無論是回首改革開放40周年，還是展望新中國成立70周年，中國農民工的發展史，就是中國發展進步的發展史。
來勢洶涌“民工潮”
1988年初春，農歷二月十九，川西平原上的油菜花開始綻放。家住竹篙鎮的青春少女王紅瓊穿戴整齊，背上背包，與49名差不多歲數的姑娘一起，踏上南下闖廣東的旅途。
她們的目的地是廣東東莞厚街鎮的厚興皮具廠。此前，王紅瓊最遠只到過離家20公里的淮口鎮。
竹篙距厚街1600公里。從大客車換到綠皮火車，王紅瓊剛上火車就被擠丟了背包，正要跳下火車去找，幸好被帶隊的竹篙中心校校長吳宛平一把拉住，才沒與隊伍失散。
車廂過道里水泄不通，連座位下都躺著人。姑娘們并不知道，從這一刻開始，她們與億萬中國農民工一起，將書寫改變自己與中國命運的嶄新歷史。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優先保障工業發展和城市就業，計劃經濟時代的城鄉二元結構曾對進城農村勞動力嚴格限制。改革開放后，允許部分符合條件的農民進城，此后的幾十年間，一步步敞開城門、實行城鄉統籌就業，并進一步改善農民工進城務工經商環境、加強對農民工人文關懷，鼓勵他們融入城市。
上世紀60年代開始，廣東省廣州市和若干其他省市試行的亦工亦農制，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務工，不轉戶糧關系，既是農民，也是工人。盡管人數有限，為期只有短短數年，但可以看作是當代農民工的雛形。1978年末，全國農民工約有200萬人。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農民工撐起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參與創造了“中國制造”的奇跡。
1980年后，以東南沿海為主的地區迅速崛起一批鄉鎮企業，就地吸納農民工，形成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第一波高潮。
在198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通訊》中，第一次出現了“農民工”一詞，隨后這個詞被廣泛使用。
1987年，時任四川成都金堂縣竹篙區委書記的沈友春，與廣東東莞市厚街鎮勞動服務站簽訂了勞務輸出協議，厚興皮具廠同意接收50名來自竹篙的女工。這是金堂縣歷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組織向廣東進行勞務輸出，也是四川乃至全國較早的成建制有序輸出。
到了1989年初春，多地農民不約而同用腳做出選擇，走出家門、奔向城市，令人矚目的“民工潮”出現。以此為標志，農民工跨省流動進入鼎盛期。農民工工作十二五規劃課題組數據顯示，1989年農民工人數飆增到3000萬。
此后十年間，農民工由自發流動向有序流動過渡，政府對進城務工的農民開展培訓、疏導等服務，民工專列成為每年春節的一道風景線。
特別是1992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確立，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提速，產生了強烈的勞動力需求，農民外出務工意愿愈加強烈。一批批農民工踏上了時代的節拍，拉開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序幕。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我國農民工總量達2.8億人；農民工月均收入為3485元，制造業、建筑業是吸納農民工就業的最大渠道；在這個群體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占比首次過半，大專及以上學歷農民工占比提高。
不甘于做“打工仔”
1983年，13歲的馬宗平和哥哥一道，揣著僅有的10元錢外出打工，逃票坐了三天三夜火車到了千里之外。“包包沒錢，又怕查票，只能藏在座椅下，每天只吃一頓飯。”那段艱辛的日子，馬宗平至今記憶猶新。
沒人能說出第一個走出家門的農民工是誰。今年50歲的馬宗平，是記者搜尋到的四川巴中最早外出打工的農民之一。
馬宗平后來在跑運輸拉農產品的過程中，留意到發展農業產業是條不錯的路子。從2011年開始，他拿著自己的積蓄和從親戚朋友處借來的資金，回到家鄉巴中市恩陽區群樂鎮創業。在經歷兩次失敗后，他建起了宗平種養家庭農場，流轉500多畝土地發展種養業，從昔日的貧困戶變成致富帶頭人。
“替人打工終究不是長久之計，還得自己干。”馬宗平說。在他身上，記者看到廣大農民工普遍具有的精神：奮斗不止，永不言棄。
采訪中，多位研究者認為，第一代農民工指60后、70后群體，在上世紀80年代他們陸續涌入城市，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成長起來。這一代農民工主要依托親緣、地緣關系，以自發方式外出，由于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往往從事苦、臟、險、累的體力活。掙錢回家是他們打工的主要目的。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成長起來了第二代農民工，他們有的在城市長大，有的雖生于鄉村，但大多受過初、中等教育，他們的生活方式已從“生存型”向“生活型”轉變，不再把掙錢作為外出務工的唯一目的，更渴望提升素質，不甘于做“打工仔”，希望成為“管理者”。學習了技術和管理能力后，他們融城意識強烈，開始注重精神文化生活，在職業選擇和發展取向上，已從苦臟累工種向體面工種轉變，從關注工資待遇向更多關注自身發展、創業前途轉變。采訪中，記者發現，許多中小企業的經營者，就是這樣起步的。
以“華鎣山游擊隊”聞名的四川廣安華鎣市，在電子產業界世界聞名。引領這一奇跡的，正是返鄉創業的農民工李雙林。
1993年秋，17歲的李雙林高考落榜，遠赴廣東東莞，在一家電子廠里做小工。由于創新能力強，他先后被提升，直到當上了經理。2004年，李雙林創業辦電子公司，幾年后發展為擁有4個分公司的電子集團。
2009年，李雙林回到華鎣市，創辦家鄉首家電子企業——領創電子有限公司。在做大做強的同時，他和伙伴們“現身說法”，積極協助政府招商。目前，華鎣市電子信息產業園已引進企業77家。
“中國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繼續保持最快的發展速度，并帶領世界走向經濟復蘇，首先要歸功于中國千千萬萬勤勞堅韌的普通農民工。”媒體這樣評價。
產業工人、鄉村振興生力軍
“第一代農民工背著蛇皮袋去打工，第二代農民工拉著行李箱去打工，新生代農民工拿著手機去打工。”這是三代農民工的形象寫照。
1996年春節過后，17歲的陳劍鋒光著腳走出廣州火車站，他的鞋子在洶涌人潮中被踩掉了。
“廣州到底什么樣？”從四川達州東安鄉美妙村出發，坐了三天三夜悶罐火車后，陳劍鋒終于到了廣州，火車站廣場上“統一中國振興中華”八個大字，“是我最深刻的印象”。
進入21世紀，農民工群體進入了第三個發展階段。2004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首次將農民工表述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并開展了維護農民工就業權益和改善就業環境的專項工作。
2006年國務院頒發《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系統提出關于農民工工資、公共服務、權益保障機制等方面的政策服務措施。
2010年1月，中央一號文件首次使用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提法，要求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農民工發展進入“提升技能、融入城市”的市民化新階段。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正在從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的勞動大軍成長為現代產業工人的主體，并呈現出值得關注的新趨勢。
一方面，以80后、90后為代表的新生代農民工大量投身新業態，支撐其快速發展。
2017年，僅有初中文化的陳劍鋒考上了設在工廠里的公開大學，一邊工作一邊攻讀本科學歷。憑著踏實肯干與刻苦鉆研，如今的他已經成長為一名技術工人，還被公司評為優秀員工。
另一方面，一批批經過市場經濟洗禮的農民工，帶著技術、項目、資金和營銷渠道返鄉創業，在精準扶貧和共奔小康路上發揮重要作用，成為鄉村振興的生力軍。
2006年，王紅瓊回到金堂，開辦起“錦洲成衣廠”，一年就能接到上千萬元訂單。除了竹篙鎮“農民工創業一條街”上的廠房，她還在4個鄉鎮開設了車間，解決了200多名姐妹的就業問題。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各類返鄉下鄉創業創新人員已達700萬，其中農民工480萬。各類返鄉下鄉創業人員帶動就業人數已達3000萬，成為吸納就業的重要渠道。
這些返鄉創業的“農民工”們，已不是傳統的農民回歸家園模式，而是在雙創格局下創辦實體，并發展成為內地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和推動鄉村振興的重要載體。繼改革開放以來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之后，他們為鄉村帶來了又一次創業創新浪潮。
百萬川軍闖天下
●2012年以來，四川農民工遷徙路線出現“拐點”：省內轉移人數首次超過省外輸出人數。此后，這一趨勢延續
●農民工是人才、是工匠、是創業者、是生力軍，是發展縣域經濟、搞活民營經濟、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力量
四川盆地，萬山阻隔，“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是千百年來入川難、出川亦難的真實寫照。
天翻地覆，今非昔比。2019年春節前夕，高鐵、動車、飛機、小汽車、摩托車，東南西北的入川途中，千萬農民工搭上現代化交通工具，喜氣洋洋地融入回鄉過年的大潮當中。
長期保持我國農民工輸出量第一的四川，有“農民工大省”之稱，是中國“民工潮”的主要源頭。一代代四川籍農民工，在付出汗水和辛勞的同時，收獲了發展和飛躍。
“沒有改革開放哪有我的今天”
上世紀80年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農村勞動力出現大量剩余。四川省農勞辦主任黃學寧告訴記者，1981年，四川有3800萬農村勞動力，其中1500多萬剩余勞動力需要尋找出路。
這個時期，計劃經濟體制和嚴格的戶籍政策，極大地限制著農民進城和跨區域流動。“以前出遠門，并不是那么簡單。如果不是投親訪友，沒有一紙介紹信，趕不了火車、住不了店、進不了廠。”四川金堂縣竹篙鎮黨委書記蔣增兵回憶說。
為突破禁區，1982年四川省委指示，允許新都縣農村建筑隊在成都市商業街為省委機關修建一幢宿舍。這次試驗效果很好，為農民工進城透進了一縷陽光。
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允許務工、經商、辦服務業的農民自帶口糧到集鎮落戶。維持多年的限制流動政策開始松動。同年，四川仁壽縣出現成規模勞務輸出。1985年四川省委明確提出，允許農民進城辦廠開店，從事第三產業，為發展勞務輸出打開了一個出口。
竹蒿鎮在1986年成立勞務輸出辦公室，次年起定點向東莞輸出勞動力。
得知廣東招工，盡管家人不舍，17歲的王紅瓊還是報了名。做體檢、選學歷……接到錄用通知時，王紅瓊感覺“光榮得就像去參軍一樣”。那一年，竹篙鎮200多名女孩報名闖廣東，最終只有50人被選中。
媽媽以當地嫁女兒的方式，給她彈了一床新棉絮，爸爸把家里僅有的70元錢塞到她手里。離別的汽車旁，父母和女兒們哭成一片。
人民的美好愿望就是改革的動力。1992年四川省成立勞務開發領導小組和勞務開發辦公室。從1992年到1995年，農村勞動力轉移輸出人數由857.8萬人上升到1198萬人，出現了農民工出外闖蕩的熱潮。
據四川人社廳農民工工作處副處長趙華文介紹，新世紀以來，四川省委、省政府抓好勞務輸出，加強勞務技能培訓，提供全方位服務，不斷解決農民工后顧之憂。全省勞務經濟增長加快由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
勞務開發已成為農民增收的主要渠道，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城市繁榮、農村發展和現代化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沒有改革開放哪有我的今天？”如今已經回鄉辦起制衣廠的王紅瓊說。
“成功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報家鄉父老”
吃苦耐勞，堅韌不拔，永不言棄，是中國農民工的本色。大批具有高中文化、意氣風發的農村青年，為了理想，奔向四方，成為新生代農民工主力。
今年47歲的竹篙鎮人孫成志，1991年去廣東東莞打工，2009年回竹篙辦起鞋廠，解決了300人就業上班，一年要支付工資700萬元。“剛到東莞時，沒錢在外面夜宿，就在工地上住了十多天，還住過‘青山旅館’，就是躲在山上，天為被，地為床。最經典的是有一夜以為躲在土坑里，天亮后才發現是墳地。”孫成志笑言。
生生不息、奮斗不止，無論身處何境，“川軍”始終頑強綻放著芳華。大批農民工學到技能后，走上了創業之路。“民工潮”之后出現“創業潮”，其中不乏業界翹楚、領軍人物。
“我們那一批職高生都事業有成了。當老板的多，連造飛機、輪船、坦克的都有。”在仁壽縣汪洋鎮上游村，返鄉創業企業家張貴華自豪地告訴記者。
1990年張貴華職高會計專業畢業，在當地找了一家煤廠當臨時工。窮則思變，他先后去過廣州、珠海、成都打工，后來又開工廠、辦公司。成功之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報家鄉父老。
2012年7月，他回到家鄉創業，在原生態基礎上，構建起集農業、休閑、度假旅游開發項目于一體的現代農旅項目。目前已投資一個億，硬是把一大座荒山變成了世外桃源。如今，這里節假日游人如織，海外游客也時常光顧。
“說我成功算不上，但能把這么僻遠、荒涼的地方，變成美麗、興旺的新農村，老百姓都說很不錯，我就高興了。假設失敗了，就當我那幾年沒賺錢。”張貴華說。
“從外出到回歸，四川經歷了輸出勞動力、帶回生產力的過程。”四川省人社廳農民工處處長李一漫說。
全國第一“打工仔開發區”
當年到沿海地區打工的農民工，回鄉創業已蔚然成風。竹篙鎮僅制衣制鞋代工廠就有47家。
據李一漫介紹，2012年以來，四川農民工遷徙路線出現“拐點”：省內轉移人數首次超過省外輸出人數。此后，這一趨勢延續，越來越多農民工回到巴蜀大地，他們中不少人在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中歷練過，更不乏企業家和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
多年來，四川省致力于完善返鄉創業公共服務體系，按照統籌城鄉的要求，將返鄉創業農民工納入社保、住房、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范圍，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為農民工創造大展身手的創業環境。
當年被媒體戲稱為“全國第一打工仔開發區”的金堂縣回鄉創業示范區自2007年起大力實施“回引工程”，截至2018年10月，已吸引外出務工人員回鄉創業2172人，創辦各類實體2072家，回鄉創業總產值5.56億元。
據四川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廳長胡斌介紹，四川制定系列扶持政策，在降低準入門檻、稅費減免、財政支持、金融信貸、園區建設等方面，打通返鄉創業的政策壁壘，掀起農民工返鄉創業熱潮。
截至2018年底，全省累計有65萬農民工返鄉創業，創辦企業16.9萬戶，帶動就業210余萬人，實現總產值近4000億元。創辦農民工返鄉創業園區376個，入駐企業8518個，實現產值542.82億元，吸納就業79.54萬人。
四川省委書記彭清華認為，農民工在外務工不是簡單的謀生活、求生存，而是在進實踐大學、學本領長見識。大多數農民工是人才、是工匠、是創業者、是生力軍，是發展縣域經濟、搞活民營經濟、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力量。
兩位農民工轉變命運之旅
●“逆襲”的程祖彬拼命學，和他一樣，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已由當年的體力型工人轉變為技能型工人
●在一條條流水線上、一個個工廠車間里，無數個“何小東”已成為技術生力軍，助力珠三角迅速發展為“世界工廠”
“東南西北中，發財到廣東”。2019年元旦剛過，珠三角地區民工陸續返鄉。在我國農民工輸入第一大省，改革開放40年，來自五湖四海的務工人員與務實的廣東人一起，創造了“廣東奇跡”。
南下，南下，廣東遍地是黃金！隨著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的第一批“民工潮”洶涌而至，百萬川軍也勇闖廣東。狼狽的旅程、饑餓的肚子、洶涌的人群、激烈的競爭……最終選擇留下的，是下定決心改變命運者。
每段歷史，都由數不清的感人故事匯聚。每個打工者，都有一個勵志的心路歷程。
“現代工匠不是拿著斧頭打家具”
“春潮奔涌車聲隆，百萬民工闖廣東。肩擔手提行色急，城鄉阻隔路始通。”這是一首描寫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四川農民工在廣東闖蕩的小詩。
這個時期，作為對外開放的前沿，廣東吸引來了大量外資，建起了“三來一補”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這不僅引發了廣東省內的勞動力大規模流動，也吸引外省勞動力大量進入廣東尋找工作。
由于廣東和四川在人力資源方面互補性強，改革開放以來，大批勤奮、務實、聰明、能干的四川勞動者來到廣東務工經商。
1994年8月，19歲的四川瀘縣人程祖彬參加完高中會考，就決定南下“掘金”。出門前，母親把家里的豬賣了，換了150元錢給他當路費。提著兩個裝滿“家當”的蛇皮袋，程祖彬上了一輛破舊大巴車，坐了5天6夜，來到傳說中遍地是黃金的廣東。
很快，程祖彬就發現找工作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要么門檻太高，要么是只要女工。”一位老鄉建議他去工作介紹所，“交了120元錢，相當于母親又賣了一頭豬。”程祖彬很心痛。
終于，程祖彬獲得一個試用機會：順德一個家具廠招工，需要兩名品管員。六名應聘者中，有兩名本科生，兩名大專生，程祖彬是兩名高中生中的一位，另外一位是女性，講一口流利粵語。
“硬件最差”的程祖彬想起母親說過“只要付出，定有回報”，他決定好好表現。在一個月的試用期里，別人下班了，他還在檢查機器，關電燈、風扇，大家吃飯了，他還在干活……最后程祖彬“幸運”地被錄取了。
“逆襲”獲得工作機會的程祖彬開始拼命地學。每晚收工后，他堅持看兩個小時的書。為不影響舍友，他用手電筒和沙發底座的碎布做了個小燈罩，把頭伸進燈罩里看書。
2001年，程祖彬加盟中泰家具公司，他發現公司還在沿用傳統手工工藝，緩慢、笨重，成本極高。“現代工匠并不是拿著斧頭在打家具。”他覺得必須改變這種狀況。
于是，他鉆研德國家具先進制造設備，用電子開料鋸、多功能銑床、全自動封邊機來代替斧頭、鋸子、鑿子，先后提出38項技術創新，為公司節省了大量成本。
今年42歲的程祖彬，當上了公司的工會主席、培訓主管。2013年，他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章，2015年被評為全國勞動模范，2017年當選了黨的十九大代表。
“任何行業都需要專心致志、精益求精的工作態度。”程祖彬說，“23年來，我未離開過家具行業，只是一門心思想在這個行業干出點名堂來。”
“做研發就像割水稻”
即使已經跳出農門成為大學生，并一直讀到了博士，何小東始終認為，自己骨子里還是農民。
40多歲的何小東是四川南充人，四輩務農。考上大學前，他是家里的主要勞動力。“那時，覺得在農村太辛苦，就想當工人。”何小東說，那個年代，當工人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所以他下定決心好好讀書，希望跳出農門。
高考如愿以償，何小東考上了位于杭州的浙江絲綢工學院。2003年，廣東溢達紡織有限公司引進了全世界最先進的紡紗系統，需要招聘大量技術人員。研究生畢業的何小東應聘成功，進入公司研究中心做技術研究。
經過無數次試驗，何小東研發出世界最細的700英支紗線。700英支是純棉紗線的細度極限，比頭發絲還細，其研發是世界級難題。
在攻克技術難題的過程中，何小東總能找到當年在地里務農的感覺。他說，當農民的經歷，鍛煉了自己的韌性與耐心。“水稻收割很辛苦，也能鍛煉一個人的意志。”何小東清晰記得，那時的打谷機要靠手搖，經常一搖就是一天。“在枯燥的環境中能夠堅持下來，人就會變得平靜。”
何小東的骨子里，有四川人那一股子不服輸的勁頭。如今，他名下已有專利88項，其中發明專利48項，被佛山市評選為“大城工匠”。
像何小東這樣的技術工人，已成為新一代南下務工人員的杰出代表。在一條條流水線上、一個個工廠車間里，無數個“何小東”已成為技術生力軍，助力珠三角迅速發展為“世界工廠”。
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已由當年的體力型工人轉變為技能型工人，當中涌現出一批又一批能工巧匠，在制造、設計、施工、修理、服務等行業關鍵崗位上斬關奪隘。
助力化身新市民
●應摒棄不合時宜的舊觀念，弱化“農民工”群體稱謂的農村戶口屬性
●新一代產業工人的精神需求更趨多元化，最需要平等與尊重
●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首先要解決農民工戶籍問題；其次要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再次要讓農民工真正融入城市
從四川廣安農村到珠三角，從一個有著兩個孩子的農婦到陶瓷廠車間副主任，從“十佳外來工”到成為全國人大代表，這是1974年出生的胡小燕完成的三步“蝶變”。
40年前發生的中國農村改革，將農民從千百年來的土地束縛中解放出來，有了自由流動、自主擇業的權利。如今，胡小燕落戶廣東佛山，是佛山市三水區總工會的副主席。“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我把握住了人生的每一個機遇。”
但成為像胡小燕這樣的新市民，在億萬農民工大軍中還是少數。隨著新生代農民工群體逐漸壯大，這一群體面臨的身份、待遇、戶籍、權益等問題日趨凸顯，而這些最終都指向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
多位受訪專家指出，農民工市民化首先要解決農民工戶籍問題。其次要實現住房、醫療、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再次，農民工要真正融入城市，享受市民權利，增強市民意識，創造出文化認同的環境。
告別“農民工”稱謂
“農民工，其實并不是一個恰當的稱謂。工人就是工人，不應該有城市工人和農民工人的說法。”三農問題專家、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長郭曉鳴說，農民工是我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出現的一個特殊社會群體，對社會發展有積極意義和特殊貢獻。
受訪專家指出，囿于過去的城鄉二元結構以及戶籍限制，改革開放后，大量進城務工農民無法變成市民，“農民工”這一稱謂本身就有局限性。鄉村居民選擇從農民“跳槽”成為其他產業的從業者，應是職業決定屬性和身份的稱謂，而不是屬性決定職業。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更應摒棄不合時宜的舊觀念，盡快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弱化這一群體稱謂的農村戶口屬性。
“應讓‘農民工’成為歷史。”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實現共享發展，需要加快相關政策的落地，實現中央確定的使1億左右農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定居落戶的目標。
201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中要求，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2018年底，四川省出臺了《加強農民工服務保障十六條措施》。據四川人社廳農民工工作處副處長趙華文介紹，措施從強化就業服務、加強技能培訓、改善居住條件等十六個方面，進一步向廣大農民工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務和人性化關心關愛，增強農民工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越來越多措施的推出，推動著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在多位受訪專家看來，這是一個長期發展的過程，既要考慮農民工市民化的現實條件，又要考慮農民工市民化的長遠條件和制度設計。如果過快，城市無法消化；如果過慢，則影響城鎮發展進程。因此，必須根據農民工發展的條件和城市發展的規律，在合適的時機，及時引導農民工群體抓住機遇，推進市民化進程。
渴求精神權益的新生代工人
“歷史上闖關東、走西口，是沒辦法。而闖廣東，則是出于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向往。”農民工作家周崇賢說，告別吃飯時代，一代又一代農民工的文化素質已發生質的變化，新一代產業工人的精神需求更趨多元化，最需要平等與尊重。
當前，80后、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約占現有農民工總量的六成，與父輩相比，他們對農業、農村并不熟悉，強烈希望融入城市。
在珠三角地區，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較多，因經營壓力，有的企業曾過于重視生產效率，而忽視了產業工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產業發展需要產業工人，但如何才能留住產業工人是一個巨大的難題。”佛山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黃文富說，僅在獅山鎮，就面對近50萬產業工人的文化需求，政府必須考慮怎樣才能形成有針對性的文化供給服務。
“當前產業轉型升級、弘揚工匠精神，都需要加強人文關懷與文化滋養。”佛山市文廣新局局長陳新文說，佛山在反思基礎上進行的文化供給側改革，已取得積極成效：城市的人文環境日益改善提升，部分企業的離職率呈明顯下降趨勢。
廣東溢達紡織有限公司是一家有著兩萬多名一線產業工人的大廠，近年來，該廠不僅工人離職率持續下降，還出現工人“返聘”現象。2014年，溢達的工人離職率達34.8%；2018年前八個月，這一數字降至18.3%。與此同時，溢達的重雇員工占比達到總人數的0.8%。
“工人流失率的明顯下降，得益于企業軟環境的不斷提升。”廣東溢達紡織有限公司總經理馬偉萍說，公司于2015年起與國家開放大學合作，投入630多萬元為近1000名一線工人提供了學歷提升服務。此外，企業還開設了16個俱樂部，每年輻射帶動約10000名員工參與。
從農民工走向新市民
來自四川省金堂縣的石萍，從上世紀90年代初來到廣東東莞打工至今，由于工作出色，一直備受老板賞識和員工尊敬。
從“外來妹”到主人翁，這些年石萍賺錢買房、買車，供養兩個孩子就讀于當地最好的學校，還將自己的雙親接來一同生活，已成為地道的東莞人。
據了解，在珠三角的很多城市，經濟每躍升一個臺階，總是與流動人口數量的增長同步，一些城市的戶籍人口與流動人口數量已出現嚴重倒掛。
如何促進外來人口更好融入廣東，讓流動人口在為廣東作出貢獻的同時分享經濟發展成果？這一直是廣東面臨的重要課題。
廣東省人社廳相關負責人介紹，近年來，廣東堅持把異地務工人員有序融入城鎮作為推進精準扶貧、新型城鎮化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內容，與產業轉型升級同步部署、同步推進。
促進供需精準對接。自2016年新一輪東西部扶貧協作以來，廣東共向四川甘孜州、涼山州提供就業崗位5.5萬個，幫助1818名貧困勞動力來粵就業。
切實提高職業技能素質。自2014年實施培訓補貼政策以來，廣東省級財政共投入18.5億元用于補貼務工人員技能培訓，共補貼培訓省內外異地務工人員94.2萬人次。
切實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將異地務工人員納入統一的社會保障范圍，與城鎮職工平等享受社保待遇。截至2018年9月底，廣東省全省參加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的異地務工人員人數分別達1354萬人、1975萬人、2056萬人、2187萬人、1909萬人。
促進治理體系創新，切實維護異地務工人員合法權益。自2014年以來，廣東省共為105.77萬名務工人員追回工資等待遇69.38億元。
切實提高均等化服務水平。為異地務工人員提供就業、入戶、權益保障等10余項“一站式”服務；實施“圓夢計劃”，廣東每年資助10000名異地務工人員入讀高等院校接受繼續教育；有序推動1300萬左右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加快融入進程。
農民工，既平凡，又不平凡。億萬大軍闖中國的歷史，仍在持續。他們在拼搏中實現著人生的升華。
（原載《瞭望》新聞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