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7年11月08日
■本網記者 劉小兵
前不久，收到朋友發來的一條募捐消息。核實其真實性后，我將其發到了一個微信群里。不久，一位陌生群友表示愿意捐助一筆錢，不過需要我證明信息的真實性。“我是一名記者，信息已經核實，只是沒有保存相關證據。”我只能這樣告訴他，同時向他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對方立即用微信向我轉了500元錢，他的舉動完全出乎我的預料。“為什么我并未拿出證據，你就愿意把這么多錢交到我手上？”“一個記者的價值和知良還值不上500元錢嗎？你是記者，我寧愿信任你！”陌生群友的回答著實讓我感動。
對入職兩年的我來說，陌生群友的話既是一種深刻的警醒，也是一種極大的鼓勵；少年時，我便立志做記者，因為記者既弘揚真善美、又揭露假惡丑，是一個高高在上、風光無限又充滿正義感的職業。幾經周折之后，我如愿以償的做了記者。
“從事任何工作，都是既為自己，又為社會；只是有些職業天然就要多一些社會擔當，比如教師、醫生和記者。” 上大學時，我常常把老師的話銘記于心。
記者如何才能多一些社會擔當？我一度困惑。“記者一定要記，但又不能只會記。”剛入職時，報社的一位老師的話讓我找到了努力前行的方向。在熟悉新聞采編工作時，我發現：記者應該充當信息的發現者、篩選者、分析者、重組者、發布者、負責者等多重角色，在其中任何一個環節，能力不足或態度不端，都算不上一名合格的記者。第一次采訪，有人問我對自己的職業定位是什么？“我希望自己是大家的眼睛、耳朵、大腦和嘴巴 。”我如是說。
有人說，記者的生活是鐵腳馬眼神仙肚，四處奔波、加班熬夜、挨饑受餓。我對此有著切身的體會：記者能參與很多事，認識很多人，走進很多地方，見識不同生活，聽見各種聲音；這些都是我認知自己、認知社會、認知生活的窗戶；透過這些窗戶，我能便有機會看見生命的本色。
記者這個職業所能帶來的成就感也是很多崗位無法相比的。這種成就感有來自外界的評價，也有來自內心的舒坦。
前些天在街上做了一次關于“你覺得記者是一個怎樣的群體？”的海采訪活動，每當聽到“記者對社會發展的作用很大”之類的言語，我都有一種甜蜜的滿足。
我對自己職業認同則始于兩件小事。
去年7月，我路經情歌廣場時看見有很多小孩在安放《康定情歌》歌譜的高臺上打鬧嬉戲；高臺上沒有禁止攀爬的提示牌，也無人勸阻這種既不文明又不安全的行為。隨后，我以記者的身份向康定市相關部門反映了這一情況，并建議采取相應措施。兩天后，高臺被裝上隔離欄，從此再也沒有小孩到此打鬧。
去年8月的一天，一位康定市民給一個帶孩子到康定治療癲癇的內地家庭贈送了幾張門票，滿足患病孩子觀看“情歌節”演出的愿望。我原本打算就此采寫一條有關“情歌節”的新聞，當我看見他們一家擠在擁擠的出租屋內，木板床上只有兩張薄薄的被子時，我發現幫助他們解決一些實際困難可能比完成采寫任務更緊迫。所以，我向報社領導和同事們講述自己的見聞，大家為這個家庭捐贈了3000多元現金和一些衣物、臥具等生活用品。至今我仍能清晰記得當時在場群眾那贊許的眼光和孩子一家潸然而下的熱淚。
我曾想，有關部門不及時在《康定情歌》歌譜高臺安裝隔離欄，會不會有孩子從上面摔下來受傷，并引發一場責任糾紛；我們捐助的物資也許沒能幫助那個家庭走出困境，但應該給他們的心靈帶去了一絲慰藉。時至今日，我依然為這兩件事感到欣慰，也感謝記者這個職業給了我做這兩件事的機會。
作為記者，我們聲音有機會被更多人聽見、被更多人重視，我們也就有了更多幫助他人解決困難的機會。這或許是記者這個職業能為我帶來成就感的根源。
對記者而言，無論是宣揚真善美，批駁假惡丑，還是單純傳播一個信息，只要堅守住了實事求是這個底線，都是在弘揚正能量。
不可回避的是，隨著信息時代的深化，各類虛假、惡意信息急劇膨脹；大眾的思想認知隨之搖擺，似乎是非、善惡、好壞的界限都已模糊。宣傳思想文化系統有位老師曾對我說：“我們這個社會正面臨空前的信息混亂和思想危機，記者所面臨的挑戰和責任也空前嚴峻，但是任何一個真正的記者，都勇于在混亂中激濁揚清”。
談到記者面臨新形勢，關于新聞媒體和其他信息發布主體的陣地之爭恐怕不能不談。
進入自媒體時代之后，信息獲取、發布變得易如反掌，傳統媒體的生存空間受到擠壓。我認為，并非所有傳播信息的人都算得上是媒體人，因為他們還不具備一個合格記者的專業水平和職業品質；一個合格的記者不僅是新聞人，也是歷史和社會的記錄者，在這個崗位上練就的素質，會讓一個人終身受用。
做人要爬上高崗望星空。做記者尤其如此。“爬”提醒我們要深入生活，腳踏實地，面對艱辛；站上高崗，能讓我們看得更遠、保持清醒；望星空，便是要心懷美好的追求，以免因疲憊而放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