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9年04月16日
——以瀘定橋精神傳播為例
◎張志君
【內容摘要】本文從“瀘定橋精神的由來”切入，描摹了瀘定橋故事的傳播變遷與傳播變異，以對歷史負責的態度指出了對于包括但不限于“飛奪瀘定橋”在內的紅色歷史的集體記憶面臨被解構乃至顛覆的危險絕不應掉以輕心，并且在認真思考的基礎上，提出了在全新復雜語境中賡續紅色記憶的相關傳播策略建議。主要包括：“從單一的傳統媒體傳播向多媒體傳播乃至泛媒體傳播轉變”“從單次傳播向多次傳播乃至 N 次傳播轉變”“從表層傳播與深度解讀分離向表深結合的‘輕深傳播’轉變”等。
【關鍵詞】瀘定橋精神；集體記憶；傳播策略；輕深傳播
一、瀘定橋精神的由來
1935年5月下旬，數萬紅軍突破國民黨反動派軍隊的圍追堵截，艱難跋涉到了大渡河邊，當時的情形是，前有波濤洶涌、水流湍急、難以逾越的天險大渡河，后有窮兇極惡的國民黨反動派軍隊，形勢可謂萬分危急。蔣介石南昌行營秘書長楊永泰在當時曾多次預言朱、毛將成為“石達開第二”。值此危急存亡關頭，值此危急存亡關頭，廖大珠等22位紅軍勇士在一晝夜急行軍240華里基本沒有休息的情況下臨危受命，冒著敵人的槍林彈雨，在已經被敵人抽去了橋板且放火焚燒的瀘定橋上與敵軍拼死搏殺，在戰友們的配合下，擊潰守軍兩個團，飛奪瀘定橋，創造了人類戰爭史上在沒有空中力量和水上力量配合下的一個勇奪天險的奇跡。
83年后的2018年5月29日，筆者應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等的邀請，前往瀘定橋所在的四川省瀘定縣參加“紅軍飛奪瀘定橋精神研討會”，并到現場實地憑吊，懷著崇敬的心情，現場口占一首《滿江紅》詞：“大索橫河，憑吊處，心潮激蕩。抬望眼，目極遠眺，恍回沙場。廿二勇士成與敗，數萬紅軍興或亡！非夸張，有翼王前鑒，人心傷。瑞金殤，永難忘。東洋恨，何時償？！黨指引，縱火海不彷徨！壯志勇克地形劣，氣勢令敵心膽喪！應笑慰，自有后來人，響當當。”詞雖不工，甚至可能不一定合乎古律，但卻道出了筆者當時對于革命先輩的敬仰之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現了當年的歷史。的確，當時的歷史真的是“廿二勇士成與敗”關乎到“數萬紅軍興或亡”，正是因為有了這段真實的歷史，才在此基礎上產生了“瀘定橋精神”。
二、飛奪瀘定橋故事及其精神的傳播變遷與傳播變異
清代著名文學家鄭板橋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江館清秋，晨起看竹，煙光日影露氣，皆浮動于疏枝密葉之間。胸中勃勃遂有畫意。其實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紙，落筆倏作變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總之，意在筆先者，定則也;趣在法外者，化機也。獨畫云乎哉！”這段話雖然說的是畫竹，但用來理解歷史事件和歷史記述之間的關系也無不可。瀘定橋故事及其精神其實從某種意義上也經歷了由“院中之竹”（歷史事件）到“胸中之竹”（歷史感悟）再到“手中之竹”（歷史記述）的過程。
在筆者看來，瀘定橋故事的傳播至少經歷了以下幾個發展變遷階段：
一是萌芽及區域傳播階段。對應的時間起點是1935年。1935年5月29日，長征中的紅軍驚險奇絕地奪取了瀘定橋，突破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當時擔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科長的彭加倫以一篇題為《飛奪瀘定橋》的短文記述了這段戰事，收錄在1937年2月于延安編成，1942年正式出版的《紅軍長征記》中。這一時期的傳播特點是當事人通過一番“胸中之竹”的醞釀，將“院中之竹”變成了一種“手中之竹”，這種“手中之竹”由于種種原因，只能在有限的物理空間內以有限的傳播載體（書籍）進行傳播，而且這些傳播具有來自不同的傳播主體但卻指向同一內容的多種信源的特點。
二是面向全國大眾傳播階段。對應的時間起點是1955年。1955年，為紀念紅軍長征勝利20周年，人民出版社以《紅軍長征記》為主題編輯出版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廣大讀者才知道了彭加倫以“飛奪瀘定橋”命名記述的長征時期發生的這個故事。其后，相關故事被收錄進各種版本的中小學教材中，面向數以億萬計的讀者進行傳播。這一時期的傳播特點是“手中之竹”的組織傳播化，尤其是收入教材，在全國范圍的中小學進行相應的組織傳播，使得瀘定橋故事和在其基礎上生發出的瀘定橋精神成為綿延幾代人的一種“集體記憶”。按照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Halbwachs）的說法：“集體記憶是在一個群體里或現代社會中人們所共享、傳承以及一起建構的事或物。”
三是國際傳播階段。對應的時間起點是1964年。這一年的9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政治部文工團以中國民族藝術團的對外名義出訪蒙古、蘇聯、匈牙利、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緬甸六國，進行交流演出。演出節目中就包括經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元帥審查通過的舞蹈《飛奪瀘定橋》。從此開始,“飛奪瀘定橋”的故事以藝術的方式在國際上得以傳播。這一時期的傳播特點是“手中之竹”的跨越國界化，使得“飛奪瀘定橋”的故事不僅成為中國人民的集體記憶，而且也成為了世界許多國家相關民眾關于紅色中國的一種集體記憶。
四是領袖題碑肯定階段。對應的時間起點是1985年，這一年的5月,中共四川省甘孜州委、州政府、軍分區在瀘定隆重舉行紅軍飛奪瀘定橋50周年紀念大會和飛奪瀘定橋紀念碑奠基儀式,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為紀念碑親筆題寫了“紅軍飛奪瀘定橋”的碑名。聶榮臻元帥親筆為紀念碑撰寫了碑文,高度肯定了“飛奪瀘定橋”的歷史意義。
當然，就像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一樣，在瀘定橋故事的傳播過程中也逐漸出現了一些刺耳的雜音。其中一個來自一個旅居英國的華人張戎，她在一本出版于英國的書中說，瀘定橋戰斗“是完全的編造，紅軍到達時那里根本沒有國民黨軍隊”。另一個據說來自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的一次演講，在這次演講中，布熱津斯基也說過容易讓不懷好意的人對飛奪瀘定橋產生負面聯想的話。
近年來，由于種種原因，特別是政治“兩面人”魯煒主政國家網信辦期間的不作為，使得網絡一度成為了有害信息和虛假信息的“避風港”和“化外之地”，對于包括但不限于“飛奪瀘定橋”在內的紅色歷史進行解構乃至顛覆的歪風邪氣一度甚囂塵上，“瀘定橋故事”的傳播出現了讓正義的人為之心痛的可怕變異。流傳了幾代的包括但不限于“飛奪瀘定橋”在內的紅色歷史的集體記憶面臨被解構乃至顛覆的危險。
三、對于包括但不限于“飛奪瀘定橋”在內的紅色歷史的集體記憶面臨被解構乃至顛覆的危險絕不應掉以輕心
清代著名學者龔自珍在《定庵續集》卷二《古史鉤沉二》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這段話翻譯成現代漢語大意是說：要滅亡別人的國家，必定要先毀去他們的歷史；破壞別人的建筑，敗壞別人的社會秩序和法紀，必定要先毀去他們的歷史；埋滅別人的才能，廢除別人的教化，必定要先毀去他們的歷史。“去其歷史”乃是所有心懷叵測的人最常用的手段。上個世紀90年代初，蘇聯、東歐之所以發生巨變，原因很多，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當時的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自廢武功”，主動放棄對包括但不限于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蘇共中央電視臺等主流媒體的把控，積極配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去蘇聯歷史”，大肆丑化革命領袖斯大林甚至列寧，在戈爾巴喬夫的默許下，斯大林被描繪成“惡魔”，列寧也成了“無賴”，蘇聯歷任領導人似乎都是“問題領袖”，整部蘇聯歷史從頭到尾除了罪惡還是罪惡。結果使得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最終變了顏色。
曾經是蘇共中央第二號人物的利加喬夫就此寫道：“顛覆文章猶如狂濤惡浪，席卷了輿論工具。極右報刊所描繪的不是多維的歷史，不是成就與錯誤相互矛盾地交織在一起的歷史，而只是陰暗的污點……這種不公正的、惡意中傷的、不真實的歪曲報道驚擾和刺激了社會氣氛。”
無獨有偶，在“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的當下，除了在經濟上動輒威脅加增進口關稅等貿易手段之外，那些一直怎么看中國都不順眼的敵對勢力肯定不會放棄任何詆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機會，對于包括但不限于“飛奪瀘定橋”在內的紅色記憶進行解構乃至顛覆應該是他們所樂于見到甚至非常愿意親力親為的——筆者這樣說可不是像有些所謂的“公知”所冷嘲熱諷的那樣，是什么“憤青情結”，而是實實在在有“公知”們頂禮膜拜的“歪果仁”，而且還是頂級的“歪果仁”的話為證的：曾任“美國之音”臺長的杰弗里·科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就曾經指出，“冷戰”后“美國之音”的首要任務就是顛覆共產黨及極權國家。聯系到近年來不斷有人用充滿惡意的調侃語氣惡搞包括但不限于邱少云、董存瑞等在內的革命先烈以求博得更多的點擊率和關注度，聯系到剛一上臺執政的臺灣民進黨當局就急于修改臺灣地區中小學歷史教材，急火火地“去中國化”，我們無論從哪個角度說都不能也不應對于那些對包括但不限于“飛奪瀘定橋”在內的紅色記憶進行解構乃至顛覆的行為掉以輕心，否則的話，就是對那段歷史的褻瀆，就是對于影響了幾代人的集體記憶的褻瀆！
四、全新復雜語境中紅色記憶如何賡續
全新復雜語境中紅色記憶的賡續問題是一個關系到新中國立國之基，關系到新中國不重蹈“蘇東劇變”覆轍，確保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拋頭顱灑熱血打下的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大問題。
由于基于數字化的互聯網技術的日新月異，紅色記憶的賡續面臨前所未有的復雜語境。為了確保紅色記憶的賡續，筆者認為，相關傳播至少應做到并且做好以下幾個轉變。
一是從單一的傳統媒體傳播向多媒體傳播乃至泛媒體傳播轉變。包括但不限于“飛奪瀘定橋”在內的紅色歷史的集體記憶以往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是通過相對單一的傳統媒體進行傳播的，無論是早期的書籍載體，還是后來的報刊、廣播、電視載體，這些媒體或載體雖然介質不同，但至少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都屬于“把關人”基本可以由主流話語層進行把控的平臺，就算是外面的聲音再多再雜，只要管住“把關人”，就可以確保導向不出偏差。而基于數字化的互聯網傳播則在問世之初就呈現出“去中心化”的特點，當“老革命”遇上“新問題”的時候，就有必要做到并且做好從單一的傳統媒體傳播向多媒體傳播乃至泛媒體傳播的轉變，變“領導時尚”為“引導時尚”，相關主體要適時地將自己的角色從高高在上的“管理者”調整為與廣大網民打成一片的“參與者”，不斷累積自身的公信力和影響力，從而變“要他信”為“他要信”，變“要他傳”為“他要傳”。僅以“瀘定橋精神”傳播為例，就可以借助經典的“議程設置”理論，以普通網民的身份在互聯網上開展包括但不限于“什么是瀘定橋精神”等的相關討論，在討論的過程中既發動了網民，引發他們對“瀘定橋精神”的正向關注，又可以因勢利導對網民進行相關引導，從而達到“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成效。
二是從單次傳播向多次傳播乃至N次傳播轉變。心理學研究表明，人類的記憶是人腦對經歷過的事物的識記、保持、再現或再認，它是進行思維、想象等高級心理活動的基礎。對事物的識記有些通過一次感知后就能達到，而大部分內容則需要通過反復感知，使新的信息與人已有的知識結構形成聯系才能成。所謂“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所謂“書讀百遍,其義自見”說的都是許多事情并不能
一蹴而就，必須不斷重復才能達到預期。在傳統媒相對比較簡單的語境中，紅色記憶的傳播有可能一次傳播，終生不受影響。但是，在新媒體傳播的復雜語境中，想要依靠一次傳播就使得相關傳播對象印象深刻，這恐怕是過于理想化了。這種情況下，就必須借助各種媒體，調動各種手段，反復進行多次傳播乃至N次傳播，以期對相關對象產生不斷的刺激，使得他們不斷強化對于包括但不限于“飛奪瀘定橋”在內的紅色歷史的集體記憶。
著名歷史學者，暢銷書《秦謎》的作者李開元先生有一個說法，叫作“3+N的歷史世界”。他認為，史實是第一歷史，是存在過的往事；史料是第二歷史，是古人留下的訊息；史書是第三歷史，是基于史料的論述。在這三個基礎上衍生出來的歷史作品，則屬于“N”。
就“瀘定橋精神”等紅色記憶的傳播而言，除了借助各種大眾傳媒之外，還可以借助李開元先生所說的“第二歷史”也就是各種史料，通過重新建構特定的物理空間即展覽館或紀念館開展相關陳列進行傳播，相信肯定也會收到一定的效果。
三是從表層傳播與深度解讀分離向表深結合的“輕深傳播”轉變。“輕深傳播”是筆者仿照“輕奢風”“輕奢品牌”等提出來的一個新的概念，其意是指介于“表層”與“深度”之間的一種傳播樣態。由于種種原因，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傳播環境呈現出非常復雜的態勢，一方面是各種資訊的海量供給，一方面則是相關資訊的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出現了大量
的“羨余”信息。所謂“羨余”在中國古代原本只是一個普通名詞,引進西方的信息論之后,“羨余”（edundancy）成了信息編碼術語,被用來指稱多余的信息成分。在我看來，這些多余的信息成分至少包括兩種，一種是無益無害的信息，一種是有害無益的信息。無論是分辨哪一種“羨余”信息，都需要具備一定相關知識的熟悉互聯網思維和新媒體表述的相關行為主體，及時伸出援手，幫助不甘居于下游的網民去粗取精、去偽存真。
如果說“輕奢代表一種文化素養”，那么，“輕深傳播”代表的則是一種對于相關歷史和文化的積極負責任的精神。這方面有很多鮮活的范例，同樣是傳播紅色記憶，國防大學金一南教授的《苦難輝煌》，就廣受包括網民在內的讀者們的歡迎甚至追捧，據媒體披露，截至2012年2月,該書就已連續印刷30次,累計印數突破百萬冊,成為一部“叫好又叫座”的書籍。11《苦難輝煌》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在我看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采用了“輕深傳播”的方式進行了以往很少有人嘗試過另類紅色文化傳播。
五、“輕深傳播”關鍵應該把握好的幾個度
“輕深傳播”說起來很簡單，做起來卻不容易。關鍵是要把握好以下幾個度。
一是“程度”。“輕”和“深”都具有相對性，何者為“輕”？何者為“深”，往往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大眾傳播不可能做到讓所有人感到滿意，只能尋找最大公約數，這個最大公約數就是“度”，理想的“輕”應該是通俗而不庸俗，輕松而不輕薄，理想的“深”應該是深刻而不故作深奧。
二是“角度”。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乃是一個立體的世界，每一個人、每一件事都是一個多維體，從不同的角度觀察可能有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觀察結果，關鍵是找到別人沒有找到的角度，倘若找到了這種角度，基本上就等于向成功的路上邁進了一步。金一南的《苦難輝煌》之所以受到追捧，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把“苦難”與“輝煌”這兩個看似不搭界的詞語組合在一起，為紅色歷史的文字傳播的創新性敘事找到了一個新的角度。
三是“向度”。在泛媒體時代，單向傳播極有可能會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因為每個行為主體往往都“一體而多構”，既是客體又是主體，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在這種語境中如想確保紅色文化的成功傳播，就必須考慮傳播的向度，通過巧妙的互動環節設計將傳播隊伍做大，把每一個潛在的受眾都變成顯在的傳播者，這其實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當年一再強調的“所謂政治就是把我們的朋友變得多多的”的當下含義。
（作者系中國教育電視臺副總編輯兼《教育傳媒研究》編輯部總編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