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9年05月28日
◎楊文俊
今年，是甘孜藏族自治州建州69周年暨民主改革勝利60周年。“一唱雄雞天下白，”雪山草地拔開烏云見太陽；“紅旗卷起農奴戟，”西陲兒女砸碎鎖鏈迎新生。巨大的變化，艱苦的歷程，顯示了一百多萬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黨的指導思想的指引下，團結奮斗，自強不息，披荊斬棘，開拓前進，建設社會主義新甘孜所貢獻的智慧和力量，展現了黨的民族區域自治大政方針所取得的輝煌成就。
民主改革的勝利，摧毀了反動、黑暗、野蠻的、政教合一的僧侶貴族專政的封建農奴制度，走上了民主、富裕、文明的社會主義康莊大道，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牧者有其畜”，解放了社會主產力，尤其是解放了生產力的主體——勞動者。“康巴”人民從此告別了不堪回首的昨天，迎來了萬紫千紅的今天，展望著美好幸福的明天。
上世紀的1956—1959年這4年為民主改革時期。經過前幾年的工作，消除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民族隔閡，民族內部階級矛盾突出出來。各族人民強烈要求廢除封建農奴制度和奴隸制度。民族和宗教上層中也有不少開明人士主張進行民主改革。1955年州人民政府就收到上層人士中要求或贊成改革的書信57件。州委和州人民政府根據《憲法》規定和群眾的要求，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決定有計劃有步驟地在全州實行民主改革。改革的實施辦法和具體政策規定，多次與民族、宗教上層人士協商，并在州人代會上舉手表決通過。改革的范圍僅在農區分期分批進行。對喇嘛寺采取“暫時不動”的政策。對牧區實行“不斗不分，不劃階級，牧主牧工兩利”的政策。當民主改革在丹巴縣農區和康定縣的魚通、孔玉兩個農區試點，其他各縣還在學習、協商和訓練積極分子階段，就被農奴主階級和奴隸主中的少數頑固分子擾亂。他們憑借手中掌握的武器，打著“民族”、宗教的旗號，在西藏少數反動上層分子的策動下，于1956年初，相繼發動反對民主改革的武裝叛亂。他們到處圍困縣城和區鄉，破壞道路橋梁，襲擊軍政人員，殘殺各族干部和積極分子及其家屬，奸淫燒殺搶掠。在叛亂分子劫掠下，不少村寨變成廢墟，許多人家破人亡，流離失所。面臨這樣嚴峻的局勢，人民解放軍和各族人民群眾，不得不奮起平息武裝叛亂，保衛改革順利進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6年7月對甘孜州的平叛、民改作了重要指示，肯定了“改革是必要的，改革的決心是下得對的”“戰爭是解放戰爭”，這就給了各族干部和群眾以勇氣和信心，為平叛、改革工作指明了方向。這時東路、北路各縣農區加緊基本完成了改革任務，但不鞏固。南路各縣積極作改革的準備。1957年3月上旬，中央書記處會議又指示甘孜州必須“堅決改、徹底改”“要真改、不能假改，要會打，打得越徹底越好”。按照這個指示要求，東北路各縣已改革的農區，開展復查補課，有力地打擊叛亂分子和少數農奴主反攻倒算。南路各縣邊平叛、邊改革，并抓緊修通東巴公路。改革和平叛進行到1958年，一個突出的問題明顯地暴露出來，這就是喇嘛寺和牧區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時候。一些喇嘛寺在“暫時不動”期間，成了雄踞一方的農奴主，成了窩藏叛亂分子及其武器的地方，成了當地聚眾叛亂的指揮部。牧區剝削階級中的少數頑固分子，早已發動反對民主改革的武裝叛亂，并與農區叛亂分子相勾結破壞農區的改革，危害人民生命財產。人民政府針對這種情況，順應人民的要求，于1958年冬至1959年底開展以廢除封建壓迫、剝削制度為中心的反叛亂、反違法、反特權、反剝削的“四反”斗爭。在斗爭中相當謹慎地處理了宗教問題，把廢除寺廟特權與保護寺廟區別開來，把極少數寺廟反動上層分子與廣大宗教人員區別開來。與此同時，石渠、色達和其他牧業地區也相繼完成了民主改革。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民主改革，在全州勝利完成。廢除了反動、沒落的封建農奴制和奴隸制，沒收、征收了農奴主階級直接經營管理的土地32萬畝，占70% (4.5萬余戶)的無地缺地農民每人平均有土地4畝左右。沒收、征收、贖買牧主階級牲畜21.5萬余頭，占60%的貧苦牧民每戶平均分科牲畜12頭。80%的農牧戶從高利貸的盤剝下解脫出來。5600名毫無人身自由的奴隸獲得解放。經過民主改革，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廣大農牧民積極性空前高漲。其他建設事業都有了發展。民族、宗教上層人士得到了人民政府妥善安置。在民主改革的基礎上，于1959年相繼完成對農牧業、城鎮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甘孜州從此進入到社會主義社會。
民主改革既有巨大的現實意義，又有深遠的歷史意義。集中體現在“六個根本變化”上：
一，政權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志著神州大地換了人間——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勾結統治的舊政權，被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新政權所替代，標志著在我國已建立起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全國統一政權。1950年“康巴”獲得解放，在黨的民族政策光輝照耀下，實行了民族區域自治，恢復和發展生產。但是，封建農奴制度沒有廢除，政權（特別是基層政權）實際上還基本掌握在土司、頭人和寺廟上層手中，一切工作都是在不觸動封建農奴制的前提下進行的，廣大人民還沒有擺脫被統治、受奴役的地位。通過民主改革，徹底推毀了反動、黑暗、野蠻的、政教合一的貴族僧侶專政的封建農奴制度。建立了各級人民政府，各族人民才有了在統一祖國大家庭內，在黨和國家領導下，由自已當家作主并管理本地區本民族內部地方性事務的權利。
在血與火的階級大搏斗中，農牧民中的許多先進分子經受了鍛煉與考驗，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民改結束后的1960年，全州黨員人數由1955年的2143人增加到9088人，其中少數民族黨員由1955年的386人增加到3659人；農牧區基層普遍建立了黨的基層組織，全州黨支部達638個，較1955年的146個增加了4倍。隨著民主改革的勝利，農村基層政權普遍建立。1963年，全州進行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普選，縣、區、鄉人民委員會中貧苦農牧民代表占了70%以上。經過民主改革，全州民族干部由1955年的2394人增至1960年的5637人，占當年全州干部總數的30%，增加的近3000名干部主要是民改平叛斗爭中涌現出的農牧民積極分子中的優秀分子。大批民族干部的成長，鞏固了民族區域自治政權，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真正實現了少數民族人民當家做主。正如藏族民歌《紅旗飄揚雪山上》中所唱的：“共產黨把大印交給我們，為的是翻身農奴把家當。”
二，生產關系發生了根本變化。生產關系是指人們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結成的相互關系，它包括在一定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基礎之上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方面的條件和形式。生產關系的各個方面相互聯系，相互制約，構成一個統一的整體。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是生產關系的基礎。生產資料被誰掌握、為誰服務，決定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民主改革前，占全州總人口95%左右的農牧民，只占有耕地總面積30%的土地；封建農奴主仍然向勞動人民攤派多如牛毛的捐稅差役，廣大勞動人民依舊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同時，生產關系又是最基本的社會關系，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基礎，它對政治、法律、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起決定作用。因而，廣大勞動人民不僅在經濟上受剝削，而且在政治、文化等其他方面，都處于被統治、被束縛的地位。通過民主改革，將農奴主所有制改變成了農牧民所有制。與此相應，人們在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地位和相互關系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三，階級關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民主改革前，土司、頭人寺廟上層，是最高統治者，農奴主階級是統治階級，他們壓迫剝削廣大農奴和其他勞動人民。而農奴和其他勞動人民是被統治階級，農奴人身依附于農奴主。通過民主改革，廢除了農奴主所有制，廢除了高利貸，廢除了一切封建特權，解放和安置了農奴。所有的農奴主，都和農奴分得同樣的一份土地、牲畜等生產資料。對擁護和贊成民主改革的僧俗上層人士，還在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上給予了妥善安排和適當照顧。從而，階級關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即農奴主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來說，在政治上已被打倒，喪失了原有的統治地位,他們中的不少人正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而農奴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已成為社會的主人，不僅不再受農奴主階級的壓迫與統治，而且上升為統治階級。
四，民族關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民族關系是指不同民族之間和同一民族內部的聯系和交往、以及差異和斗爭。馬克思主義認為：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階級社會里，民族是劃分為階級的，每個民族都是由一些不同的階級組成的。任何一個民族都不可能是什么階級利益完全一致的整體，它至少都分裂為兩個根本利益相對立的階級，即占人口極少數的剝削階級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被剝削階級。沒有階級區分的民族是不可能有的。私有制是產生階級的壓迫剝削和民族的壓迫剝削的基礎，是出現民族之間和民族內部隔閡和紛爭的根源。因此，民族問題的解決必須要以階級問題的解決為前提。這就是說，要鏟除民族壓迫，要消除民族之間和民族內部的隔閡和紛爭，首先就必須鏟除產生民族問題的社會基礎，就必須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壓迫剝削制度。解放前，由于國內歷代反動統治階級推行民族壓迫政策和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挑撥，特別是由于封建農奴制的存在和封建農奴主的統治，藏漢民族之間、藏族同其他民族之間及藏族內部都長期地存在過隔閡和紛爭。械斗、搶劫、偷盜、暗害等，遍及全州，給各族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解放后，原康定軍事管制委員會即廣泛宣傳黨的民族平等、團結政策，宣布廢除“烏拉”制度和苛捐雜稅。根據“團結上層為主，慎重穩進”的民族工作方針，以團結治安、團結生產、團結建設為中心，謹慎地開展各項工作，從而初步疏通了民族關系，增強了民族團結。但是，由于社會制度尚未改革，不可能從根木上得到解決。在民主改革中，漢族同志與少數民族同志生死與共，親如兄弟，互相信任，互相尊重，許多漢族同志為幫助兄弟民族翻身解放，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不少少數民族干部和群眾，用鮮血和生命保護漢族干部和人民解放軍，共同譜寫了民族團結的新篇章。
經過民主改革，鏟除了產生民族壓迫和隔閡的社眾基礎和根源，開創了實現民族團結、平等的前提條件，使得民族隔閡得以逐步消除，民族團結日益加強。
五、群眾生活發生了根本變化。解放前，由于國民黨反動派和封建農奴制度的雙重壓迫和刺削，廣大農奴過著極為悲慘的生活。許多人因為不堪農奴主的殘酷壓榨，被迫離鄉背井，到處流浪，不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廣大農奴用自己的歌聲傾訴道：“雀兒山再高也有頂，金沙江再長也有源，唯有藏族人民的痛苦啊，說不完!”1950年解放后，在黨的領導下，在全國人民的幫助下，經過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恢復和發展生產，群眾生活得到了初步的改善。但是，由于萬惡的封建農奴制度沒有廢除，貧困痛苦的根源沒有消除。因而，群眾生活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善。通過民主改革，占全州總農戶70%的45000余戶無地缺地農民，每人平均有了土地4畝左右；占總牧戶60%的貧苦牧民，每戶平均分得了牲畜12頭。廢除了世世代代還不清的高利貸，80%左右的農牧民從高利貸的盤剝下解脫了出來。5600余名毫無人身自由的奴隸也獲得了解放和安置，重新建立了家園。徹底推毀了農奴主階級殘酷統治人民的監獄、法庭和武裝，完全廢除了農奴主階級原來擁有的一切政治、經濟特權和極其繁重的烏拉差役。所有這些，從根本上解決了貧窮困苦的問題，群眾生活日益得到改褲，政治上和經濟上都翻了身。
六，藏傳佛教發生了根本變化。宗教是一種社會意識和歷史現象。藏傳佛教在民主改革前是政教合一體制，通過民主改革，廢除了特權，實行政教分離，藏傳佛教回歸本位，逐步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作者楊文俊，現年84歲，退休前任州委黨校高級講師，甘孜州民主改革期間曾在雅江縣委組織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