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0年09月18日
◎ 張永才 益西貢布 編撰
他是一位參加過長征的藏族老紅軍，他是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批藏族黨員之一，他是唯一一位代表藏族參加新中國第一屆人民政協(xié)會議的全國政協(xié)委員，他是共和國第一個專區(qū)級少數(shù)民族自治州的首任州長。他的名字叫桑吉悅希，他還有一個名字叫——天寶。
然而，這位具有極不平凡人生經(jīng)歷的傳奇人物，如果不是在1935年——他18歲那年，一支自稱“紅軍”的軍隊北上路經(jīng)他的家鄉(xiāng)，也許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他的家鄉(xiāng)之外，將無人會知道他這一生的故事……
7歲那年，他被送往色不計寺當扎巴
1917年，是一個極為不平常的年份。這一年的11月，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黨發(fā)動的“十月革命”烈火在俄國熊熊燃燒，革命推翻了以克倫斯基為領導的資產(chǎn)階級俄國臨時政府，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二個無產(chǎn)階級政權——蘇維埃政權和由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俄羅斯蘇維埃聯(lián)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這一年的2月，在中國四川馬爾康黨壩鄉(xiāng)一個叫石果壩的偏僻小山村，一戶窮苦的藏族農民家里誕生了一個男孩，父母給這個男孩取名為木爾加。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與“十月革命”同齡的關系，這個名叫木爾加的男孩，一來到世上便開始了他的傳奇人生經(jīng)歷。
木爾加出生時，他已經(jīng)有了一個同父異母的姐姐。隨后的幾年里，父母又為他生下了兩個弟弟。
木爾加的父母都是窮苦農民。在當時封建農奴制的統(tǒng)治下，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農民，一年四季，無論怎樣口朝黃土背朝天地艱苦勞作，最終的“收獲”，除了土司、頭人那殘酷無情的盤剝和冷漠猙獰的皮鞭，便是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悲慘生活。終于，父親孱弱的肩膀再也無力抵擋命運的凄風苦雨，在木爾加尚未成年時的艱難困苦歲月，懷著一腔對現(xiàn)實的絕望和對遠方無可奈何的一絲兒期待，帶著木爾加的大弟弟一步三回頭地走出了家門……從此，父親和大弟弟便永遠地走出了木爾加和母親的世界。歲月的寒風漸漸抹去了父親和大弟弟印在雪山草地、森林峽谷間那茫然的足跡，唯一留下的，便是刻在木爾加和母親心坎上那個永遠的痛。不久，二弟又被人販子拐賣他鄉(xiāng)，直到解放也音訊全無。
那時，按照當?shù)亓曀祝患胰擞幸粋€男孩，首先要送到寺廟去當扎巴，如果有三個男孩，則必須送去兩個。木爾加的家里有三個男孩，木爾加是其中的老大，加之當時兩個弟弟尚且年幼，進寺廟當扎巴自然非木爾加莫屬。當然，木爾加進寺廟當扎巴，窘困的家庭生活所迫，也是一個重要原因。7歲那年，木爾加被送到附近一座叫色不計的寺廟當上了一名扎巴。
黨壩是一個非常偏僻、閉塞的地方，色不計寺也是一座很小的寺廟，全寺只有二十幾個喇嘛，寺中沒有活佛，由一位老喇嘛管事。老喇嘛教小喇嘛們學習藏文、學習念經(jīng)。從走進寺廟之日起，木爾加身穿僧衣在那座并不算大的寺廟里，整整度過了11年的苦行僧生活。在色不計寺學經(jīng)結業(yè)時，老喇嘛為木爾加改名為桑吉悅希。
對于整整11年的苦行僧生活，桑吉悅希很是遺憾。生前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采訪時，他曾說，“現(xiàn)在回想起來，那位老喇嘛學問也不高深，除了教我們死背經(jīng)書外，并沒有講授過什么教義，更沒有教我們寫作應用文等等……學了那么多年，不僅沒有學好藏文和佛經(jīng)，就是連封信也不會寫。”
脫掉袈裟參加紅軍
桑吉悅希在那座叫色不計的小寺廟“清修”了整整11年之后，時間到了1935年。這一年，同樣是一個極其不平凡的年份。
這一年，在人類生存的這個地球上，有多少事情正在發(fā)生：在德國，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舉辦了世界上最大規(guī)模的汽車展覽會，同年3月，50萬人聚集首都，觀看這位新任總理的閱兵禮；在美國，羅斯福在開年的國情咨文中說，美國將為350萬失業(yè)人員提供工作，同年2月，為防止打擾這位總統(tǒng)的睡眠，國會頒布禁令，禁止飛機從白宮上空飛過；在土爾其，婦女首次參加選舉投票；在蘇聯(lián)，尼基塔·赫魯曉夫當選為黨的書記；在印度，374名嬰兒舉行集體婚禮……。而在中國，臺灣海岸附近發(fā)生地震，2000人死亡、13萬人無家可歸；同年7月，黃河泛濫，20萬人喪生；這一年的6月，日本軍隊進犯華北，隨后的11月，日軍入侵上海及京津地區(qū)……
這一切，對于身居偏僻之地的小寺廟里的小扎巴桑吉悅希來說，全不知道。他的世界地理知識僅限于閉塞的黨壩那不足百里之地。他的全部見聞都在寺院里。11個春秋，在他有口無心的念經(jīng)誦佛過程中，以及成長的身體里，他感到“佛”離他越來越遠、越來越模糊。11年的苦行僧生活，他得出一個結論：佛的世界，應該是一個人們吃得飽穿得暖和人與人平等的人間。1935年春天，這個他在寺院里沒有找到的平等的人的世界，忽然在被當?shù)赝了尽㈩^人和國民黨黨徒說成是殺人不眨眼的魔鬼的紅軍的行為和言談中印證了。于是，為了內心那個樸素的愿望，桑吉悅希走出寺院，脫下已經(jīng)穿在身上11年的僧衣，跟隨紅軍北上，開始了他全新的人生。這一年，桑吉悅希剛好18歲。也許，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他這一走，便走出了一位代表藏族參加新中國第一屆人民政協(xié)會議的全國政協(xié)委員，便走出了共和國第一個專區(qū)級民族區(qū)域自治州的首任州長。
1935年，紅四方面軍長征來到阿壩。
“殺人放火”、“共產(chǎn)共妻”、“滅族滅教”……紅軍到來之前，國民黨散布的謠言鬧得人心惶惶，藏族群眾對這支從未見過的漢人軍隊感到非常害怕，不但土司頭人和有錢人家都跑到城里躲避，就連普通的藏族群眾也有不少人逃向了山里……桑吉悅希是扎巴，家里窮得叮當響，又是男孩，雖說是不怕，但看見鄉(xiāng)親們都在往山里躲避，他也還是跟著鄉(xiāng)親們跑到山上去了。
不久，鄉(xiāng)親們發(fā)現(xiàn)這支漢人的軍隊有些奇怪：又是風又是雪的，明明寺廟和民房都空著沒人住，他們卻不去住，而是在外面挨餓受凍。一些膽大的人先是遠遠地觀察，后來便慢慢地接觸這些軍人。他們發(fā)現(xiàn)，這些漢人都非常友善，雖然語言不通，但總是笑嘻嘻地打著手勢同他們親熱地招呼。這時候，他們驚奇地感覺到，這支軍隊與他們過去所見過的漢人軍隊完全不一樣，這支軍隊，不僅不騷擾百姓，而且對貧苦的農牧民特別好，還把土司、頭人家的東西分給窮人。不知不覺中，人們有了這樣一個印象：這是一支向著窮苦百姓的軍隊。尤其是桑吉悅希和一批藏族青年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這支漢人的軍隊，對自己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于是，一些年輕人開始大膽地同紅軍接觸，有的甚至參加了紅軍。這其中，桑吉悅希認識的一個年輕人還當上了隊長。雖然他并不知道“隊長”是多大的官，但是他看見，這個人能管幾十號人，今天在這里打土豪明天在那里給鄉(xiāng)親們分浮財，風光得很。
桑吉悅希動心了。“他們能當紅軍，我為什么不能呢？”他毅然報名參了軍，當即脫去僧衣，穿上了一套看上去并不怎么合身的半新不舊的軍裝。一個小扎巴當眾脫掉僧衣，換上紅軍的軍裝，頓時贏得了紅軍戰(zhàn)士和藏族青年朋友的喝彩，他自己也十分得意——雖說那半新不舊的軍裝并不太合身，但畢竟“長這么大了，還從來沒有在眾人面前這么風光過！”他感覺自己像變了一個人似的。
桑吉悅希過去當扎巴，雖然耗去了整整11年的光陰念誦經(jīng)文，但是“小和尚念經(jīng)有口無心”，最終對經(jīng)文的意思還是不甚了了。自從當了紅軍以后，他心里越來越亮堂了。他逐漸明白，當紅軍不僅是為了自己有飯吃、有衣穿，也不僅是為了自己風光，而是為了讓天下的窮苦百姓脫離苦難。他更知道了，藏族和漢族是兄弟，都是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員，各民族應該友好相處、平等相待。桑吉悅希堅信自己的道路沒有走錯。這一年的秋天，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成為了中國工農紅軍中的第一批藏族戰(zhàn)士和中國共產(chǎn)黨的第一批藏族黨員之一。桑吉悅希的入黨介紹人是13歲就參加紅軍的吳瑞林，是一位戰(zhàn)功卓著的將軍。
當過扎巴的桑吉悅希懂得一點藏文，在參軍的年輕人中算是一個“知識分子”，因此他被任命為副隊長。這時，桑吉悅希才知道，他所在的這個隊伍不簡單，叫作“共產(chǎn)主義少年先鋒隊”，任務是為紅軍籌集糧草，打土豪、分田地。他生前在一次接受媒體采訪中曾自豪地說，“我那個‘副隊長’的官也不小哦！”
鐵心跟著紅軍走
1935年8月，桑吉悅希隨紅軍左路軍踏上了過草地的艱難征程。這是紅四方面軍第一次過草地。
千里草原，無邊無際，不知道哪里能走哪里不能走。一旦陷入水草地，就會越陷越深，很難再爬出來。當時，紅軍找了一些到過內地、跑過生意、上過學、懂漢話的藏胞當翻譯，找過一些趕過馬幫、走過草地的人當向導帶路。對這些翻譯和向導，劉伯承總參謀長把他們當做寶貝，還親自給他們布置任務。其中有一位藏族向導叫王壽才，他是丹巴人，過去是個小土司，走過草地又懂漢話，劉伯承親自請他帶路，還專門給他配了一匹馬——要知道，那時可是要大首長才能有馬騎的。到了草地中央，王壽才生病發(fā)高燒，紅軍就用擔架抬他。這樣，左路軍第一次過了草地。王壽才后來參加了紅軍、入了黨，解放后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長。桑吉悅希、王壽才等藏族戰(zhàn)士是親密戰(zhàn)友，到了延安，他們開玩笑說，王壽才是紅軍戰(zhàn)士“抬”到革命隊伍的。
然而，要走過茫茫草地又談何容易！拋開極其惡劣的自然條件不說，僅僅吃飯問題的困難就讓今天的我們無法想象。過草地，部隊缺糧怎么辦？只有挖野菜。但水草地的許多野菜都有毒，總部就請藏族同胞幫助，把野菜分類繪出圖來，印發(fā)各部隊。當時總部只有幾臺油印機，又缺乏油墨、紙張，沒有辦法，就只好采集野菜實物標本，拿到各部隊宣傳。于是，桑吉悅希和其他幾名藏族戰(zhàn)士便成了“野菜宣傳員”，拿著各種野菜標本到各部隊告訴大家說，“這個可以吃、那個不能吃”。
當紅軍終于走出茫茫草地時，卻突然接到命令：南下。這時的桑吉悅希感到非常納悶，“不是天天都在喊北上抗日嗎？怎么千難萬難地轉了一大圈后卻又要朝南邊走呢？”是啊，作為一名剛參加紅軍的藏族戰(zhàn)士，他又怎么會知道這是張國燾的分裂活動呢？當時，桑吉悅希最深的印象是“打下成都吃大米飯”的口號。他雖然并不知道“成都”在什么地方，可是有大米飯吃總比在草地上餓肚子好，更何況隨軍南下，他也可以有生以來第一次離開草地，到漢地去看看另外一個新鮮的世界。反正，桑吉悅希是鐵了心要跟紅軍走。
南下受阻，紅四方面軍回到川康地區(qū)。不久，桑吉悅希被調到藏民獨立師政治部擔任青年部部長職務。藏民獨立師是紅軍于1935年冬在丹巴建立起來的，原為當?shù)仡^人馬阿交、馬駿父子的武裝，為了正確執(zhí)行黨的民族政策，紅四方面軍總部和川陜省委決定繼續(xù)保留和發(fā)展這支部隊，并擴建成為一個藏民獨立師，馬駿任師長、李中權任師政委。獨立師擔負全軍的警戒任務，整個警戒線東西長百多公里、南北寬四五十公里。作為青年部的部長，桑吉悅希雖然不用值勤和站崗放哨，但是卻要在這廣闊的區(qū)域里來回地跑，跟著師長、政委下連隊檢查工作。當然，這也使得桑吉悅希能夠有機會接觸各個部隊、各個部門，并見到了朱德、劉伯承等眾多紅軍高級將領。
紅四方面軍北上之前，把西康藏區(qū)大金、卓克基、黨壩、卓斯甲等地的格勒得沙革命軍和少先隊集中起來，成立了“番族人民自衛(wèi)軍”。這是一支少數(shù)民族的革命武裝，相當于師的建制，桑吉悅希被任命為黨代表。紅四方面軍再次過草地時，這支以少數(shù)民族戰(zhàn)士組成的紅軍隊伍承擔了特殊的任務：有時，他們走在前面，為大部隊開路；有時，他們又留在最后，阻擊追兵并負責收容掉隊和迷路的紅軍戰(zhàn)士；同時，還要為部隊尋找糧食和牛羊。
紅四方面軍第三次過草地，比第一、二次更為艱難。難就難在沒有糧草。出發(fā)前，總部要求每個戰(zhàn)士準備15斤糧食。這時，桑吉悅希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籌集糧草。受總參謀長劉伯承的委派，桑吉悅希和其他年輕藏族戰(zhàn)士直接到寺廟、到土司頭人家、到群眾中籌集糧草。當時的藏地本來就窮，人口少、產(chǎn)糧不多，幾萬紅軍來回過了幾次，糧食差不多被吃光了。但是，為了支援紅軍，藏族同胞還是想方設法找糧食，一些寺廟甚至把積存多年的糧食和茶葉都拿出來了，就連桑吉悅希曾經(jīng)當過扎巴的那座小寺院，也拿出了幾百斤青稞……
歷盡千辛萬苦，1936年10月，三路紅軍終于勝利會師陜北。
毛澤東說：“我給你取個名字，就叫天寶吧！”
延安城北關外有一個叫小溝坪的地方，中央黨校當年就設在這里。從這里放眼望去，左前方是寶塔山，彎彎的延河從山腳流過。河對面就是楊家?guī)X，那是當時中共中央的駐地。
中央黨校的前身是1933年成立于江西瑞金的馬克思主義大學，1935年12月在瓦窯堡恢復并更名為中央黨校。1937年中共中央入駐延安后，中央黨校校址先在橋兒溝，1939年遷至小溝坪，直至1946年底遷往華北。
延安時期中共中央就高度重視為將來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開展工作培養(yǎng)干部。1937年中央黨校將少數(shù)民族學員單獨編為一個班，系列為第七班。桑吉悅希隨紅四方面軍長征到達陜北后，進入四方面軍黨校學習。1936年底，四方面軍黨校并入中央黨校，桑吉悅希便成為了中央黨校學員；中央黨校設立民族班后，他被轉入民族班。
民族班有20多名少數(shù)民族學員：藏族學員有桑吉悅希、扎西旺徐、協(xié)饒頓珠、孟特爾、羅德干、沙納，彝族學員有王海民、阿爾木呷、陳占英、瓦渣木基、潘占云，羌族學員有蘇新，苗族學員有石邦志，土家族學員有彭祖貴等。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經(jīng)歷過長征，少部分是在土地革命時期參加革命的同志。民族班的學員大多文化程度低，不少人連漢話也說不好，學校就專門給他們開“小灶”，安排文化程度高的學員對他們進行輔導。
在民族班，桑吉悅希被任命為班長，兼學員黨支部書記和學校黨總支委員。當時，民族班的班主任是廖志高，新中國成立后，擔任過中共西康省委書記、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后來，桑吉悅希在西康和四川工作了很長時間，廖志高一直是他的領導。
中央黨校的領導都是著名的老一輩革命家。校長是李維漢，負責黨校日常工作的是董必武、成仿吾等。
那時，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經(jīng)常到黨校講課。有一次，毛澤東在黨校講完課后，學員們自動列隊到校門口歡送。
“今天我講的話，你們聽懂沒有？聽懂多少？”看到少數(shù)民族學員，毛澤東親切地一個個問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什么民族。問到桑吉悅希時，學校領導介紹說，他是少數(shù)民族班的班長。毛澤東說：“了不得嘛，當了領導，還帶‘長’嘛！”聽到主席這樣說，桑吉悅希有些不好意思。毛澤東問：“你叫什么名字？”桑吉悅希回答后，毛澤東又問：“桑吉悅希是什么意思？聽說藏族的名字都很有講究。”桑吉悅希解釋說：“桑吉，是佛祖的意思；悅希，是寶貝的意思……是一位老喇嘛給我取的，有點迷信色彩。”
毛澤東笑著說：“了不得，了不得嘛！又是佛爺，又是寶貝！”并向少數(shù)民族班的全體學員招了招手，親切地說道：“你們大家都是黨和紅軍的寶貴財富。是上蒼，也就是你們說的佛祖，賜給我們紅軍隊伍的寶貝。”
毛澤東的興致很高，想了想，又對桑吉悅希說：“長征時我到過你們的家鄉(xiāng)，那里的藏胞對長征的勝利是有貢獻的。漢族有句古話，叫物華天寶，也就是和你那個‘桑吉’差不多。我給你取個名字，就叫天寶吧！”在場的少數(shù)民族和漢族學員一起鼓掌，連聲叫好。
于是，“天寶”這個名字就在中央黨校和延安傳開了。
從此，天寶便開始使用這個名字。從此，在《中華姓氏大辭典》收入的中華民族11969個姓氏中，也便增加了一個當時僅為他一個人所獨有的特殊姓氏。姓“天”名“寶”，也許這將是中華民族姓氏史上，最后一個由“天子”賜予的名字。從此，那個老喇嘛為他取的藏名桑吉悅希，就像他的藏族血統(tǒng)一樣，成為了他一生中對遙遠時代和家鄉(xiāng)的回憶。
冒充“通南巴縣”的漢族人
天寶從1936年在陜北進入紅四方面軍黨校到1945年離開延安，將近10年的時間內，黨組織給他安排的主要任務就是學習。先是在中央黨校民族班學習。1938年，天寶被派往新疆。當時，中國共產(chǎn)黨與新疆軍閥盛世才有統(tǒng)戰(zhàn)關系，從延安選派了部分干部到新疆工作。天寶到新疆的任務仍然是學習。他被任命為新兵營的學生隊長，主要從事黨的政治工作，同時學習俄語。
1939年底，天寶又被調回延安，在西北工委工作。西北工委是中國共產(chǎn)黨設立的第一個專門負責分管民族工作的機構。抗戰(zhàn)期間，日軍在我國各個民族之間挑撥分化，鼓動民族分裂，企圖實現(xiàn)“以華制華”的目的。中共中央設立西北工委，就是主持陜、甘、寧、青、新、藏、蒙各省地下黨的工作，對日軍制造民族分裂的陰謀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為了適應工作需要，西北工委十分注重對少數(shù)民族問題的研究。中國共產(chǎn)黨以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問題的理論為武器，系統(tǒng)地研究國內少數(shù)民族問題、開展少數(shù)民族工作，就是從西北工委開始的。
天寶在西北工委除了從事民族工作，重要的任務還是學習。除天寶之外，在當時的西北工委還集中了扎西旺徐、孟特爾、沙納等一批藏族青年骨干力量，由何承華等給他們補習文言文和現(xiàn)代語言。何承華當時是中共西北局統(tǒng)戰(zhàn)部的秘書，新中國成立后擔任過陜西省副省長、中共西安市委第一書記等職。
為了培養(yǎng)大批少數(shù)民族干部，中共中央于1941年7月將中央黨校民族班、陜北公學民族部以及抗大、女大的少數(shù)民族學員集中起來，在延安大砭灣成立了延安民族學院。天寶又被組織選送到延安民族學院深造。在延安民族學院，天寶是學生中的骨干，除了學習，還承擔了不少的社會工作。他擔任過學生會主席、西南民族區(qū)區(qū)隊長、陜甘邊區(qū)民委委員，以及民族學院二班班長、黨支部書記、校黨總支委員等職。
在那樣艱苦的戰(zhàn)爭年代，后方物資緊缺，需要大量精簡人員。在精兵簡政中，陜甘寧邊區(qū)政府系統(tǒng)精簡人員三成以上；前方軍情緊迫，急需大量補充戰(zhàn)士。黨中央仍然把延安民族學院的少數(shù)民族學員全部留在延安，盡可能為他們創(chuàng)造條件，讓他們安心學習。
從1936年長征到延安，天寶就一直留在后方學習。在紅四方面軍黨校學習、在中央黨校民族班學習，在新疆新兵營還是學習，在延安民族學院仍然是學習。眼看著一批批抗日軍政大學以及陜北公學的學員高唱著《抗日軍政大學校歌》、《義勇軍進行曲》奔赴抗日前線，自己卻是學習、學習、再學習。
天寶憋不住了，他向領導提出，堅決要求上前線去。領導說不行，“少數(shù)民族戰(zhàn)士當前的任務就是學習，不能上前線”。情急之下，天寶只好冒充漢族，“我不是少數(shù)民族，我是漢族，我可以上前線”。領導又問，“你是漢族？那你說說看，你是什么地方人？”
天寶參加革命就在紅四方面軍。長征以前，紅四方面軍的根據(jù)地在川北，以通江、南江、巴中三縣為核心，紅四方面軍的干部、戰(zhàn)士以這三個縣的最多。這三個縣后來成為共和國著名的“將軍縣”，其中有一個縣出的解放軍少將就在百人以上。在當時的紅四方面軍中，“通南巴”被經(jīng)常掛在嘴上，對此，天寶早已聽熟了。
面對領導的緊緊追問，天寶被問急了，他想起了“通南巴”，順口便說：“我是通南巴縣的人”。
這時，領導笑了：“通南巴！你知道通南巴是什么地方嗎？……通江、南江、巴中三個縣的簡稱，是革命根據(jù)地。你以為你是佛爺，可以同時在幾個地方出生嗎？”領導指著天寶的鼻子說：“連撒謊都不會撒，就憑這一點，也不能讓你上前線。老老實實給我在延安學習、讀書。連通南巴在什么地方都搞不清楚，以后怎么到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開展工作？！”
天寶怎么也想不通，為什么別人都在前線奮勇殺敵，自己卻被留在延安的“保育院”！
是的，中共中央為將來培養(yǎng)和儲備民族干部的深遠用意，當時的天寶又怎么能夠深刻理解呢？在面對著日本帝國主義兇殘入侵的艱難時刻，前線戰(zhàn)事慘烈，敵人的瘋狂已經(jīng)到了慘無人道的地步，我參戰(zhàn)軍民往往整連、整營、整團甚至整師都犧牲在戰(zhàn)場上。參戰(zhàn)的指戰(zhàn)員，都會有犧牲在戰(zhàn)場上的可能。如果讓數(shù)量不多的少數(shù)民族革命精英赴前線參加戰(zhàn)斗，稍有犧牲就會對今后開展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工作造成巨大損失。
延安民族學院的學員不僅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沒有上前線，解放戰(zhàn)爭爆發(fā)后，黨中央也沒有讓他們上前線。胡宗南的軍隊大舉進犯延安時，毛澤東和黨中央撤離延安，轉戰(zhàn)陜北，天寶和其他少數(shù)民族學員被送往內蒙草原深處。到了內蒙，天寶在烏蘭夫領導下，擔任蒙漢騎兵支隊的政委。
內蒙古是最早解放的地區(qū)之一，又是中國共產(chǎn)黨建立的第一個少數(shù)民族自治區(qū)。天寶和其他少數(shù)民族干部在這里得到了很好的從事民族工作的鍛煉。當解決西藏問題被提上中共中央緊迫的議事日程，迫切需要一批具有高素質的藏族干部時，像天寶這樣一批經(jīng)過多年精心培養(yǎng)、經(jīng)受過革命鍛煉的藏族干部正好派上大用場。
新中國首位藏族政協(xié)委員
隨著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zhàn)役的勝利結束，蔣介石集團賴以維護其統(tǒng)治的主要精銳部隊已被基本消滅，國民黨政府瀕臨土崩瓦解，中國革命閃爍出勝利的曙光。經(jīng)毛澤東提議，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發(fā)布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口號，提出“打到南京去”，并號召“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xié)商會議，討論并實現(xiàn)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lián)合政府”。中國共產(chǎn)黨的號召，得到了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黨派的熱烈響應。從當年的8月份起，各方面的代表陸續(xù)到達解放區(qū)，與中共代表共同進行政協(xié)的籌備工作。中國共產(chǎn)黨“五一”口號的發(fā)布，標志著新中國的成立已經(jīng)為時不遠了。
1949年9月，全國政協(xié)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天寶作為藏族唯一的正式代表參加會議。
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賦有特殊的重大歷史使命：制定《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作為新中國的建國綱領和臨時憲法；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選舉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制定《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組織法》，選舉政協(xié)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確定新中國的國都、國歌、國旗和紀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從一個小“扎巴”，成為唯一代表藏族參加全國政協(xié)會議，而且是第一屆全國政協(xié)會議，與各民主黨派領導人、社會名流、海外歸僑代表共聚一堂，以國家主人的身份共商建立新中國的重大事項，這是何等的榮光！
當然，天寶并不知道正是這次因參加全國政協(xié)會議的北京（新中國成立之前叫北平）之行，將會決定他參加和平解放西藏的偉大進軍。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之夜，新中國的第一次盛大國宴在北京飯店舉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董必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各界知名人士共600多人出席宴會慶祝新中國成立。作為全國政協(xié)委員，天寶應邀出席了這次盛大的“開國第一宴”。就在宴會之后，天寶在休息大廳遇見了第二野戰(zhàn)軍司令員劉伯承和政委鄧小平。劉伯承握著天寶的手說：“桑吉悅希，我們就要進軍大西南了，你就不要再回西北去了，跟我們一起回老家去吧！”就這樣，天寶從第一野戰(zhàn)軍轉到了第二野戰(zhàn)軍，黨組織關系也從西北局轉到了西南局，并參加了第二野戰(zhàn)軍解放大西南的進軍。
18軍的“天政委"
時間回溯到1949年7月。那時，政協(xié)會議正在緊張的籌備之中……然而，正當天寶和全國人民一樣滿懷激情地期待人民政協(xié)會議召開的時候，遙遠的青藏高原卻烏云翻滾，卷起陣陣寒流。
1949年7月8日這天，西藏地方當局以防共為借口，驅逐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這一企圖將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的嚴重事件，通過印度噶倫堡電臺的電波，迅速傳遍整個世界。西藏地方當局的分裂行徑，居然贏得英國、美國和印度媒體的一片喝彩。一時之間，鼓吹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的言論甚囂塵上，西藏地方當局的分裂活動也更加緊鑼密鼓。1949年9月17日，西藏地方當局在拉薩召開官員會議，作出了從軍事、政治等各方面全面對抗人民解放軍解放西藏的決議。“官員會議”之后，西藏地方當局迅速將“文武對策”付諸實施，竟然以“外交局”名義致電毛澤東主席，狂妄宣稱西藏是“一直享有獨立自主權利”的國家、“請不要將軍隊越境進入西藏領土。”儼然以主權國家自居，并瘋狂擴充武裝力量，大肆準備武力對抗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
西藏地方當局倒行逆施分裂祖國的行徑，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特別是藏民族各階層愛國人士和甘、青、川等藏族聚居地區(qū)的人民，更感切膚之痛，無不義憤填膺，迫切希望早日解放西藏。
1950年1月2日，正在蘇聯(lián)訪問的毛澤東致電中共中央、彭德懷并轉發(fā)鄧小平、劉伯承、賀龍：“進軍及經(jīng)營西藏是我黨光榮而艱巨的任務”，“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進軍，既有很大困難，則向西藏進軍及經(jīng)營西藏的任務應確定由西南局擔負。”毛澤東在西藏問題上特別使用了“經(jīng)營”這個詞，這在其他情況下并不多見。毛澤東所用“經(jīng)營”一詞內涵非常豐富，既包含和平解放西藏的內容，也涵蓋了長期建藏、保衛(wèi)邊疆、鞏固國防的大義。
1950年1月7日，劉伯承、鄧小平電告遠在莫斯科的毛澤東以及正在成都的賀龍：“擬定以二野之18軍擔任入藏任務，以張國華為統(tǒng)一領導的核心……”1月10日，毛澤東回電，批準了二野進軍和經(jīng)營西藏的計劃。
進軍和經(jīng)營西藏，最大的困難莫過于處理好復雜而敏感的民族、宗教以及組織好修路和后勤保障等問題。在解決這一系列的復雜問題中，極需要像天寶這樣經(jīng)歷過長期革命鍛煉和精心培養(yǎng)的藏族干部。1950年2月的一天，西南軍區(qū)參謀長李達約見天寶并下達命令說：“天寶同志，西南局和劉、鄧首長決定你參加進軍西藏……”參加進軍西藏，天寶并不感到意外，也沒有提任何條件。多年來黨的培養(yǎng)，不就是為了讓自己在解放西藏的工作中發(fā)揮作用嗎?
受命進軍西藏以來，18軍面臨諸多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軍長張國華、政委譚冠三既能打仗，又會做政治工作，但是過去很少有過搞上層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經(jīng)驗，要說做民族、宗教工作，幾乎是一張白紙。而現(xiàn)在需要重點做工作的對象是土司、頭人等，要和他們打交道，做他們的工作，心中就更加沒有底了。
就在這個時候，天寶來到了18軍。天寶雖然在18軍不擔任正式職務，但他很快就融入到了18軍這個戰(zhàn)斗集體之中，18軍的干部、戰(zhàn)士也都把他當成自己隊伍中的一員，親切地稱他為“天政委”。后來，中央決定18軍改為西藏軍區(qū)，再后來，天寶擔任西藏軍區(qū)第二政委，當年18軍的“老西藏”們仍然稱他為“天政委”。
自治州的首任州長
1950年8月22日，為解放西藏和平談判而奔走呼吁的格達活佛，在前往拉薩途經(jīng)昌都時，被分裂主義分子謀害身亡。格達活佛的遇害，標志著西藏地方當局事實上已經(jīng)關閉了和平談判的大門。
西藏地方當局對于全國人民要求和平解放西藏的呼聲置之不理，拒絕中央人民政府要求西藏代表團赴北京談判，赴藏勸和人員和勸和團不是被拒之境外就是遭到拘押甚至殺害。與此同時，西藏地方當局更是集結武裝主力和民兵共計8000余人部署到昌都及金沙江一線，決心要與人民解放軍進行軍事對抗。
形勢清楚表明，若不給予西藏地方當局頑固勢力以沉重打擊，和平之門斷難開啟，和平解放西藏的善良愿望斷難實現(xiàn)。
1950年8月23日，毛澤東批復西南局昌都戰(zhàn)役計劃。
1950年10月初，發(fā)動昌都戰(zhàn)役進入倒計時階段。各路參戰(zhàn)部隊已經(jīng)進入指定位置，各項準備工作均在緊張有序的進行之中。張國華、王其梅、李覺、天寶、劉振國等西藏工委的領導成員，都在夜以繼日地工作，為昌都戰(zhàn)役的實施作最后的準備。就在這個時候，中共西南局作出一項決定：調天寶到康定，籌備成立西康省藏族自治區(qū)。
為了昌都戰(zhàn)役的順利實施，天寶已經(jīng)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向西康涉藏地區(qū)上層人士宣傳黨的政策，動員他們提供牦牛支援運輸，還參與西藏工委對昌都戰(zhàn)役的研究。天寶對實施昌都戰(zhàn)役的意義有著深刻的理解，在工委的會議上，他說，“我們實施昌都戰(zhàn)役，是不得已而為之，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們的目的，是要實現(xiàn)西藏問題的和平解放。”天寶的意見，得到了工委同志的一致贊同。
在這個時候接到調令，對于天寶來說太突然了。不過，無論是天寶，還是張國華等18軍領導都看得非常清楚，盡管從組織關系上天寶離開了18軍，但是天寶在新的崗位上仍然與18軍、與解放西藏有著非常密切的聯(lián)系。
西康建省始于清末。宣統(tǒng)三年（1911年）清朝決定以川滇邊務大臣（傅嵩炑）所轄地建立“西康省”。西康省的轄境東起打箭爐（康定）、西至鹿馬嶺（西藏大昭）計1500余公里，南抵維西、中甸，北至甘肅西和，計2000余公里，包括今四川西部和西藏東部的遼闊地域。金沙江自北而南縱貫全省，將西康分為江東和江西兩大片區(qū)。民國元年(1912年)，民國政府設立川邊經(jīng)略使，籌劃西康建省，未果；1927年夏，劉文輝入主西康，成立西康特別區(qū)臨時政務委員會；1928年9月，國民黨中央全會決議，將西康特別區(qū)正式建為行省；1935年7月，西康建省委員會在雅安成立，次年遷至康定；1938年3月，國民政府改組西康建省委員會；1939年元旦，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省會設在康定，劉文輝為省主席；1949年12月，劉文輝在成都戰(zhàn)役期間與川軍將領鄧錫侯、潘文華在彭縣（彭州）通電起義，西康和平解放。1950年2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62軍進駐雅安，成立雅安軍事管制委員會；1950年4月，西康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廖志高任主席，張為炯、魯瑞林、格達（藏）、夏克刀登（藏）、果基木古（彝）、劉聚奎、白認、康乃爾任副主席。
18軍進軍西藏必經(jīng)西康，物資運輸也必經(jīng)西康。西康的社會穩(wěn)定和運輸條件將直接關系到進軍西藏的成敗。
1950年11月24日，這是一個喜慶的節(jié)日！
這一天，西康省藏族自治區(qū)第一屆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會經(jīng)過充分協(xié)商，選舉產(chǎn)生了自治區(qū)政府組成人員，天寶被選為第一屆自治區(qū)人民政府主席，夏克刀登、苗逢澍、阿旺嘉措、洛桑傾巴當選為副主席。選出政協(xié)委員28人，秘書長昂旺格桑、副秘書長李春芳。
這一天，從康定東大門、南大門和北大門三個方向，不斷有馬隊排著長隊進入康定城——沿茶馬古道，以劉格平為團長的中央訪問團，以及西康省委書記、省人民政府主席廖志高，軍區(qū)代司令方升普等領導同志一行在人民解放軍的保衛(wèi)下來了。他們是代表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中央領導、西南局、西南軍政委員會、西康區(qū)黨委和西康省人民政府向康區(qū)各族人民、全體干部和解放軍指戰(zhàn)員表示慰問和祝賀的；他們向自治區(qū)人民政府帶來了毛澤東主席題詞“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族人民團結起來”的錦旗，以及劉伯承、賀龍、鄧小平同志贈送的“團結各兄弟民族共同建設新西南并鞏固西陲國防”的錦旗。
這一天，沿折多山、雅拉河，康區(qū)北部、東部、南部地區(qū)以及長期處于自我封閉而與外界未有往來的俄洛、沙爾達等地區(qū)的上層土司、頭人，各派寺院的活佛、堪布、大喇嘛，各地區(qū)的青年知識分子及工、農、商、牧等界的代表來了——他們帶來了青稞酒、哈達和吉祥的祝愿。
這一天，沿折多河兩岸的東西兩條大街上，人群如潮，青年學生的秧歌隊、腰鼓隊以及康定城各族各界人民組成的弦子隊，將古城康定揮舞成了一條人群歡樂的哈達，鞭炮聲、口號聲和歡呼聲響徹跑馬山麓。當晚，康定的四十八家鍋莊及主會場（后來的康定賓館內）燃起了一堆堆篝火，康定人民載歌載舞，通宵達旦，歡慶人民當家作主。
在西康省藏族自治區(qū)首屆代表會議上，天寶是這樣說的——
“諸位代表先生們：康區(qū)各族人民所渴望的藏族自治區(qū)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現(xiàn)在開幕了。我以萬分愉快的心情，來宣布這個空前盛會的開幕！因為我個人是一個藏民，我們藏族同胞和彝、回各少數(shù)民族同胞，幾千年來，受著大漢族主義，特別是國民黨反動派的侵略壓迫，像今天能開這樣的大會，由我們各族人民的代表協(xié)商康區(qū)人民的大事情，這在康區(qū)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我們之所以能夠開這樣的大會，是由于中國共產(chǎn)黨及毛主席的英明領導，是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結果。經(jīng)奉中央人民政府、西南軍政委員會、西康省人民政府指示，根據(jù)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規(guī)定的民族政策，決定實行區(qū)域自治，成立自治區(qū)人民政府。……”
這次會議對促進康區(qū)各級人民政府的建設，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并為之提供了依據(jù)。隨后，人民政府應各縣請求，于1951年派出康南、康北兩個工作團，分赴各縣傳達會議精神，協(xié)助各縣籌備召開各族各界代表會議。不到半年時間，全州除色達縣因條件尚不具備而推遲到1955年11月9日-13日召開代表會議、宣布成立縣人民政府外，包括康定、瀘定兩縣在內，共20個縣召開了代表會議，選舉產(chǎn)生了人民政府，從而完成了自治縣級政權的建設。
1955年，根據(jù)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決議，撤銷西康省建制。西康省藏族自治區(qū)劃歸四川省，改稱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作為新中國成立的第一個專區(qū)級少數(shù)民族自治州的首任州長，在自治州成立的當天晚上，天寶與自治州的人民群眾一道，圍著篝火跳了一個晚上的弦子、鍋莊，喝了一個通宵的青稞酒……
中央為何選定康區(qū)建立新中國第一個專區(qū)級民族區(qū)域自治州？有什么特殊的重大意義？對此，天寶生前在接受《甘孜日報》記者采訪時是這樣回答的——
其一，康區(qū)在中國革命歷史上占有重要而光輝的一頁。1935年，“博巴政府”就是在康區(qū)的甘孜建立的，康巴兒女為中國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這是一塊紅色的土地。其二，康區(qū)是連接西藏與祖國內地的重要關口和紐帶，是解放西藏的后方重地。康區(qū)自治政權的建立必定為解放西藏并在西藏建立自治政權做出榜樣。其三，1949年12月9日，劉文輝通電起義，西康和平解放，為1950年3月2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62軍186師勝利進駐康定鋪平了道路。從此，康區(qū)揭開了歷史新篇章。以上無不為中央所重視，并最終確定為我國第一個專區(qū)級民族區(qū)域自治政權建立的首選之地。
天寶就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區(qū)主席后，把協(xié)調甘孜地方支持幫助修建進藏公路、機場以及組織動員群眾支援18軍進藏作為第一要務。一年后，18軍先遣部隊勝利進入拉薩，隨后張國華率領18軍軍部抵達拉薩，各路進藏部隊也全部進入了西藏各要地，完成了把五星紅旗插上喜馬拉雅山的神圣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