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美平措
坐在新華公寓五樓的辦公室里，我的目光從沿河東路、折多河、沿河西路、情歌廣場，一點點地移到了康定劇場。我并不是對康定劇場有多么大的興趣，而是康定劇場之前的大禮堂。其實也不是對大禮堂有什么興趣，而是大禮堂修建之前，這片叫白家鍋莊的地方。作為康定四十八家鍋莊之一的白家鍋莊，就坐落在今天康定劇場的位置。這就是說,康定劇場是拆掉白家鍋莊后才修起來的。當年的鍋莊阿佳去了何方，我不知道。1961年3月，我就在白家鍋莊的一間小屋里出生了，小時候父親常常調侃我，說我是白家大小姐逃跑 后被他們撿來的。那時很多州級機關的干部們都住在這里，白家鍋莊是作為州級機關干部們的宿舍被征用的。
而此刻我所在的新華書店的地段，就是老康定叫作大石堡的地方，這也是我的祖屋所在地，祖父是個泥水匠，這在當時還是一個不錯的職業。俗話說，天干三年餓不死手藝人，祖母靠給鍋莊及大戶人家背水，同時也給各家鍋莊當搬運工，并且置下了這份房屋，后來祖父過早離世，就靠奶奶一人含辛茹苦地的養大了父親四兄妹，這四兄妹中，有國民黨的縣黨部書記、共產黨的縣委副書記和縣公安局長。
父親排行老三，老大是大哥、老二是姐姐、最小的是我幺爸。爺爺奶奶把更多的心血花在了大伯的身上，辛苦地供養他上學，好在大伯還算爭氣，讀書用功，國立師范校畢業后，進入西康省黨部工作，后來派到鄉城縣，當了國民黨的黨部書記，只是舊時代的官場，大伯發跡后并不理會祖父祖母的艱辛，也不關心仍然生活艱難，連書都讀不起的弟妹。記得父親曾談起當時給大伯牽馬，別人看著兄弟倆長得很像，大伯卻說父親是他的馬弁。大伯后來參加了西康省的起義，但因舊時官場養成抽鴉片的壞毛病，并沒被新政權留用，他把奶奶屋里能賣的東西都賣光了，急得奶奶找到當時的軍管會主任幫助管管，大伯被送到新都橋監獄勞教，在那里戒掉了大煙，之后就在監獄就業并在那里去世。二孃沒能讀書，嫁了個修路的工人，后在大炮山修路時去世，年紀輕輕就守寡的二孃，帶著表姐就跟著奶奶一起背水當搬運工補貼家用，生活坎坷的二孃，在解放后的1954年去世，她比奶奶還要早走半年，6歲的表姐從此由我父親母親養大。作為四個子女中最小的幺爸，斷斷續續的上了幾天小學，后就一直在康定街上賣油糕、油條，1950年，13歲的幺爸給白玉縣第一任商業局長當通訊員參加了工作，后因長期的公安工作，風餐露宿，搞壞了身體，比我父親還要早走幾年。
父親能讀上書，確實有一些運氣的成分。因為從小就很懂事，也很孝順，個頭又是四兄妹中最矮小的，從小就得到爺爺奶奶的疼愛，再加上當時國民黨西康省省長劉文輝比較重視教育，蔣介石也兼任國立康定邊疆師范學校的校長，康定有國立師范、省立師范、教會學校、簡易師范等許多學校，勉強讀完小學后，像國立、省立這樣的學校，父親是讀不上的了，而當時的簡易師范則是不要錢的，只要考試合格即可，就是這樣，也得經過當時的鎮長同意。于是奶奶給鎮長送禮下跪，才得到同意父親參與考試的資格。而父親僅考了個備取第8名，好在那個時候康定人員流動較大，有跟著家長走了的、有嫌學校不好花錢選了好學校的、還有的藏族人家不愿學習漢文的，正取的學生中很多沒來報名，父親這個備取第8名也就讀上了個初師。
現在這個新華公寓是當時我家和其他七戶人家居住的地方。1963年，我們一家都不在康定的時候，康定的老屋被國家折了，建起了新華書店。那個時代，沒有一分錢的補助，甚至沒有任何的說法。1960年，父親被派往南路檢查工作，在完成巴塘的工作后到達義敦縣，一紙電文已經等待著他，幫助義敦縣工作三個月，可是還沒等到三個月，正式的調令就下來了，父親被任命為義敦縣委組織部長，后擔任了副書記。在我兩歲的時候，母親也調到義敦縣財政局工作，過后，我與姐姐也被接到義敦，直到1973年，因為父親工作的再次調動，我們一家又回到了康定。
1978年以后，各項政策的落實，很多家的房屋都得到了政策性落實，當時被折房屋的六戶人家找到父親，讓父親出面呼吁解決。但父親是個從不給組織添麻煩的人，他沒答應，也在這時，父親的弟弟出差到康定知道此事后，埋怨哥哥不為街坊鄰居說話、不為老百姓說話，因為畢竟不只是我們一家人的問題。父親這才同意找相關人士說明一下情況，好在當事人都還在，時任州委副書記的裴孝賢也是當時分管文教的領導，折七戶人家房屋修建新華書店的事他都清楚，于是責成當時的新華書店經理朱德萬負責落實政策。
在將軍橋附近，有一處過去的老新華書店，也就是民國時期的商務印書館。人民橋旁邊的新華書店修好后，一直作為州新華書店職工的宿舍使用，幾經周轉，此時已沒有人居住了，經過重新培修，作為落實政策返還給我們三家人。其余四戶或補償或異地安置，都得到了相應的安排。就這樣，從舊中國的商務印書館，到新中國的新華書店，都與我產生了聯系。
2012經過拆遷以后，將軍橋邊的老房子，變為了今天的溜溜城的一部分。
此刻，我坐在新華書店五樓的辦公室里，快要下山的夕陽強烈地照耀著我，看著情歌廣場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心里生出無限的感慨，父親離開我已8年，母親也離開3年了，作為革命人，他們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黨的事業，一生勤勉，樸實做人。留給后人的決不僅僅是一套房產而已，每每想起父母的一生，后悔生前為他們做得太少了。遺憾已成過，懷念將伴隨著我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