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馬建華小說《河畔人家》
■楊仕強
筆者最近有幸捧讀作家馬建華創作的長篇小說《河畔人家》，因小說內容和大渡河畔有關，和筆者生活了70多年的瀘定農村風土人情有關，讀罷掩卷沉思，意猶未盡。
馬建華出生在大渡河畔瀘定縣得妥鄉的一個小山村，他家房前屋后是郁郁蔥蔥的樹林，春天，山花爛漫，秋日，滿坡金色的玉米，黃橙橙的稻谷。曼妙的風景如詩如畫。馬建華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出外求學，從此離開家鄉，后來長期在我州新聞戰線工作，但故鄉的山水田園風光，純樸善良的山民，貧窮落后的生活以及山鄉紛繁復雜的人間百態，一直是他揮之不去的濃濃鄉愁。
馬建華先后在州廣播電視臺、甘孜日報社工作，20多年的新聞職業生涯，他始終不忘初心，長期關心關注農村生活，積累了大量鄉村生活的素材，于是才有了擺在我案頭的這部長篇小說——《河畔人家》。同為瀘定人，小說描寫的世間百態，激起了我的閱讀興趣，這是一幅地地道道反映瀘定大渡河畔風土人情的壯美畫卷。
這是首次用小說體裁描述瀘定農村從上個世紀50年代到新世紀初，山民物質文化生活、精神面貌以及處世觀念的小說。在瀘定文藝界，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清直至解放以后，還無人以長篇小說形式，以農村為題材，以山鄉為背景，以一群農民為主人公，以現實生活中發生的真實現象為素材創作長篇小說。它為讀者認識了解瀘定大渡河畔農村，提供了生動形象、妙趣橫生的讀本。
小說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以劉希海（二莽）一家的家族興衰為主要線索，圍繞劉氏兩兄弟（大莽和二莽）及媳婦、兒女、親朋、鄰里、地方官員、開發商之間的人際關系，有矛盾沖突、利益紛爭，展現了大渡河畔山民淳樸善良、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心和決心。山民認識到，城鄉差別不可同日而語，但“日子是靠實干干出來的，不是靠耍嘴皮子說出來的”。
改革開放前，山民收入少得可憐，“哪怕是一元錢，都要精打細算，舍不得用來理發，有的山民頭發都長一尺長了，也沒錢理發，像野人一樣”。
山民究竟有多苦？小說寫了一位叫鄒旺財的70歲老人。“天還沒有亮，老人背著一背桃子，走羊腸小道，被雨淋，被烈日烘烤，趕早來到鎮上，指望賣到好價錢。卻不曾想日落西山，烏云密布、雷聲隆隆，三毛錢一斤的桃子竟無人問津。病中的愛人還指望他賣了桃子，買藥回家治病。老人傷心絕望，饑餓難耐，一怒之下將桃子倒入奔流的河中，自己縱身跳入驚濤駭浪之中。……”這是一個悲劇性人物，在艱難歲月中，這樣的實例并不少見。讀罷讓人感嘆唏噓。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瀘定境內僅有國道318線和瀘（定）石（棉）公路，半數以上的鄉鎮還不通公路。小說描寫了一戶人家，16歲的孩子病危，請人打著火把翻越懸崖峭壁送孩子到山下衛生院就醫，不幸病逝在路途；幾年后，這戶人家的老奶奶也同樣死在了送醫的路上。交通落后，信息閉塞，像這樣的悲慘遭遇，在瀘定山鄉可謂司空見慣。
小說散發出大渡河畔山村、山民濃郁獨特的鄉土氣息。如文盲叫“黑眼窩”，“黑眼窩”劉樹勛背毛主席語錄背得滾瓜爛熟，喊口號喊得地動山搖。“敗家子就是敗家子，你給他一座金山，他都敗得光”。
小說中的王大懷在出餿主意陷害李曉曉時說：“只要抓住了她的把柄，我看是黃泥巴掉褲襠，不是屎（死）也是屎（死）了”。
李曉曉受了不白之冤，忍受不了“家暴”，憤然離家出走，最終洗清冤屈回到家里，一家人團聚謀劃未來，王素麗說：“不蒸饅頭爭口氣”。此外，“人靠衣裳馬靠鞍”、“女人沒有找好，一輩子鬧苦惱”等等，都是很接地氣的語言。
大莽在回憶艱苦歲月的生活時說：“誰家年飯桌上有碗雞蛋湯，那就不錯了。有一年，家里年夜飯有白菜炒肉，每人才吃到一片肉，我始終舍不得把那片肉咽下肚”。十分深刻地描述了那段艱苦日子，而這樣的艱難生活卻是當下年輕人所無法理解的窮苦日子。
小說中先后出場的人物多達20多個，都具有鮮明的人物個性。二莽一家遭遇過不少困難和挫折，但一家人昂揚進取，正是山民在逆境中不屈不撓與命運抗爭的真實寫照，山民們通過自身努力和黨的惠民政策過上了好日子。
王大懷是小說中反面人物的代表，他文化不高，善于投機鉆營，由公社臨時聘用人員，采用不正當手段當上了國家干部，甚至成為鎮黨委書記。他工于心計，編織變味的朋友圈，拉關系，欺上瞞下，豢養鄉村惡勢力排除異己，貪污受賄，最終鋃鐺入獄。小說像電視連續劇一樣，具有較強的鏡頭感，深刻細膩地揭示了人物的發展變化過程，王大懷的“壞”不是與生俱來的，在物欲橫流、權力欲熏心的環境中，他自以為是“土皇帝”，操縱村“兩委”選舉，鼓噪“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在精心編織關系網的同時，也為自己可悲的人生結局埋下了“伏筆”，受到了人民的審判。
王大懷的妻子申維淑是小說塑造的又一個反面人物。她仗勢欺人，陰險潑辣，是王大懷“變壞”的“催化劑”。一位副鄉長的愛人到縣城買回來廉價的小飾品送給姐妹，實在是再正常不過的人際交往，她卻認為副鄉長的愛人有眼不識泰山，無異于太歲頭上動土。“喲，去了趟縣城，穿得跟青樓女子一樣，你以為你是誰呀？給你男人戴綠帽子了嗎？”申維淑甚至動手將對方抓得血流滿面。如此張揚跋扈的女人，副鄉長忍氣吞聲只得調走。作為“鄉霸”的代表人物，申維淑在通村公路建設中，當“釘子戶”，公路修通后，山民運輸玉米，撞掉屋檐上的三張瓦，她要了三百元的損失費……，如此悍婦，人人誅之。
小說塑造的聰明能干、年輕有為的春梅，善良淳樸的李曉曉，在群體事件中挺身而出的大莽，游手好閑，被王大懷豢養的“村霸”高成兵，貪官縣委書記王禮賢，兩袖清風一心為民的李泰然，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躍然紙上，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為一部反映農村的現實題材小說，無論是對人物的刻畫，還是對風土人情的描繪，作家都緊扣時代脈搏，一系列富民政策的實施，山鄉村村通公路，水電站開建，通過移民安置，一貧如洗的山民住進了高樓大廈。“移民新村連成片，四化目標已實現，冰箱空調和電話，手機都在腰里挎；新農合、醫保險，有病住院不貸款，孩子上學學費免，轎車開進農家院，山也新、水也新，最美不過楊柳村”。
在新農村建設中，村民參與投資開發生態旅游，辦農博館、休閑農莊，實現了村在山水中，房在樹林中，路在花叢中，人在圖畫中。這，不就是山民們夢寐以求的小康生活嗎？
當然，馬建華首次創作的長篇小說也有一些瑕疵，比如，人物語言和人物身份地位不符，帶有作者主觀的色彩，語言表述新聞痕跡過重，這可能和他長期從事新聞工作有關。但作為我州以農村現實題材為背景的小說，馬建華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嘗試，相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時代背景下，還有更多的康巴作家植根生活，寫出更多接地氣、有思想、有溫度的好作品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