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7年08月09日
■洼西
老家鄉城是個有故事的地方。由于沒有文字記載，年代近的，聽起來像野史，時間、地點、人物交代得模糊不清；年代遠的，就成了傳說，幾乎全都以“很久很久以前”開頭。記不起從什么時候開始，我覺得把這些故事以文學的方式梳理一下，應該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愿望越來越強烈，好像不這樣做，對于我來說，故鄉就會成為假象，人生也會留下遺憾。
與小說創作結緣，源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第一次讀阿來的《塵埃落定》，我被深深震撼。雪后追逐畫眉的孩子、月光下的銀匠、牧場上的溫泉和姑娘……都充滿了我所熟悉的鄉土氣息。阿來雖然是以他的阿壩老家為母本寫的，卻與我的家鄉驚人地相似。阿來把小說寫成了詩，畫成了畫，那些我所熟悉的場景，在他筆下是那么的靈動而深刻；很多我所擁有的感受，在他筆下是那么的詩意而準確。我對阿來能把一位藏族末代土司的命運寫得如此跌宕，能把祖祖輩輩踩在腳下的土壤寫得如此芬芳而感到驚異和欽佩。我渴望自己也可以這樣，用講故事的方式走進時空深處的故鄉，構建屬于自己的精神家園。
就這樣，我開始了小說寫作，不經意間開啟了一段美妙的旅程。寫《祖父之死》，我問詢了許多認識祖父的老人，也參考了同時代的一些資料。那個連父親都沒見過的充滿傳奇色彩的祖父，重又在我的筆下浪蕩于黑白兩色的故土江湖，還有交織蔓延的愛恨情仇，讓一段模糊的家譜變得清晰。祖父命斷于60多年前的麗江，據說當時還有一座小小的墳塋，以一棵老樹為標記。如今再去麗江，那棵老樹和墳塋所在的方向，已是一片密集民居。寫《佛像》，我反復翻看縣志，把對歷史事件的困惑與猜測寫了進去。寫完后，接到一個來自老家的電話，問這個故事是否可以收入志書，因為它填補了縣史的空白。婉拒之余，我也體會到小說的另一個功能，就是可以試著撥開歷史的混沌，讓更多渴望真相的心靈，都有一個遐想的空間。《1901年的三個冬日》，寫的是老家耳熟能詳的英雄故事，讓曾經叱咤風云的先輩在小說中復活。于是，我給自己的小說規定了關鍵詞：鄉土、回歸、探史。
我曾聽外地作家感嘆：康巴景觀奇美、民風淳樸、文化厚重，真是培育作家的好土壤。這話初聽還行，細想卻不大順耳，仿佛是說土壤雖好，出產卻不盡人意。這也許只是無端猜度，但確實可以引發一些平日沒有的思考。這幾年引起較大轟動的藏族題材文學作品，幾乎都是生活在藏區以外的作家完成的，其中有深入民族歷史和文化根基的精品，也有膚淺而浮躁的速成品。面對精品，除了贊賞，有時心底也會有難以釋懷的感觸——明明是近水樓臺的東西，為什么屢屢讓人捷足先登？面對次品，除了對市場接納如此平庸低下的產品憤憤不平，也會想到責任——源遠流長的文明，燦爛厚重的文化，豈能任人如此肆意篡改涂鴉？
對此，我相信作家范穩說過的話（大意）：寫康巴最好的作家或最有價值的作品，應該出自康巴，這既是天時地利使然，也是責任使然。我希望我和我的康巴作家朋友們，假以時日，可以用最好的作品，成為范穩所言的“寫康巴最好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