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7年09月18日
■汪家明
高爾基曾說：人一生最偉大的事業，就是做一個真正的人。我最近寫了一篇關于高爾基的文章，題目是：《一個人的誕生》——通過讀書，一個真正的人誕生了。對于讀書和讀書的作用，高爾基是最好的例子。他只讀過兩年半小學，卻因為讀書成為文學大家。讀書的重要，其實不必再說道理，但一個人是怎樣讀起書來的，倒是千差萬別。這里面有偶然（緣分），有必然（上學），還有許多不可知（你遇到的第一本課外書是哪本？從哪里得來的？那時你多大年齡？以后你又陸續遇到了哪些書……）。
高爾基11歲被外祖父趕出家門，后來在一艘“善良號”輪船上得到一個洗碗的工作。在這里，他的頂頭上司、廚師斯穆雷引起了他讀書的興趣。這位黑胡子的斯穆雷是個怪人，他不知從哪兒弄了一箱書，總是讓高爾基給他念，一本一本的念，因為他有一個頑固的想法：人跟人的差別，都在腦筋上面；一個人想聰明，得多念書；正經的書固然好，壞的魔道書也好，要把所有的書都念過，才能找到好書。念不懂就念七遍，七遍再不懂就念十二遍。為了讓高爾基給他念書，他甚至讓別人替高爾基干活。船長太太借給斯穆雷一本果戈理的《塔拉斯·布爾巴》，高爾基念到塔拉斯殺了兒子的地方，斯穆雷哭得淚流滿面。他們還讀了司各特的《艾凡赫》、菲爾丁的《湯姆·瓊斯》，都是經典。不過讀得最多的還是《荷馬遺訓》《炮兵札記》《害蟲臭蟲驅除法》《撒克遜劫后英雄路》之類。許多怎么也念不懂的話，小高爾基使勁從聲音中體會其中的意思……他就是這樣養成了讀書的習慣。再后來他靠文字為生，與讀書永未分離。他的自傳體小說《在人間》里，關于讀書的故事最為動人，也最為有趣。
我是怎樣讀起書來的？“文革”初始時，我12歲半，青島的中學紅衛兵鬧得不亦樂乎，學校圖書館被砸了，許多書被焚毀或送造紙廠化漿，連市圖書館也被“革命”了。一些年齡稍大的學生成麻袋地把書用自行車馱回家去，于是這些書就在同學中流傳。我家住在市圖書館附近，也曾跟著學兄學姐們從砸碎玻璃的窗子進去，抱回一些書。學校“停課鬧革命”，我太小，在家沒事，唯有讀書，拿到什么讀什么。回想起來，當時比“文革”前能夠讀到的書還多得多。最早有魯迅的《墳》，長篇評書《武松》，還有《歐根·奧涅金》《血與沙》《女皇王冠上的鉆石》《珍妮姑娘》……通過“地下”交換，16歲之前我已讀了大多數中外文學經典。有一本在外地當兵的大哥的藏書《初升的太陽》，蘇聯紀實小說，講述一位15歲就去世的小畫家的故事，我讀了十多遍，對我產生了致命的影響。正是在這本書里，我知道了屠格涅夫、達·芬奇、倫勃朗、列賓和蘇里柯夫，引起了我對文學和繪畫的極大興趣。可以不夸張地說，我的人生是從這本書開始的。讀書為我展現出一個遙遠的、陌生的、寬廣的、迷人的世界，激發了我無限的想象，心里的充實、快樂、激昂乃至甜蜜的憂傷交織在一起，讓我在那動亂年代里，在青島這座小城的一個不起眼的角落里，悄悄地知道了作為一個人和世界的種種奧秘。
那時讀書，胃口很好，食量嚇人，無論什么難懂偏僻的書都可以囫圇吞棗地讀下去。比如兩本描寫蘇聯商業的小說，一為《店門大開》，一為《我們切身的事業》，竟也讀得津津有味。現在想來，其實是借助那小說發揮自己的想象。我當時讀的書很多是殘缺不全的，《葉爾紹夫兄弟》就是這樣，故事寫到傷心至極的廖麗亞爬上鐵梯打算跳入鋼水自殺，結尾幾頁缺失，不知結果如何，讓我惦記了許多年，想象了多種可能。這種伴隨著讀書產生的聯想、想象和再造，是讀書獨有的魅力。文字表面上是抽象的，它既無具體形象、色彩，也無聲響，但讀者讀的時候腦子里會出現一個個場面，因人而異，甚至完全不同。讀書，就是與古人、智者、怪人等等對話，總是伴隨著思索和激情。所以，讀書對于開發我們的想象力和智力，有著無法言說的作用。這與如今的影視和圖像閱讀完全不同。
從幼年開始的讀書會不知不覺間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讀書人的歲月伴隨著一本一本書。成年以后讀書，首選作者，或選出版社，好的作者和出版社是我心目中的朋友。后來我進入出版社工作，深深體會到出版者對于讀者的重要。我們常說“竭誠為讀者服務”，但這個服務不是追隨讀者表面上的趣味，而要通過選擇、加工、傳播，主動地將好書推薦給讀者，影響讀者的閱讀。如今全媒體出版潮聲隆隆，許多人擔心紙質出版的前景。其實，全媒體出版不過是制作發行方式的轉變，作為出版者的選擇、加工、傳播的基本職責并沒有變。正像紙張印刷發明以前，文字寫在竹簡上一樣，紙張印刷術的發明不過使文字傳播更為便捷而已。反之，在全媒體乃至自媒體出版情況下，閱讀變得極為隨意、無序，出版者選擇、加工和推廣的工作更為復雜、更為艱難，責任也更為嚴峻——這倒是需要我們深入思考的。
最近，政府和社會正在推動全民閱讀活動，說明閱讀已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推動全民閱讀，不能只是號召，其中有著豐富的內涵和具體的條件。比如，清明節放假，我居住的小區出現一長溜書攤，都是新書，80%以上是16開的“大全”，如《莫言小說大全》《每天一個好寓言大全集》《養生全書新編》等。作為出版人，我知道這些書是出版社與書商“合作”的產物；也有一部分正版圖書，如路遙《平凡的世界》（三卷本）、二月河康雍乾三帝小說全集、《季羨林散文精選》等。問了問，竟然是論斤賣，一市斤12元。一位婦女拿了一套《平凡的世界》，一稱2斤半，嫌貴，又放下了。過去，中國的出版物基本上是“定價銷售”，市場秩序井然，可如今新書打折甚至論斤買賣。結果呢？就是知識和文化的貶值，就是圖書市場的混亂——越便宜越沒人買，越貶值越沒人愿意或值得認真寫作。我很擔心“全民閱讀”成為一句好聽的空話。作為讀書人和出版人，我希望，政府和行業切實研究、調控圖書市場，為全民閱讀打下一根結實的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