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8年01月06日
■張煒
寫作者可能對文字非常挑剔。比如說一個個象形文字，在他眼里就有美有丑，有好看一點兒的和不那么好看的，有表達上的強烈和淡弱的不同。所以有人對中國使用簡體字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損失，甚至有點不可容忍。我們覺得簡體字省力，繁體字筆畫太多書寫費力。但他們覺得繁體字更靠近表達的實質，離那種形象更切近，更能生動活畫出來。這個我們也理解。有時在寫作中，有些字就不太愿意遵行字典的新規定，比如說“倔犟”的“犟”，在漢語詞典中跟“強”是一個字，已經把下面的“牛”去掉了。但是當我們寫到一個人很倔犟，總想用帶“牛”的這個字，編輯有時候把這頭“牛”去掉，我們就覺得把一股牛勁兒去掉了，很是惋惜。牛的那種死死相抵的感覺，很好。
中國的象形文字有圖畫的性質，它們連綴而成的語言則有聲音和節奏的講究，這就是音樂和圖畫的疊用。從這個意義上看，寫作者對語言的使用會有極高的要求。寫作者是使用文字的專家，當然是最敏感的，往往有許多看起來很是過分的講求。有些字從形象上看不舒服，那就會換掉；從聲音上聽不入耳，那同樣也會調整。進入具體的寫作時，常常會有這些講究。大部分從事語言藝術的，都會有這種挑剔和敏感，算是一種職業特征吧。
一部作品開始了寫作，也就進入了敘述，不同的講述會有不同的速度。一篇文字要有速度的設定，這就像汽車跑上馬路一樣。其實仔細分析，隨著寫作的繼續，作者給出的不光是速度，還有色彩和角度，有明暗光亮的區別——這一切都需要仔細調整和把握。因為寫作者手里唯一的武器就是語言文字，他沒有畫筆，也沒有音符，所以聲色光影、速度，所有這一切都靠文字去實現。這種調度非常困難，非得是語言藝術家而不能掌握——美術和音樂家使用的是顏色和音符，它們都是直觀的具象的，相對容易把握；而文學所使用的工具是文字，文字是固定的符號系統，這個系統不是直觀的，而是抽象的，寫作和閱讀必須首先克服其抽象性固定性，才能夠表情達意。所以作家應用語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從本質上講，要比畫家和音樂家更難。
有人問語言怎么給定速度？他們甚至懷疑字和詞的連綴會有這種效果。如果我們回到現實中來，去傾聽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場合說話，馬上就聽出了語速的不同。于是我們會問：難道記錄到紙上，這種速度和區別就完全喪失了？就一定會被忽略掉？顯然不可能。至于怎樣解決這些問題，怎樣顯現，只能靠寫作者自己去揣摩了，需要我們在無聲的文字連綴中實現速度的調整了。
書面語言一定是有速度的，如果是一個敏感的閱讀者，在閱讀中就不難發現敘述者的語速變化。比如讀克魯亞克的《在路上》，讀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很容易就會發現二者的敘述速度是不一樣的。這個速度的不同，當然是作者給予和設定的。速度慢得如同牛車一般，或者快如火箭——都是不同的閱讀感受。速度既是個人的主觀感知，也是一種客觀存在。說時間是一個客觀的東西，是指誰也不能突破時間的度量工具，除了那個物理學上“相對論”的概念之外，人和人所擁有的“一小時”在數值上都是相等的。可它又是主觀的，因為每個人在不同的情緒和境況下，對這“一小時”的感受是大為不同的，比如焦急等待中，時間可能會成倍地放大，甚至覺得相當于別人的好幾個小時。可見時間又是在感覺里存在的，是一個主觀的東西。
把時間的客觀性和主觀性都計算精確，然后使用詞語去限定和設定它，這里邊該有多大的學問。每當寫到一個人物，就必然要涉及人性，他的心理狀態等等，這時候時間的主觀性就出來了。但是同時又有它的客觀性——當閱讀一個句子時，詞語怎樣重疊和連綴，確實會呈現不同的語速。寫作者正是充分利用了主觀和客觀的時間調節，確定了敘述語言的速度。有時讀一些小說，會覺得作者像被火光追逐著一樣，有一種焦灼奔跑感，語速十分快。這個快必然與作者的設定有關，而絕不僅僅是敘述中的人物心理給閱讀造成的影響，里面肯定有敘述技法在起作用。
語言的速度必須通過閱讀才能感受。從寫作的角度看，作者在這方面會是敏感的，越是優秀的作者，越是具有較強的掌控能力。敘述確是如此：有時候需要十分緩慢，有時候又需要急速推進。一部作品剛剛開始的時候，往往是要給出全部的設定——盡管中間也會有許多變化和調節，但總的語調和速度是一開始就有了的。所以一部作品開篇時面臨的任務總是非常重大——不僅是語速，還有語調和色彩等等，都要大致確定下來。
關于語言的速度、語調色彩等因素，從語言學的角度也可以探討。比如漢語可以單獨成詞成義，一字一音一義，又可以共用一字組成相近詞語，可以將兩字顛倒產生新義；漢語還有強大的聯想功能，這是拼音文字所欠缺的，所以也正是漢語比其他語言在文學寫作上造成視覺、聲音語調美感的關鍵優勢。語言也包含了思維方式，這使得使用漢字的人與使用拼音文字的人思維方式不同，如漢語的感性含混，拼音文字的客觀準確平衡，都會影響到思維的特征。
語言的速度除了跟詞語調度有關，跟作者的性格和生理狀態更是密不可分，比如性急的人語速一定快，還有心率脈搏，都影響語言的速度和節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