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8年07月25日
◎胡沛萍 張娜
近年來，作為中國藏區文學的一個重鎮的康巴文學勢頭兇猛，涌現出了許多特色鮮明、題材各異的作家、作品。詩歌、散文、小說三大體裁都呈現出了生機勃勃、欣欣向榮的繁榮景象。其中藏族作家的長篇小說創作尤其引人注目。新世紀以來的十幾年間，可以說是康巴藏族長篇小說創作的活躍期。一些重要的作家都有長篇小說問世，格絨追美的《隱蔽的臉》 《青藏詞典》，江洋才讓的《灰飛》 《懷揣石頭》 《康巴方式》 《馬背上的經幡》 《牦牛漫步》，亮炯朗薩的《情祭桑德爾》 《布隆德誓言》 《尋找康巴漢子》，澤仁達娃的《雪山的話語》，達真的《康巴》、《命定》，尹向東的《風馬》等，是最近十幾年康巴藏族長篇小說的重要收獲。在上述長篇小說中，尹向東的《風馬》可以說是一部個性鮮明的康巴藏地長篇小說。
尹向東的小說《風馬》雖然在題材上也以康巴歷史變遷為建構文本的主要材料，以康巴大地為人物生存活動的地理背景，以康巴文化，尤其是以藏地傳統文化為主要的背景文化；但它在具體的細節性內容與敘述姿態方面，卻顯示出了尹向東個人的審美取向和倫理態度，以及這種審美取向與倫理態度中所包含的作家對生命存在的深刻體悟。
對瑣碎、平淡的日常生活情狀的細致入微的描繪和表現，是尹向東小說創作的一個重要的書寫維度。他善于在紛亂駁雜的生活中捕捉那些看上去平淡無奇的活動場景和生活細節，以冷靜溫和的筆調把它們鋪成在紙上。這種藝術取向在他的中短篇小說創作中已有所體現，而長篇小說《風馬》則把這種取向推向了能夠達到的新高度。這篇小說雖然從頭至尾都涉及到了康定地區的時局隨著整個中國時局的變化而不斷地變化的歷史事實，而作家也在不少地方以近乎實錄的筆法講述一些看上去頗具宏大意味的歷史事件；也表現出了作者試圖在更為開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上展開小說故事情節和表現諸多人物的生活遭際和存在狀況的藝術視界。但就整部小說的主要內容和作家落筆著墨的輕重程度看，小說的著眼處、用力點卻是吃喝拉撒這類構成生活的汪洋大海的基本日常生命活動。當然，這些生命活動由于其活動場域設定在了康定小城這個地處多種文化交匯融合，各色人等雜居相處，各種勢力你爭我奪的特殊地域文化空間，而顯現出了獨有的特色。而其最顯著的一個特色是對鍋莊生活的細致描繪和展示。
在展示鍋莊里的生活時，作者始終著力凸顯鍋莊生活主體的一個身份特點，那就是異鄉人。小說里幾乎所有的人物都是異鄉人，他們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來到康定，從此落腳在康定城里謀求生活。異鄉人是他們的身份標簽，康定則是他們展示自我存在價值的舞臺。小說中最主要的兩個人物仁澤民、仁立民是這類異鄉人中的典型代表。通過這兩個人物的活動，小說以點帶面地展現了康定城這個獨特的地域空間里活動著的生活群落的生態流程。仁澤民、仁立民原名仁青翁呷、仁真多吉，是生活在朵翁瑪貢瑪草原上的牧民后代，因躲避仇殺而流落到康定，從此變成了康定城里的居民。盡管有了落腳點，但他們的生活并不穩定，一直處于風雨飄搖的波動中。時局的動蕩不安，低廉的勞動報酬，使他們無法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無論是一開始的吃白食，還是后來在鍋莊里干體力活；不管是弟弟仁立民與戀人的私奔，還是哥哥仁澤民給軍人做保鏢和翻譯；無論是弟弟再次回到鍋莊靠體力糊口，還是哥哥憑借康巴漢子的勇武豪氣獲取較好的生存空間和物質享受，都沒有使他們過上想要的生活。不穩定，是他們生活的最顯著的特征。與兄弟倆一樣，那些來自異地的人們，生活同樣處于顛沛漂泊的不穩定狀態中。即使是那些手握大權的地方大員和貴族之家，也像風中的樹葉一樣，飄來蕩去，無法找到生命的歸宿。那些野心勃勃的各級軍官，那些心存幻想的土司后代，一個個都是無根的飄萍，在生命的洪流中起起伏伏，找尋不到安頓自己肉體與靈魂的生命之港灣。
對于生命無根狀態的描繪，從顯性的層面來看，是對特殊時空里的生命狀態的藝術展示；從隱性的層面看，表達的是作家個人對生命存在形態的體驗與感悟。作品中許許多多異鄉人和他們的生存狀態，顯然寄托著作家對人的生命存在的深刻體悟和哲理性思考。從作品所講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他們的命運遭際中可以看到，在作者的眼里，人生就是一場漂泊，永不停歇，直至生命徹底消失。小說中的所有人物都是異鄉人，而異鄉人的生命遭遇又充滿著不確定性。借用佛教中話來說就是“生命無常”。這是這部作品通過對各色人物的命運遭際所揭示的“存在真諦”。小說中除了集中講述仁澤民、仁立民兄弟二人的人生經歷和波折來著力揭示這一“存在真諦”外，還有一些人物的命運遭際以各自的方式揭示了這一真諦。比如日月土司的三個兒子的命運軌跡。
日月土司的三個兒子有著相對高貴的出身和優越的家庭環境，因此他們不會像其他一些處于底層的異鄉人那樣，必須得為了生計而東奔西跑；也不會居無定所、寄人籬下。但他們同樣避免不了漂泊流離的生命遭遇。大兒子江升最初因繼母的排擠而被父親送到了離康定很遠的木雅村。順其自然的江升倒也認可了命運的安排，決定遠離權力爭斗，出家修行。但土司權勢的衰落一次次把他拉入是非爭斗的漩渦之中，讓他無法自我保全。為了家族事業，他聽從繼母的勸告與弟弟的妻子結婚生子，以此保全土司家的血脈；土司權勢衰敗后他有機會過上安穩的生活，但因為曾經顯赫的身份地位而肩負起談判勸和的使命，結果病死于回來的途中。這樣一位與世無爭、宅心仁厚的“準出家人”，也無法避免一生漂泊的命運，著實令人喟嘆不已。土司家的二兒子江科被視為后世土司的接班人，但時局的動蕩與政體的改變，并沒有使他如愿以償。他被心懷厚望的母親送到遙遠的內地——雅安學習科學文化知識，他自己也心懷大志想有一番作為，可惜水土不服身患大病，在回家的途中不幸病逝。流離之苦帶來不僅僅是肉體與精神上的折磨，還有生命的消失。三兒子江芳也心懷大志，先隨二哥在雅安學習，回到康定后繼承土司家的大業，試圖挽回逐漸衰敗的家勢，但卻在有勇無謀的魯莽行事中客死異鄉。日月土司家族的三個兒子客死途中的命運安排所具有的象征意義，在生命哲學的高度上與生活在康定的那些混跡在社會底層的異鄉人是相同的，那就是：生命是只不過是漂浮在生活的大海上的一葉扁舟，永遠都找不到停泊的港灣。這是《風馬》這部小說所蘊含的第一個層面的主題要義。小說的開頭和結尾用具有象征意味的情節，夜很好地暗示了這一主題要義。開頭的情節是弟弟仁真多吉被父親從帳篷里提起放在馬背上，在哥哥仁青翁呷的帶領下逃離朵翁瑪貢瑪草原，這是他們人生漂泊的開始，動蕩不安從此伴隨著兄弟倆。小說結尾處弟弟仁立民（仁真多吉）雖然強忍哥哥被冤枉致死的悲痛，過上了相對安穩的生活，但一場地震卻瞬間把他的生活之夢轟毀了。當站在廢墟上的妻子的喊聲傳入仁立民的耳朵后，他知道自己又一次開始了居無定所、漂泊流離的生活。在仁立民的人生歷程中，這是他無法擺脫的宿命。其他人物，比如王懷君、本巴、七斤、桂枝、程愛民、洋漢兒，甚至那些把生意做得很不錯的鍋莊主們，都是來自外地的異鄉人，他們同樣有著漂泊不定的命運遭際。
如果說顛沛流離、變動不居、流浪漂泊是《風馬》所展現的生命存在的具體化狀態；那么，小說在表現這種流離的生存狀態時，還著力表現了隱藏在表象背后的穩定與恒常。這里所指的穩定和恒常的內容具體而言就是生活方式、心理意識和普遍的人性。小說中多次提到“折多河不停地流淌著”，這本身就富有象征意味，蘊含著意味深長的生活哲理。“折多河流淌著”暗示生活的變動不居，而“不停地流淌”又意味著某種恒常的東西的存在。康定城里的生活的確是變動不居的，人們的生命的確是無常的；但在變動不居中，在生命的無常中，依然存在著一些不變的東西，依然存在著一些恒久的東西。小說對此也做了很好的表現，而它的深刻性也為作品增加了藝術厚度。
人們日常生活方式和心理意識的超長性穩定，是作品要表現的“生命恒常”的一個重要方面。盡管從宏觀上看，那些以各種原因來到康定的異鄉人的生活始終處于變動不居、漂泊流離的狀態之中；但從具體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內容的細節上看，卻很難發現他們精神內核和心理意識方面明顯的根本性的改變。逃難者一生都是逃難者，背夫始終都是背夫，在鍋莊里干雜活的始終都是干雜活的，即使是他們心懷改變現實處境的動機和愿望，但也無力、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一生都過著波瀾不驚、毫無生氣的生活。能夠吃飽肚子，夜里能有一個可以睡覺的地方，就是他們全部的生活現實。當然，這種波瀾不驚、毫無生氣生活現實，倒也培育了康定人超穩定的心理結構和看待人世的平和態度。作品對康定人的這種心理結構和平和態度有過多次的描寫。最典型的細節是對四個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人物的多次描寫。洋漢兒、花婆婆、半臉西施、賣煙的高愛民四個人在小說中并不是作家塑造的主要人物，但這四個人物卻貫穿小說的始終。就表現康定城里的人們生活狀態的穩定與他們看待變幻不定的人世的平和態度而言，這四個人物的重要性并不比其他人物弱。在這四個看似閑人的人物身上，蘊藏著康定城精神機理的運行秘密，也蘊含著作者對紛繁雜亂的人世景象的思考與審視。
小說中這四個人物反復出現，而且出現的時間點往往都是每一次康定城發生較大動蕩之后。他們每次都以一種恒常不變的狀態出現。這三個人物以“不變應萬變”的生活方式和態度對待時局變遷，應對各種社會變化。真可謂“任憑風浪起，我自歸然不動”。這種生活方式其實是整個康定城里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態度。當然，他們也沒有能力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處境，除了用辛勤勞動來換取維持生存的基本錢財外，他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按照相同的節奏和方式在歲月的長河里撲騰著，任憑時間把生命的時光侵蝕、分化。這就是康定人超穩定的心理結構和處世態度。小說中多次通過敘述者“我”的感嘆，強調了康定人的這種穩而不亂、溫而不火的精神氣息和生活態度。比如，從黑夜里逃到康定后的第一個清晨，還在驚恐不安中的“我”對康定的第一感受是：“太陽照亮整座城市后陸續有人走出家門，他們在沿街的牙黃色條石上或廣場邊坐下來，帶著一種淡定閑散的深情享受早晨的溫暖。”如果說此時“我”看到的這種淡定閑散的生活狀態，與此前“我”經歷的恐懼不安和一夜的倉惶奔波所產生的強烈反差有關，畢竟那是一種令人魂飛魄散的恐怖經歷，疲憊的身心和不安的心靈渴望獲得安寧，當看到康定城里的人們平靜安寧地來來往往時，不由地拿它與自己落魄的處境相比照，感受到的自然是閑散淡定；那么，之后“我”多次感受到康定人在社會局勢混亂不堪時表現出的閑散淡定，就是康定人習慣性的一種生活態度和處世方式了。到后來，甚至連我也深受感染，融入其中。“在那些空余的時間里，我習慣坐在羅家鍋莊大門外，門外兩側，擺著牙黃色的條石，供人們閑時曬太陽聊天。那黃色的條石經人長期坐，表面已磨得非常光滑，像浸潤了人的汽油，玉一樣泛著暗光。我坐在條石上，望著街道和橋上往來的人群。
這就是康定城里的人們在變動不居的“亂世”中養成的生活態度和行為方式——處驚不亂，悠閑自得。他們也許原本有著改變自己命運的巨大沖動，甚至在經歷過許多打擊、挫折之后還沒有放棄過自己的人生“理想”，就像弟弟仁立民始終沒有放棄過要在康定扎根生活的追求那樣。他們也許曾經在遇到驚天動地的動蕩時有過驚恐不安的切身體驗，并為此產生過逃出康定的念頭。但在經歷了那么多紛亂動蕩之后，他們的心性逐漸走向了穩定和淡然。在他們眼里，那些看上去流血死人的事情并不能徹底改變他們的生活境況，頂多產生暫時的波動而已。他們似乎看透了人世紛爭的真相，其實不過是戲臺上吼一吼喊一喊、跑跑跳跳、打打殺殺的表演而已；大幕一落，一切都會歸于寂然，回復原狀。“時局變來變去，似小孩過家家，無非這樣”，這是康定人經過生活的洗禮之后所感悟到的人世“真諦”。他們的閑散與淡定，就是他們透視各種表演式的紛爭亂象之后所選擇的人生態度和處世方式，是鮮活的生活鍛造出了他們的這種超然淡定的生命品格。當然，康定人能夠養成這種閑散、淡定、超然的生活態度和生命品格，也與這一地域空間的宗教文化有關。康定既是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交通據點，也是一個物資集散地，過去的茶馬古道就途徑康定，康定算是一個重要的中轉站。康定同時還是一個多種文化交匯融合的地方。這些內容在《風馬》中也多有描述。而文化方面，藏族宗教文化占據著較為明顯的主動地位，因此其影響也較為廣泛、深入。而佛教文化所提倡的淡泊名利、與世無爭、修為來生的生命主張和生活觀念，自然會對生活在這里的人們精神意識產生一定的影響。毫無疑問，這是康定人閑散、淡定、超然的生活態度和處世方式的文化根源。這文化根源與康定人對生活本身的深刻體悟交互作用，促生、培育、滋養了他們以不變應萬變的生活態度和處世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