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0年07月14日
我今年93歲了，回想這幾十年的歲月，我領略過讓人樂而忘返的繁華都市，也沐浴過令人沉醉迷戀的高原風光。經歷了血雨腥風的戰爭年代，又親眼看見、親身感受了祖國日益強大和人民日益幸福。但如煙的歲月，如霧的往事沒能擋住我的視線，故鄉的模樣依然那樣清晰地留在我的心間。算了算，離開那片我經久依戀的故鄉70多個年頭了，每當我在寧靜的夜晚凝望深邃的長空，濃濃的鄉愁使我禁不住潸然淚下。
◎田松青
我于1927年出生在山西沁源縣的一個貧困家庭。在故鄉的那段歲月里，給我留下刻骨銘心歷史印記的，莫過于萬惡的日本鬼子的大肆屠殺民眾，破壞劫掠財物所犯下的罄竹難書的滔天罪行和家鄉民眾不畏強暴，英勇抵抗的斗爭史實。
抗日戰爭期間，沁源縣由于地理位置的優越，逐步成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開辟的太岳抗日根據地的核心區域。那時，太岳軍區、太岳區黨委駐扎在沁源，由陳賡司令，薄一波政委領導的八路軍386旅、山西新軍決死一縱隊等抗日武裝也曾長期戰斗生活在以沁源為中心的廣大區域。當時，駐扎在山西的日本鬼子將消滅八路軍和決死隊當作首要任務，加之沁源民眾的抗戰意志堅定，表現出堅強不屈，不甘做亡國奴的民族精神，所以，鬼子將沁源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接二連三對沁源進行大規模的掃蕩，喪心病狂的日本鬼子用各種極其殘忍的手段對沁源人民痛下毒手，進行了一次次血腥的大屠殺，制造了無數起燒殺慘案。
我父母親都是老實巴交的莊稼人，膝下有六個孩子，我排行老二。由于鬼子經常性的空中轟炸和地面掃蕩，我們的家沒了，一家人只有將窯洞、樹林中的干燥地等凡是能遮風擋雨的地方當成家。在我的印象當中，我母親是個“小腳女人”，鬼子來了轉移時經常由父親背著她走，不過她的雙手非常靈巧，是個針線活和織布能手，她用靈巧的雙手為部隊納了不少鞋墊，織出的布為部隊制了不少的軍鞋、被服。我父親也非常能干，種地是一把好手，思想也非常積極，經常自發組織村民為部隊抬擔架，將部隊傷員接到窯洞里養傷，那時候部隊藥品非常緊缺，父親就上山采草藥給傷員敷藥。他還經常隨部隊一起去拆橋梁、軋公路，阻斷和破壞鬼子的交通。
1942年，日本鬼子大舉進攻沁源，意圖占領沁源縣城，沁源人民和駐扎在那里的部隊把所有水井填死、磨盤砸爛、糧食運走后全部轉移了出來，留了一座空城給鬼子。面對鬼子瘋狂的掃蕩，沁源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展“沁源圍困戰”，在鬼子的補給線上遍布地雷，將鬼子死死地圍困在沁源縣城。困獸般的鬼子隔三差五就出來搶劫，屠村，手段極其殘忍。由于日本獸兵見東西就搶，見人就殺，我姨媽就是身懷六甲轉移不及時被日本鬼子抓住，當時，日本鬼子用刺刀把她的孩子從腹中挑了出來，然后將她身上的肉一塊一塊的割下來，直至死亡。所以那時每家每戶對自家的女孩看管很嚴，從不讓女孩子拋頭露面，我父母也不例外。
我本來念過兩年的書，鬼子來后學校沒有了，書念不成了，平常痛我、愛我的姨媽又被日本鬼子折磨致死，這些事對我的觸動非常大。我發現老是躲不是辦法，得跟鬼子拼命。于是我背著父母參加了青年救國會和婦女救國會，由于有點文化，我很快成為其中的骨干分子，擔任了青年救國會和婦女救國會的秘書，我們積極動員群眾，在群眾中宣傳黨的政策。
盡管那時抗戰的烽火將山西沁源燒得遍地通紅，但由于愛女、護子心切，我的父母親對我的管束非常嚴格，根本不讓我出門，而我呢想盡一切辦法偷偷跑去參加青年救國會和婦女救國會的活動，每次回到家父母都會嚴厲的批評我。為了能管住我，不讓我成天拋頭露面，父母背著給我找了一個婆家。聽說對方男孩子只有11歲，當時我15歲，若應了那門親事，我就要去他家當“童養媳”，安分守己當家庭婦女。為了自由、為了繼續為抗日做點事，我選擇了背叛父母，和幾個同伴商量好后離家出走，找到犧盟會來到鄰縣平遙縣。
平遙和沁源不同，是游擊區。有維持會，有漢奸，還有閻錫山的“勾子軍”（解放前山西一帶群眾對閻錫山十九軍的一種詈稱）。維持會是兩面派，漢奸就是日本鬼子地地道道的爪牙，“勾子軍”也要抓捕共產黨游擊隊。到了平遙，我們參加了平遙一區縣大隊，大隊長名叫李康，他將我們視作骨干，把我們都編入了抗日武裝小分隊。讓我們化裝成逃荒者與維持會漢奸打宣傳戰。一年里，我們走遍了平遙一區的山山水水。
那時，我們不但要承擔站崗放哨和宣傳任務，還要在鬼子進村掃蕩時從背后襲擊鬼子，引開鬼子為老百姓轉移贏得時間。每當聽到我們部隊的槍聲和手榴彈的爆炸聲與日本鬼子的鬼哭狼嚎聲交織在一起，看見小鬼子抱頭鼠竄的狼狽樣，我經常高興得整夜難眠。
到了秋收季節，我們就更忙了，要去挨個提醒老百姓趕快收糧，并組織人員和老百姓一起搶收糧食。那時，日本鬼子和閻錫山的勾子軍每天手持刀槍把老百姓趕到地里，逼迫老百姓為他們收糧食。由于敵眾我寡、武器簡陋，我們根本沒法與之抗衡，于是我們就讓老百姓上午磨磨蹭蹭，下午甩開膀子加油收，晚上就把日本鬼子和勾子軍還未拉走的糧食藏到老百姓家中。有一次雨后的夜里，我們去執行任務，我的腳被陷在泥土中，鞋丟了，光著腳走了一晚，第二天，我雙腳紅腫根本無法下地。于是，大家就把我隱藏在一個老鄉那里養傷。日本鬼子和勾子軍三天兩頭進村搜索，老鄉只好把我藏在他家的羊圈里，養了十幾天的傷，我的身上也出了一身的虱子和跳蚤。養好傷，老鄉給我準備了一雙鞋子，還給我頭上裹了一條白毛巾，讓我扛著鋤頭裝扮成小媳婦轉移。臨走老鄉一再囑咐我，在北方走夜路一定要記住“前方最亮是水，前方最黑是稀泥，要止步繞道；前方灰色便是路，可以前行”。后來我把這條經驗傳授給了我的戰友們。
1943年秋收的一天，我們小分隊和老百姓一起正在地里搶收糧食。由于漢奸告密報信，我們突然被日本鬼子包圍了，經過殊死搏斗，我們只有少數人突圍出來，其余的部隊戰士和小分隊成員都犧牲了。沖出包圍圈后，我和孫秀英、宋光珍還有5個記不起名字的女同志躲進了玉米地，另外有5名女同志躲進了高粱地。而我們小分隊的男同志施本哲和王丙榮為了掩護我們突圍，被日本鬼子抓住了，窮兇極惡的日本鬼子獸性大發，對施本哲和王丙榮實施了慘無人道的割耳、挖眼等酷刑，最后還將施本哲的生殖器割了下來，敵人將他們折磨致死后還把他們的遺體填了枯井。我躲進玉米地后一動也不敢動，兩名戰友飽受折磨時發出的慘叫聲令我心如刀絞，我咬緊牙關強忍住不讓自己發出哭聲，嘴唇咬出了幾道深深的血痕。日本鬼子將兩名戰友折磨致死后，立即在玉米地和高粱地里展開搜索，搜索無果后鬼子就駐扎在玉米地邊守住糧食，不讓我們去搶收，直到5天后才離去。我們躲在玉米地里的隊員白天一動也不敢動，晚上就在玉米地里找圓蘿卜吃并不斷轉移藏身地，而躲在高粱地里的隊員就沒吃到任何東西。當鬼子撤走后，五天五夜顆米未進的她們已經奄奄一息了。由于沒有經驗，其中兩名姐妹餓急后進食過快在我們的懷里永遠的閉上了雙眼。我出生入死的戰友、兄弟、姐妹，他們青春、鮮活的面容如今還時常在我眼前浮現，一切就像發生在昨天，向他們致敬，永遠懷念他們！
親人的慘死，戰友的犧牲，家鄉的淪陷，讓我對日本鬼子的仇恨日益加深，那時我的心中只有一個信念：“就是死也要拉幾個鬼子墊背”。1943年底，平遙縣委組織部長高紹吉、縣婦救會主任焦桂英等在平遙舉辦了一個訓練班，我參加了訓練班。由于表現良好，在經過50多天的訓練后，在縣婦救會主任焦桂英和區婦救會干事郭鳳的介紹下，1944年1月，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那時我們黨員之間都是單線聯系，所有黨員身份屬于高度機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因為漢奸維持會要向鬼子告密，閻錫山的“勾子軍”也要抓捕、殺害共產黨人。
施本哲犧牲后，我接任抗日武裝小分隊隊長職務，負責一個行政村（轄10個自然村）的群眾宣傳動員和各種生產生活工作。我們經常組織群眾碾炸藥，搗石雷，做出很多土地雷埋在敵人進村的必經之路上，每當看見被炸傷的鬼子殺豬般的嚎叫時，我們都要高興好幾天。就這樣，我們消滅一個敵人就繳獲一件武器，慢慢的將抗日武裝小分隊從當初的手持土槍、大刀長矛的隊伍發展成了擁有洋槍、紀律嚴明的地方抗日自衛力量。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傳到平遙，深受日軍摧殘的平遙人民自發涌上街頭，流著幸福的淚水奔走相告這一振奮人心的好消息。“日本鬼子投降了，我們勝利了！”的歡呼聲此起彼伏，大街小巷滿是勝利的標語，河谷山川盡是鞭炮的聲浪。縣里的戲班子免費為群眾唱了三天大戲。大家一起扭秧歌、敲鑼鼓，紛紛匯入歡樂的人海。那幾天可能是我這輩子最激動、最開心的時刻。
我和丈夫昝英是經組織介紹認識的，抗戰勝利后，組織上為了解決部隊戰士的個人婚姻問題，將很多地方上的姑娘介紹給他們處對象。昝英比我大十歲，是一名紅軍戰士，抗戰期間是薄一波政委領導下的決死一縱隊的一名營教導員。經過組織的談話，我成了昝英的妻子。此后，我們并肩經歷了解放戰爭的洗禮，又共同南下到甘孜州，參加了甘孜州的政權建設、民改平叛和社會主義建設。
故鄉沁源，是我日夜思念的地方。在炮火連天、槍林彈雨、刀光劍影的歲月里塵封在我記憶深入的那些和我出生入死的戰友、兄弟姐妹如今幾乎是我夢境中的全部。享受著兒孫滿堂,天倫之樂的我深知生命是有限的，但對故鄉魂牽夢繞的思念卻是無限的。93歲高齡的我如今已經無法再回故里重踏當年的足跡，但我會將所有的思念化成一句“愿我的故鄉明天更加美好。”（作者系我州南下離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