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0年12月04日
◎葡萄
音樂聲從教室傳出來，聲場就不一樣了，粗糲的音響經了一道門、一道墻和許多空氣，也好像被輕輕地濾了一遍，顯出青春懷舊片里加了柔光似的電影感。穿練功服的小姑娘，兩兩坐在健身球上，身子隨著音樂的節奏一搖一晃，不說話。誰也不知在想著什么，誰也不朝一旁的教室里瞄一眼。教室被擠擠挨挨的家長包圍著，從抱著的羽絨服的縫隙里，偶爾露出一只胳膊一只腳，又在看不到的地方落下了，啪嗒，啪嗒。低頭看手機的眼睛，老花的眼睛，健康而虛焦的眼睛，沒有一只發現自己的孩子已經不在舞蹈的隊伍里。獨自取樂的男孩子慢下了游戲的速度，跌坐在角落里，時間隨著搖搖晃晃的白鞋子和絨絨的紫，靜止了，來不及對任何一個人告密。
我盯著她們，想起1936年老舍筆下的“理想家庭”：七間平房、大院子和無可挑剔的一妻一兒一女。“太太管做飯，女兒任助手——頂好是十二三歲，不準小也不準大，老是十二三歲。兒子頂好是三歲，既會講話，又胖胖的會淘氣”。不過，恐怕連這些好聽話兒也不曾想到，自個兒竟能從幾十年前的故紙堆一直吃進今天好些人的頭腦身體，而依舊被喂養得生動鮮活。老是十二三歲的姑娘長不大，若是長大了，會不會有一天也會向父親發問：你的理想怎么說的都是別個，不是自己？
我盯著她們，想到中國畫里的嬰戲圖。可是她們比嬰戲圖要好，因為嬰戲圖里，無論是兩小兒逗花貓、“推棗磨”，還是百子嬉春、婦人浴嬰，畫的都不過是作畫人和看畫人的歡喜；而她們是她們自己，此刻或坐或臥，全憑自己高興，不必有幸入誰的畫卷，代替任何衰朽的身體喚醒青春。上帝視角的人總是最可悲。正如《摔跤吧，爸爸》里那位父親，不顧傷風敗俗強迫女兒練習摔跤，看似是為了讓她們爭取和男性一樣的權利和自由；但當女兒們初嘗平等自由后，卻日益發現為她們打開新世界大門的父親實際正是那道門本身，而它甚至從來沒有敞開過。在桎梏之中，它并沒有為生活帶來更豐富更美好的可能，除非她自己走出去。
啪嗒，啪嗒，教室里跳舞的孩子不說一句。封閉的房間里從晨曦到余暉都是一樣的日光。啪嗒，啪嗒，坐在健身球上的小姑娘不知何時閉了眼睛，好像不跳舞時音樂才走進心里，好像閉了眼才看得見比四壁更廣闊的天地。一種讓人羨慕的沉靜，霜一樣落在少年臉上，化了，滲進皮膚里，成為自己的東西。一個時代的焦慮與她們毫不相干。
曾經很不喜歡以兒童視角取巧的作品，以為是種逃避。人們都熟悉那種從孩子到成人再回到孩子的路：成人生活中不為所察、無從明講、無力違抗的種種，以孩子之眼打量，的確另有一番詩意；但它的過度包裝同時也使視覺模糊了，真正的矛盾反而止于懵懂困惑，成了沒有出路的糾纏壓抑，或是一種虛偽的釋懷。不夠誠懇，又缺乏真正成人式的反省與思考，孩子只能成為一個解決方案，一個理想的套路。而真正的舉重若輕，是干脆回到孩子澄澈的心。它更像是某種化學變化，就連溝壑紋路也有其穩定的內在結構。做不到這些，只是哈著腰地借兒童的眼與口說自己想說的話，再精致細膩也不過是不堪重負下的奇技淫巧。
也許自我的發現與實現都是困難的，人才會把自己的理想投射到別人身上去發光。這個別人，若不能在現實中，就逃到想象力。單身漢佩索阿沒有孩子，他的理想便分散在那些“不存在的名人”的投影里，以至于用“72個面具”為自己精心組織了另一套世界秩序，與他們書信往來，評論各自的作品，以不同的身世、個性、風格、立場分享著彼此的生命情境。卡埃羅、坎波斯、雷耶斯……他們于是也成為他的作品，另一種形式的孩子，并在他的詩集《我的心略大于整個宇宙》中友情出場。他說，“我是我想成為的那個人和別人把我塑造成的那個人之間的裂縫”。
音樂沒有停頓，本就談不上輕盈的啪嗒、啪嗒已顯出疲憊和沉重，舞蹈老師的口令淹沒在粗放的呼吸里，遠得像聽不見了。突然，一個姑娘站起來，說：“快下課了，我們回去吧。”她們便輕快地站起身，一溜煙兒地跑去了。只有健身球還在原地搖搖晃晃，每一個晃動都踩不到點兒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