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1年03月17日
◎孫德喜
在當代漢語寫作的藏族作家中，意西澤仁是一個比較邊緣化的作家。在陳思廣所主編的《阿來研究》第1—9輯中，雖然有文章提到意西澤仁，但是還沒見到有關他的專題研究論文，其它學術期刊上研究他的論文也不多，只有王康等人的幾篇，總的來說，意西澤仁的研究還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其實，意西澤仁不僅創作出版了《大雁落腳的地方》《松耳石項鏈》《極地》和《巴爾干情思》等中短篇小說集，而且還獲得過郭沫若文學獎，其作品也被翻譯成英、日、法等多種文字，因而值得關注，應該大力開展研究。筆者在閱讀了意西澤仁的中短篇小說之后，覺得他的小說在敘事上具有探索精神，形成了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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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復在文學作品常常出現，但是大多是作為一種修辭格運用的。然而，在一些小說家那里，反復被改造成了敘事方式。意西澤仁則在他的小說創作中作了有益的探索。短篇小說《雪花》所采用的就是反復敘事。小說中不僅多次出現“該回來了，她想。”這一短小的段落，而且還反復出現了這樣的一段描寫：
她想起她小時候，曾經問過她的阿媽，天上為什么會掉下雪花來？阿媽說天上有一個紡羊毛的阿婆，雪花就是這個阿婆掉下來的羊毛渣渣。她不懂羊毛渣渣為什么能變成雪花，她問阿媽，阿媽說阿媽的阿媽沒有說。
這是小說中的一位母親（“她”）的回憶。在她還是兒童的時候，她曾經這樣問過她的母親。不過，小說在后面的敘述中將這段反復的內容略加改造。因為后面的反復則是她在回想她的大兒子、小兒子和女兒先后向她提出的同樣的問題以及她所給予的同樣的回答。在這樣的反復中，小說還穿插了七八則電視廣告以及最后的電視播報結束語“現在預告明天的電視節目”，暗示著夜晚時間的漫長。通過這種反復敘事和電視廣告的插入，小說敘述了一位生育了三個孩子的母親在孩子們長大后外出工作給她留下的凄涼。在這個雪花紛飛的夜晚，這位年老的母親非常孤獨，盡管電視機開著，但是她無心觀看電視節目，由于兒女不在身邊，她只能靠喃喃自語和回憶來表達對兒女的急切的思念和企盼。然而，令人痛心的是，這位老母親沒有等來自己的子女，在孤寂中“走進無處不是雪花的世界里了”，而且現實中的雪花并不是傳說中的可以帶來溫暖的“羊毛渣渣”。當然，小說中的母親對于兒女長大后離開自己還是比較理解的，但是隨著年老體弱，盡管身邊有了電視，可以緩解心頭的孤獨和寂寞，但是對于兒女的思念卻不可遏制地與日俱增。尤其是在大雪紛飛的時刻，她仿佛與整個世界阻隔了。小說中的反復敘事就像音樂中的主旋律一樣在不斷回響中強化和深入讀者的心靈。《依姆瓊瓊》中多次出現“風嘯著，雪砸著……”的段落，也在數次反復之中展開敘事，就像歌曲一樣，一段又一段反復，回環往復，將故事一步步推向高潮。與此想類似的還有《草灘上燃起干牛糞》，文本中多次出現“藍藍的眼睛”“幽幽的眼睛”以及與此相近或相似的“藍藍的光亮”“幽幽的光亮”和“夜，靜悄悄的”“夜，黑漆漆的”，賦予了小說敘事的音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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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的高原雖然擁有一半藏族血統，但是由于是在成都長大的，所以對藏族文化非常陌生，在與達娃的接觸和交往中產生了不少誤會。他剛見到達娃時由于不會講藏話而使達娃對他的藏族人身份產生了懷疑。后來在拍照問題上，達娃對高原產生了嚴重的誤會：一是高原沒有利用珍貴的膠卷給達娃拍攝人像照；一是高原從藝術出發拍了婦女哺乳的照片。同時，高原的幾個夢恰恰顯示出他對自己隔膜于藏文化的焦慮。不過，高原在達娃的幫助下，最終還是融入到藏文化當中。《想不到的事情》中的李革在去桑塔草原的路上連騎馬都不會。而騎馬是草原上藏族牧民最基本的技能，而李革“上不來馬也下不來馬”。老牧民見了十分憐惜，不由發出感慨：“菩薩啦，可憐可憐這個女孩子，就饒恕她前世造的孽吧！”到了后來，李革“在這里找到了她的事業”，漢藏之間的文化阻隔消失了，她早已將自己融入到當地。《依姆瓊瓊》中的藏族小姑娘基本生活在傳統而落后的生活之中，但是由于她進過縣城，所以她深懷對現代城市的生活憧憬，而這同時還意味著她要將自己的生活納入漢族文化。藏族人的傳統生活方式不僅與貧困相關，而且還有許多需要改造的地方。《一支無字的歌》中的楊部長看到了格芭阿婆灌血腸感到很“驚訝”，而且這還不是個別現象，這里的牧民還常常在揀了牛糞后只用牛毛擦擦手就去揉糌粑，同樣令人搖頭。當然，對于格芭阿婆在她的狗被殺后“唱悲歌”，楊部長也不理解，懷疑她是“瘋”了。正是在這些瑣碎的日常敘事中，不同的文化的阻隔、誤解、碰撞與融匯得到了展現。因而，這就賦予了意西澤仁小說創作的跨文化的意味。
與此同時，正是在日常敘事中，藏族人的民族個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現，宏大敘事往往能夠體現一個民族的群體特性，而日常敘事則在細微的生活展現中凸顯一個民族個體的特性。《月光照在帳篷上》寫了夫妻倆的一場誤會。馱牛人回來。妻子因聞到香皂的味道便懷疑丈夫在外與其他女人好上了。其實，這是馱牛人遇到了麻煩中的馱書的王老師，便主動幫忙，隨后便在要求下使用香皂洗了手。事情雖為日常事務，但是卻顯示出藏族女人的敏感和馱牛人的熱情主地地幫助他人。《沒有色彩的線條》中的失去雙腿的老人以其微薄之力抓干草皮給“沒有色彩的線條”補上草皮，恢復其充滿生機的綠色。老人的行為顯示出藏族堅韌不拔的民族特性。更可貴的是，老人去世以后，他的孫女繼承了他的工作，堅持給那條線補上色彩。
1980年代的中國是一個日新月異的時代，文學也因社會環境的寬松與自由而呈現出繁榮的景象，作家們也都具有探索精神。作為藏族作家的意西澤仁雖身處比較偏遠的甘孜州，卻也以其敏銳的藝術感覺投入到小說創作中來，不過他在努力走出自己的路子，當漢族作家紛紛走向元小說敘事，營造敘事迷宮時，與之相應的語言實驗，當許多作家入迷于意識流、超現實、荒誕和魔幻等敘事方式時，意西澤仁則在現實主義的傳統敘事中，結合藏文化資源，不斷摸索前行，從而使他的小說敘事既具有民族文化色彩，又與時代相契合。因而，他在小說敘事方面的探索仍然可以給我們許多啟示。
就我所閱讀的意澤西仁的小說來說，作家所敘述的以新時期（有時也回溯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藏族生活（珠惹山桑塔草原）為主。從小說所書寫的時代來看，那是改革開放初期，我們的社會，包括涉藏地區在內，進入歷史巨變時期，因而從反映這個時代的文學來看，從“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到“改革文學”，乃至“文化尋根文學”，大多對現實歷史展開宏大敘事。我讀了意澤西仁的小說，注意到他著力于日常生活敘事，而作為國家和民族的宏大敘事則淡化為淺淺的背景，似乎只起到提醒的作用，讓我們知道小說的故事存在的時代。《變形鏡頭》所寫的事件很小，小說中的“我”被安排下鄉拍攝宣傳照片。小說由兩部分構成：前半部分所寫的是“我”在忙亂中忘記了帶膠卷，在扎西部長的幫助下問題得到了解決；小說的后半部分則敘述了“我”到紅旗公社下屬的幾個大隊拍宣傳照。雖然拍宣傳照可能是那個時代宏大敘事的組成部分，但是這兩件事本身在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宏大敘事中又往往是忽略不計的，僅僅是日常生活中可能出現的許許多多事件，不僅涉及的人不多，而且對整個社會來說也沒有產生巨大的影響。然而，正是這樣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或者瑣事，對于當事人來說則產生巨大的影響。就“我”忘了帶膠卷下鄉來說，這可以說是一件簡直天塌的事情，他因不能完成拍攝任務而可能受到處罰，然而且不說這對于國家，就是對于他所在的縣，乃至對于他所到的紅旗公社也不會產生什么影響。其實，意西澤仁的小說中的發生在桑塔草原的許多事情也是如此，就像趕著馱著干牛糞進城換錢要買回鹽巴和茶葉的依姆瓊瓊，她在暴風雪中的遭遇對于她來說是性命攸關之事，而且她的此番經歷在整個草原上絕不會是個案。同時，外界的政治風暴到了草原上即使沒有掀起沖天大浪，卻也如嚴冬的嘯風從縫隙鉆進帳篷，影響到人們的生活。
在《變形鏡頭》中，上面的領導為了宣傳需要安排補拍牧民沖進冰河救羊群的鏡頭，要求牧民們重演當時的情景。這在領導們來說或許是很平常的事，但對于牧民而言則是十分荒唐的。因而，在意西澤仁的小說中，在日常敘事之中悄悄地點出那個時代的基本特征，從而將國家與民族的宏大敘事作為背景呈現在小說中。固然，這個背景僅僅輕輕一點而已，但是草原上那種日常生活就不在單純地作為日常生活而存在，而是以特別的方式融入了現代歷史。《野牛》中出現的“戴紅箍”的人雖然沒有明確交代，但是熟悉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歷史的人們都很清楚，他們是那個時代政治的表征。他們出現在桑塔草原上表明國家宏大敘事已經滲透進遠離中心的偏遠地區。《想不到的事情》的主人公李革，原名叫李玫，之所以作了這樣的改名，是因為在“戴紅箍大串聯”時她原來的名字被認為“味兒不正，有小資產階級情調”，要求她“最好早點采取革命行動”。小說雖然沒有交代故事所發生的時代，但是讀者從“戴紅箍大串聯”和改名的舉動及其理由可以看出來。雖然小說敘述的是李革（玫）由不安心在草原工作到喜歡上大草原的過程，仍然屬于日常生活敘事，但是這一背景的插入，卻使故事的意義更加深長。《依姆瓊瓊》中那個小女孩之所以冒雪趕著牦牛進城賣干牛糞，就因為她的家庭十分貧困，而造成的原因就在于“武斗的槍炮聲和學大寨的口號聲”。正是由于生活在那個時代，她到了12歲都沒能“穿過一件花布襯衫”，“還沒有穿過一雙膠鞋”，只“舔”過工作組叔叔送的水果糖，連一本小人書都沒有買過。小說敘述的雖然是這個小女孩及其一家的生活艱難，卻隱隱道出了當時政治對普通藏人生活造成的巨大影響。
意西澤仁通過日常敘事表現藏漢文化、傳統現代文化之間的撞擊和融合。不同民族的文化、不同性質的文化交流有時是在宏大敘事中完成的，比如江村羅布的《祭語風中》就是將藏族人的宗教信仰置于半個多世紀的西藏地區時代與歷史的變遷的宏大敘事中展開的。阿來的《蘑菇圈》《岷江柏》和《三個蟲草》以及《云中記》則在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中敘述了涉藏地區原生態文化的解體。其實，異質文化有時在日常波瀾不驚的生活中潤物細無聲地由陌生和隔膜逐漸走向融合。《夢中的草原》的高原雖然擁有一半藏族血統，但是由于是在成都長大的，所以對藏族文化非常陌生，在與達娃的接觸和交往中產生了不少誤會。他剛見到達娃時由于不會講藏話而使達娃對他的藏族人身份產生了懷疑。后來在拍照問題上，達娃對高原產生了嚴重的誤會：一是高原沒有利用珍貴的膠卷給達娃拍攝人像照；一是高原從藝術出發拍了婦女哺乳的照片。同時，高原的幾個夢恰恰顯示出他對自己隔膜于藏族文化的焦慮。不過，高原在達娃的幫助下，最終還是融入到藏族文化當中。《想不到的事情》中的李革在去桑塔草原的路上連騎馬都不會。而騎馬是草原上藏族牧民最基本的技能，而李革“上不來馬也下不來馬”。老牧民見了十分憐惜，不由發出感慨：“菩薩啦，可憐可憐這個女孩子，就饒恕她前世造的孽吧！”到了后來，李革“在這里找到了她的事業”，漢藏之間的文化阻隔消失了，她早已將自己融入到藏民當中。《依姆瓊瓊》中的藏族小姑娘基本生活在傳統而落后的生活之中，但是由于她進過縣城，所以她深懷對現代城市的生活憧憬，而這同時還意味著她要將自己的生活納入漢族文化。藏族人的傳統生活方式不僅與貧困相關，而且還有許多需要改造的地方。《一支無字的歌》中的楊部長看到了格芭阿婆灌血腸感到很“驚訝”，而且這還不是個別現象，這里的牧民還常常在揀了牛糞后只用牛毛擦擦手就去揉糌粑，同樣令人搖頭。當然，對于格芭阿婆在她的狗被殺后“唱悲歌”，楊部長也不理解，懷疑她是“瘋”了。正是在這些瑣碎的日常敘事中，不同的文化的阻隔、誤解、碰撞與融匯得到了展現。因而，這就賦予了意西澤仁小說創作的跨文化的意味。
與此同時，正是在日常敘事中，藏人的民族個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現，宏大敘事往往能夠體現一個民族的群體特性，而日常敘事則在細微的生活展現中凸顯一個民族個體的特性。《月光照在帳篷上》寫了夫妻倆的一場誤會。馱牛人回來。妻子因聞到香皂的味道便懷疑丈夫在外與其他女人好上了。其實，這是馱牛人遇到了麻煩中的馱書的王老師，便主動幫忙，隨后便在要求下使用香皂洗了手。事情雖為日常事務，但是卻顯示出藏族女人的敏感和馱牛人的熱情主地地幫助他人。《沒有色彩的線條》中的失去雙腿的老人以其微薄之力抓干草皮給“沒有色彩的線條”補上草皮，恢復其充滿生機的綠色。老人的行為顯示出藏人堅韌不拔的民族特性。更可貴的是，老人去世以后，他的孫女繼承了他的工作，堅持給那條線補上色彩。
1980年代的中國是一個日新月異的時代，文學也因社會環境的寬松與自由而呈現出繁榮的景象，作家們也都具有探索精神。作為藏族作家的意西澤仁雖身處比較偏遠的甘孜州，卻也以其敏銳的藝術感覺投入到小說創作中來，不過他在努力走出自己的路子，當漢族作家紛紛走向元小說敘事，營造敘事迷宮時，與之相應的語言實驗，當許多作家入迷于意識流、超現實、荒誕和魔幻等敘事方式時，意西澤仁則在現實主義的傳統敘事中，結合藏族文化資源，不斷摸索前行，從而使他的小說敘事既具有民族文化色彩，又與時代相契合。因而，他在小說敘事方面的探索仍然可以給我們許多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