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2年04月13日
兼談藏族當代小說的創作
◎趙麗
1985年前后，西藏涌現出一批中短篇小說家，與20世紀80年代初期之前的藏族當代小說創作相比，他們以新的創作觀念在表現手法和文學意蘊等方面不斷探索，創作了一些優秀的作品，被稱為“西藏新小說”，扎西達娃、色波、索瓊、央珍、通嘎等都是這時期的代表作家，其中扎西達娃和色波是經常被一起談到的作家。目前學界對扎西達娃的研究和認識較多，而色波的文學價值和意義還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和定位。考察其文學創作歷程，色波在創作初期主要用現實主義的手法反映時代的變化和人物命運的改變，從1983年的 《傳向遠方》開始，色波一直致力于現代小說意蘊和手法的探索，可以用“有意味的形式”來定位，其小說在內涵和手法方面都具有豐富的闡釋空間。
壹
長久以來，西藏對外界來說處于神秘的狀態。就藏族作家筆下的西藏來說，自20世紀70年代末至1982年之前的藏族作家當代小說中，長篇小說大多取材于重大的社會歷史事件，意在表達對新中國的擁護，對國家的認同和對新社會、新生活的贊美，如降邊嘉措的《格桑梅朵》、益希單增的《幸存的人》、益西卓瑪的《清晨》等。《格桑梅朵》取材于西藏和平解放這一重大歷史事件， 描繪了那個時期西藏社會的復雜形勢，歌頌黨的民族政策的勝利和藏漢民族的友誼，反映了農奴的成長和命運的改變。中短篇小說主要反映社會主義制度下涉藏地區的新思想、新生活、新氣象，如益西澤仁的《依姆瓊瓊》、扎西達娃早期的小說《歸途小夜曲》、色波早期的小說《烏姬勇巴》等。這個時期色波的小說創作中，涉藏地區民眾的生活常態和對人的內涵的挖掘是作品的著筆點。色波的小說呈現了對西藏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存境況，描述了涉藏地區生活的真實圖景。
西藏是個神性與世俗同在的地方，關于這一點，作家子文也曾這樣描述: “因為藏族人具有生活的兩重性和精神的兩重性。一方面是現實的物質文明生活，要看電視，看體育比賽，買時髦的商品，同時又求神拜佛，轉經叩頭，在寺廟燒香。內心世界也是這樣，既有現實的功利性的思慮，又更多地是被報應呀、輪回呀等宗教觀念引向幻化之中的神佛境界。”小說《圓形日子》描繪了西藏街頭和廣場上的景象：這里既有轉經的老頭、虔誠供奉活佛的母親，也有乞討的鄉下女人、向往著激情和夢想的女孩、時尚的年輕人以及美國來的攝影師，既有追逐時尚的首飾店、服裝店，也有禮佛之所尼達寺。在這里，貧窮和富有、傳統和現代、神性和世俗同在，而這種兩重性在一個人身上可以同時呈現。駝背老頭對鄉下乞討女人的善舉、每日的虔誠轉經與他粗魯的言行舉止和真實心理的鮮明對比，讓人詫異。小說《在神鷹的翅膀下》描繪了一家飲食店里的情景，來這里的客人有無所事事、賴賬又愛吹牛的帕多吉，有想法卻無行動力和自控力的卓瑪，猥瑣無聊的食客，也有受人尊敬不泯然于眾的旺扎，客人們在享受著世俗樂趣的同時，也滿懷著對神性事物的虔誠和膜拜，在這一點上，藏族民眾和其他任何地區的人都是相同的，差異可能只在神性與世俗生活的界限或融合程度上。在涉藏地區，宗教或神性已經滲透、融入民眾的日常生活，它既出世，又入世，貼近民眾的生活日常并與之和諧共存。轉經禮佛已經成為這里民眾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種行為有時并不是為了滿足功利的目的和需求，而只是表達對神佛的崇敬和對萬物的敬畏。
對人生存困境的觀照，也是色波小說的一個重要命題。《竹笛·囁泣和夢》中的老人和《傳向遠方》中的嘎嘎大叔，都處于孤苦無依的狀態。嘎嘎大叔的女兒離家二十多年了，大叔變得衰老孱弱了：松弛的皮膚，彎得像一把弓的腰背，溝壑縱橫的皺紋，蹣跚的步履。為何他的女兒少年時期離家出走？顯然是因為這里生存環境的惡劣和閉塞、貧窮。由此，色波如實呈現了涉藏地區偏遠一隅人生存的困境。涉藏地區不是大多數人想象中的香巴拉和人間圣地，自然環境的殘酷甚至能隨時奪去人的生命，人不能改變自然，唯有順從、接受自然。“貧瘠、殘酷西藏的大自然是美學的，而非實用的，它可以滿足人們審美上的需要，卻很難滿足人們物質上的需要。因此，對于生活在這樣的自然環境中的人們來說，它始終是一種威脅，一種潛在的重壓。人們很難以一種主體的姿態，贊嘆其賞心悅目,有的只是崇拜，無可奈何的訴求。”閉塞、貧瘠限制了他們的想象力和改變生活的可能性。物質條件的限制也會導致精神生活的貧乏，但也正是生存的極限困境鍛造了他們可貴的精神品格。《傳向遠方》中的嘎嘎大叔最可貴的是他從未失卻生活的信念，二十多年來他幾乎每天都要在榕樹下呼喚，期盼女兒歸來，而且相信那些和女兒一樣離開家鄉的人都會回來。這當然是因為現在生活條件的好轉，但更因為他深愛著家鄉，對腳下這方土地和這里的山水風物有發自肺腑的深情和厚愛。雖然人生有缺憾，但他依然堅韌、頑強，以飽滿的干勁和滿腔的熱情擁抱生活，獨自開墾自留地，把對生活的希冀和渴盼寄托于這一方田地，這也是對自我存在于天地間的肯定和確認。藏族民眾樂觀、堅韌、有擔當的品格在嘎嘎大叔身上得到很好的詮釋。
貳
色波的創作反映了現代人的生存體驗和人生困境，具有深刻的現代小說意蘊。前文談到色波小說的寫實與現實意義，但他作品的深刻之處更在于從生活現象的描繪到觀念的延伸，從具象的寫實到抽象的寫虛，以象征性、寓言化的色彩和手法來闡釋現代人的存在處境和體驗。
孤獨是他小說的一個重要命題，這在之前的一些評論中也有論及。蔣勛說，孤獨是人與生俱來的一種情感體驗和心理感受。周國平在《愛與孤獨》中寫道：“孤獨是人的宿命，它基于這樣一個事實：我們每個人都是這世界上一個旋生旋滅的偶然存在，從無中來，又要回到無中去，沒有任何人任何事情能夠改變我們的這個命運。”孤獨也有不同的層面，淺層面的是生的孤獨，如幼而無父、老而無子、鰥寡獨居,中層面是思想情感上的不被理解而產生的孤獨感，深層面的孤獨是由于文化差異、認同焦慮導致的，最深層的孤獨應該是退出喧囂、回歸自心的存在主義式孤獨。
色波小說中孤獨意識呈現和書寫的首先是生的孤獨這一層面。如《竹笛·囁泣和夢》中的孤獨老人，他的四個同伴都離開了他，他的獵狗也死了，他呼喚的笛聲也得不到回應。《傳向遠方》中的嘎嘎大叔在女兒離開的二十多年里，幾乎每天都站在榕樹下呼喊，懷著女兒必將歸來的希冀從壯年等到老年。色波小說的深刻之處在于他沒有停留在孤獨意識的淺層書寫，而是試圖讓作品的主人公擺脫孤獨而努力自救。如《竹笛·囁泣和夢》中的老人，他突然觸到了一種異樣的感覺，那種感覺是對夢的回憶，“一旦悟到，就會使幾天來一直壓抑著他的孤獨、寂寞和悲哀一并解體，于是他迫不及待地進行了第二次觸摸，結果跟第一次完全相同。他疲乏了，想松弛一會兒。就在這瞬間，那種感覺象沿著一根螺旋管似地跌落下來，帶著低沉顫抖的吼聲直壓心底。他僵住了。出于抵抗，他的心搏動了一下，又一下，但怎么也掙脫不了。他嚎啕大哭起來，象颶風和暴雨驟起，撼山搖林，昏天黑地”。老人所要觸摸達到的那種感覺可以看作對擺脫孤寂狀態的努力，但那就像一個虛無縹渺的夢，老人用盡心力也無力抵達，直到離世的那一刻也沒有觸摸到那個夢的真實形狀。這曲竹笛流傳下來，使孤獨成為一種永恒的存在，由此這個故事同時也否定了人與命運抗爭的意義。《傳向遠方》中的嘎嘎大叔在幻想女兒就要回來的喜悅中醉酒并溺水身亡，在這之前他一直堅韌頑強、勤勞獨立地掙扎著過活，但他最終沒能抵得過大自然的威力和無情，故事這樣的結尾使得孤獨成為一個定格的畫面，也否定了他二十多年堅持呼喚和等待的意義。
色波的小說揭示了抗爭、尋找、救贖的無意義以及人之存在的虛無、庸碌、循環往復的狀態。《幻鳴》講述了亞仁從印度回來尋找父親的經過，尋父也是要尋找自己的來源之處、扎根之地，所以回鄉對亞仁來說是一次滿懷希望和憧憬的歷程。但尋找的線索撲朔迷離，而且他還經歷兩次荒唐的艷遇。尋找的結果是與他在村口交談的瘦小的老人就是他的父親，但兩人來不及相認就已陰陽兩隔，他同母異父的弟弟已遠走他鄉，未與他相認。事實上他也將重復父親的宿命。通過這個故事，作者意在向讀者證明，一切尋找、追問必然會落空，面對茫茫的宇宙，個人意志和力量都是渺小的，有時人只能順從命運的安排和指引。這也闡釋了色波對文學尋根的理解，在他看來，滯后的文化擔當不起民族文學的精神大梁，所以色波致力于闡釋現代小說意蘊。這種對尋找與救贖之路主題的探討在其他藏族小說家筆下也有，如與色波同時期的扎西達娃較有代表性的小說《西藏，系在皮繩扣上的魂》也談到尋找，塔貝死在了尋找夢中的香巴拉的路途上，這里的香巴拉喻指現代文明沖擊下的民族傳統文化。對于塔貝的堅守和追尋，扎西達娃也是持懷疑態度的，雖然他沒有色波的態度和立場那么鮮明。
虛無、庸碌、循環往復是人的常態，這體現了色波對普通民眾生存狀態的關注和確認。色波小說所描繪的群體大多是平凡的大眾，他們每天過著庸碌、無波瀾的生活，日復一日地按照既定的軌跡循環往復，從這一點來看他秉持的是平民寫作的立場。如《在神鷹的翅膀下》的帕多吉、卓瑪、索朗終日無所事事，想過有夢想的生活，但依然每天重復著得過且過的狀態,《圓形日子》中所描繪的眾生相將循環往復地上演，《在這里上船》里幾個年輕人的談資庸俗無聊。色波小說中人物的庸碌、平凡，他們沒有豐功偉績和雄心壯志，由此色波的小說消解了英雄和崇高。而在其他篇章中，色波還否定了追尋、抗爭的虛無，這正是后現代小說的意蘊所在。在這一點上，色波比同時代的作家走得更遠。
叁
就小說的文學意蘊而言，與同時代的作家相比較，色波的小說具有獨特的意義。比較他與扎西達娃的小說，扎西達娃所思考的是現代化進程中本民族文化的發展和定位問題，而色波的意旨明確地指向超越民族的永恒話題，與馬原的西藏書寫相比，色波小說有闡釋不盡的文學意蘊，而馬原的創作更多是小說或敘述形式的實驗；與央珍、通嘎主要用現實主義手法創作的作品相比，色波的小說又具有由寫實到象征、由具象到抽象的哲理深度。
日常性書寫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創作的一個趨向，90年代以來藏族作家的漢語小說寫作關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貼近大眾，從各個方面展示了藏族人的現實生活，同時又深入挖掘人性的復雜，關注人的心靈世界，并賦予小說民族的、地域的底蘊。20世紀90年代整個中國文化的狀況是“思想進入多元開放范式，經濟進入全民經商模式，文化出現世俗騷動和個體化傾向，整個中國成為一個充滿欲望活力、充滿機會和刺激的‘場域’每個人、每種思想、每種活法都在這歷史瞬間轉化的舞臺上，匆匆往來爾后又迅速替換消逝”。21世紀以來，“伴隨著中國社會的市場化、現代化和全球化進程的深入……一個日常化的審美時期來臨了”。“90年代，因為現實主義的回歸， 廣大底層形象更是大規模地進入文學領域……直到新世紀以來，‘底層寫作’重新作為 一個重要的文學命題被凸顯出來。”因此20世紀90年代以來，多元化、世俗化、個體化、日常化、底層書寫等構成了文學的主要特征，這些文學特質在90年代以來藏地漢語小說的創作中亦有深刻的反映，進入21世紀以后尤為鮮明，如新近崛起的作家萬瑪才旦、次仁羅布等的小說。色波自20世紀80年代起創作的小說已開啟了世俗化、日常化、平民化的寫作立場和姿態。比較色波與次仁羅布的小說創作，次仁羅布也一直探求小說的敘事藝術，但色波小說的現代意味更為明顯；次仁羅布的小說具有豐厚的民族文化意蘊，慣于以宗教信仰的力量凈化人心、自我救贖，這與他一直成長、生活在宗教氛圍濃郁的涉藏地區，對藏傳佛教有深刻的了解和感悟有關，但宗教信仰的救贖力量在現實意義上到底有多大作用也是值得思考的，而色波對此的理解和叩問則更為終極和洞明。
色波寫出西藏生活的常態和超越西藏的思考，這一點在阿來的創作中得到了回應。阿來曾強調藏族作家應在創作中還原一個真實的西藏，他的小說創作以涉藏地區為敘事空間，但所要思考和表達的是普遍的人類問題和終極的價值關懷。阿來的中篇小說《遙遠的溫泉》《已經消失的森林》探討的是現代化進程中傳統與現代的沖突、物欲與生態的沖突，這些問題不僅僅是涉藏地區獨有的，而是有普遍存在的。他的《空山》以一個藏族村莊“機村”為觀察點，描述了這個村莊從20世紀40年代末期以來將近半個世紀的社會、人事、風氣的變遷。機村的歷史演變與這一階段的社會歷史進程息息相關，社會歷史進程又影響著人的命運和人性、道德風氣的變化。機村就是中國鄉村、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從中可透視20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末期中國社會歷史進程中的問題。阿來的小說反映和探討的問題是具體而個別的，但抽象出來的關于人性、命運、現代化進程的思考卻是普遍的。就這方面而言，阿來的處理和思考比色波更為成熟、堅實，而色波的寫法則有些務虛。
“有意味的形式”是對色波小說創作比較中肯的理解和評價。要分析色波小說創作的成就和不足，視角、立場、方法的影響很大。把色波的文學創作放在藏族當代文學史的視野中考察，他的現代小說探索在文學意蘊和敘事手法等方面都超越了同時代的作家，具有前瞻性，但作為涉藏地區題材的文學，其小說的民族文化意蘊明顯不足。
以扎西達娃、色波為代表的20世紀80年代中期西藏新小說家的涌現，使藏族當代中短篇小說的創作達到一個高峰，他們以新的小說觀念和表現手法刷新了藏族當代小說的創作，但遺憾的是這批新小說家們在90年代初期相繼擱筆或轉向，扎西達娃的興趣轉向編導，色波轉而編書，馬原離開西藏后停歇幾年轉向現實主義創作。導致這種現象的因素可能有幾點。首先，扎西達娃和色波與西藏文化的隔膜是重要的因素，他們的成長經歷使得他們并沒有能真正了解西藏的生活和文化，更無法融入其中，所以他們的小說雖然也有細枝末節的關于涉藏地區的寫實，但只是一些圖景和現象的描述，不能深入其中，所以藏文化終沒能成為他們精神的根基和支撐。其實對他們來說西藏文化也是異質的存在，從已有的漢文化或世界文化角度來審視藏文化時，寫作視角和立場決定著他們必然與藏文化有一定的抵晤。這也就引出了下面的問題，即小說的形式與內容的問題：小說還是要講好故事的，但沒有真正融入西藏的作家們又缺乏講好西藏故事的生活素材的積累。其次，這批作家其實對自己的創作有很高的要求。自創作之日起，扎西達娃一直在題材內容和敘事手法上不斷探索，后期也嘗試寫了長篇《騷動的香巴拉》，但不夠成功，說明他在寫作上遇到了瓶頸。色波也談到他封筆的原因：“對自己的寫作過分苛刻是最重要的原因……另外，舉家內遷調到成都后，我一直都沒找到一個可靠的文化支點”。這批作家的困惑和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藏族當代小說的創作中得到了進一步的探索和解答，由此藏族當代小說日益走向豐富與成熟。西藏新小說在藏族當代文學史上是一個重要的發展節點，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學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