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2年11月16日
論賀享雍“時代三部曲”（下）
◎王麗霞
中國的鄉土文學有著悠久的敘事傳統與豐厚的美學積淀。在20世紀文學史上,鄉村敘事隨著時代語境和文學潮流的演變而不斷發展、嬗變。進入21世紀,伴隨著城市化的推進,鄉村人口向城市大規模流動。現實的鄉村,目之所及多是荒蕪的土地、破敗的村落、留守的老弱婦孺等。同時,鄉村傳統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正在被現代城市文化滲透和改造,古樸的鄉間風習日漸消逝。在此背景之下,作家們普遍對現實鄉村失語,真實摹寫鄉村風貌的創作日漸寥落。
進入新時代,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國家戰略的實施刷新了鄉村氣象,也構成了鄉村敘事全新的時代語境。鄉土敘事因此擁有了新的書寫對象和創作主題,精準扶貧、鄉村振興題材的鄉土小說成為文壇上一股新的敘事潮流。
賀享雍“時代三部曲”就是其中值得關注的長篇小說。由于作家對鄉村生活極度熟稔,加之深入鄉村生活肌理的創作姿態以及與鄉土社會血脈相融的敘事情感,其小說“是與真實的農村生活最貼近、最沒有距離的”。由此,賀享雍的創作形成了鮮明的個人化風格,體現在“時代三部曲”中,即用現實主義筆法對鄉村變革進行本真化書寫,在反映時代主題的同時,力求逼真呈現新時代語境中鄉村社會樸實、自然的原生風貌,并站在開放包容的敘事立場上重塑土地倫理和鄉村情理的價值。因此,“時代三部曲”的鄉村變革敘事不僅充滿了真實、豐富、鮮活的現實生活內涵,而且具有政治的高度、思想的深度和人文的溫度,從而真實、立體地構建起新時代中國鄉土社會的文學形象。
鄉村自然風景也是建構鄉村形象的重要元素。在賀享雍看來:“其實村莊除人以外，房屋、花草、樹木、河流、田野、農具、牲畜等物以及各種自然景象也是其一分子，它們和人一道共同構成的關系和發出的聲音，組成了村莊斑駁的色彩和嘈雜的喧嘩，從而讓一個村莊活了起來，豐盈了起來。”因此，在“時代三部曲”中，鄉村的廣袤田野、花草樹木、四季風光等都是必不可缺的敘事構成要素和獨特的美學存在，是鄉村變革敘事美學魅力的重要源泉。賀享雍在文本中經常用豐富生動、無比感性的細節，描繪如詩如畫、動靜交織的鄉村自然風光。《土地之子》中有幾處對于賀家灣春日景象的描寫，凝結著作家長年累月的細致觀察和深刻體驗，生動詮釋了何為田園詩意:“連續兩天的寒風，竟然將村里山坡上、地坎邊的油桐樹給吹開了喇叭似的紫色花朵，密密匝匝地掛滿了枝頭，滿村子飄散著一股濃郁的讓人迷醉的芳香。”“昨晚上下了一場春雨，細如發絲，卻又一絲一絲清晰可辨，淅淅瀝瀝，不絕如縷。……再看看路邊的油桐樹，樹枝上最后幾朵紫色喇叭花被昨晚那如絲一樣的細雨給打落在地上了，從油桐樹上長出的嫩葉帶點兒淺紅的顏色，十分鮮艷，又像是另一種花朵。地上細密的野草在漸漸滋長，遠遠看去，大地不是變綠而是變青了。”《村暖花開》這樣描寫鄉村的秋日風景:“天上明凈無云，像是洗過一般。太陽雖仍將大地照得明晃晃的，陽光沐浴在人身上，卻絲綢般柔和溫暖。樹上的葉子也還透著濃綠的色調，像是還沉浸在夏日的夢中。鳥兒們忙碌而快活地歌唱著，聲音婉轉而悠揚。溝渠畔和村民房前屋后以及樹林中的野菊花，開始性急地長出淡黃色的花托，準備競相綻放。”在這種細致的描述中，鄉村的天空、陽光、草木、鳥獸，都展示出鮮活靈動的生命質感，并作為一種迥異于城鎮景觀的、樸素自然的存在呈現出獨特的美的情致與內涵。這就讓“時代三部曲”塑造的鄉村形象更為具體生動，也增強了小說的鄉土韻味。
在整體上，“時代三部曲”精細描摹的鄉村景象賦予鄉村變革敘事厚實的現實生活底蘊、鮮明的鄉土品格和濃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再次證明了日常寫實主義的恒久魅力。這或許也是賀享雍在當下中國鄉土敘事中的獨特之處。他將鄉村的時代巨變與恒久日常完美融合在敘事中，通過這樣的敘事方式穩固了鄉土敘事的鄉土性特質。
方言土語的精當運用
語言是存在的家園。要描寫鄉村社會的生活，講述鄉土民間的故事，方言土語和日常口語無疑最為貼切傳神。“地方方言作為一種地域化的交流工具，不僅凝結著地域的文化風情，同時也可以顯露出當地人所特有的性格氣質，在文學作品中適量融入有助于展現為當地所獨具的情感內涵、思維方式以及文化心理。”相較之下，文雅精致的知識分子話語和標準化的書面語言都無法準確、生動、逼真地描摹鄉村生活和鄉村人物。
賀享雍有著高度的語言自覺。他嫻熟自如又極其恰當地將川東地區鄉村社會的方言土語和日常口語融入“時代三部曲”的人物對話和敘事語言，寫人、狀物、敘事都極為自然、妥帖和生動，達到了語言與其表述對象的和諧統一，活畫出鄉村生活和人物的本原風貌。
首先，生活化、口語化的小說語言賦予“時代三部曲”濃郁的鄉土生活氣息和鮮明的地域文化色彩。《燕燕于飛》中寫鴨子:“須臾間，從小路下面冒出一群搖搖擺擺的扁嘴毛貨來”，可謂惟妙惟肖。賀端陽夸獎喬燕講話水平高:“沒想到你才是烏龜有肉在肚子里。”短短幾句話，便把事情弄清楚了，比喻極為貼切。《春暖花開》中，喬燕去看賀世富老漢，見面時說自己什么都沒帶，“只帶了兩掛生姜”，意思是“空著兩只手”，這個比喻是賀家灣人常用的，形象、傳神地凸顯了川東農民幽默風趣的地域文化性格。《燕燕于飛》中，吳芙蓉形容自己孤兒寡母的生存狀態是“墻上掛團魚—四腳無靠”，賀端陽批評吳芙蓉無理取鬧，說她是“秤砣掉進雞窩里—故意搗蛋”“冬瓜藤爬到葫蘆架上—胡攪蠻纏”。這些來自川東鄉間的歇后語既樸實又形象，極為生動地描摹出人物的情態，取得了書面語言難以企及的精妙傳神效果。
其次，“時代三部曲”中，農民的語言都是地道的方言土語，高度貼合其文化身份。并且，小說在自如運用方言時做到了“人物性格與其個性化語言的統一，以至渾一。什么人說什么話”。作家經常通過方言土語活靈活現地刻畫出人物的鮮明個性。賀端陽得知喬燕在爺爺剛剛去世的情況下依然堅持駐村工作，馬上大聲叫嚷起來，并承諾一定辦妥村民土地流轉的事情:“我要辦不好，見一個賀家灣人就磕一個頭。”這既符合他作為村支書的職責，也顯現出他通情達理、重情重義、一諾千金的性格。而吳芙蓉知道自己家沒有被評定為貧困戶時，呼天搶地地大叫:“天啦，這是一籠雞啄我一個人，欺負我孤兒寡母，叫我怎么活呀。”這樣的語言非常貼合吳芙蓉的農村婦女身份，也極為生動形象地表現了她的潑辣性格和悲憤心情。
最后，使用日常口語宣講國家政策。對文化程度不高的農民宣講國家政策精神，若使用規范的政治詞匯，可能會與他們產生隔膜，未必能夠收到良好的宣傳效果。如果結合生活常理，用日常口語進行表述，就能達到通俗易懂的實效，如:“真是貧困戶，大家都幫助。想當貧困戶，肯定沒出路。爭當貧困戶，永遠難致富。搶當貧困戶，嚇跑兒媳婦。怕當貧困戶，小康邁大步。拒當貧困戶，榮宗展傲骨。”
賀享雍雖然重視方言土語和日常口語的運用，但并不是毫無保留地原樣照搬，而是根據敘事和表達的需要去粗存精，進行了必要的選擇、提升，剔除了其中可能會造成閱讀障礙的成分和粗鄙成分，保留了其中原汁原味的精粹，使之通俗而不鄙俗。同時，他對方言土語的使用既精當又非常有節制，絕不在文本中隨意堆砌。這些都為當代鄉土小說的話語表達提供了范本。
開放多元的價值取向
從20世紀以來的文學史來看，中國鄉土文學常常在傳統與現代、先進與落后、新與舊、城與鄉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框架中展開敘事，啟蒙、政治、鄉土民間三種敘事立場必擇其一。
賀享雍不是鄉村社會的外來者，而是鄉村社會的一員。他對鄉村社會和農民的認知、理解與情感是從其鄉村生活經歷中生發和提取出來的，這就使他能夠超越以往鄉土小說單一的敘事視角和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式，以更具有超越性、開放性和包容性的立場來書寫新時代的鄉村振興實踐。因此，“時代三部曲”的敘事中交織著國家政治、鄉土民間與文化啟蒙等多重維度的辯證思考。這種復雜多元的價值立場讓“時代三部曲”的鄉村變革敘事具有了多重意義指向和獨特深刻的思想文化意蘊，也更具有現實主義力度與深度。
農民與土地倫理關系的重建
在中國傳統鄉村社會，土地對于農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土地是農民最重要的生存資源，或者說是農民生存的根本，承載著農民的生活希望與人生夢想。土地決定著農民的生存方式，塑造著農民的文化心理、價值觀念、精神氣質甚至思維方式。因此，中國農民對于土地充滿了無比深厚的感情。正因為如此，農民對土地深沉的熱愛與依戀就形成了20世紀中國鄉土敘事中非常重要的土地倫理敘事模式。
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21世紀以來，城市化和商業化浪潮改變了農民的生存方式及其原本穩定的身份認同。大量農民離開土地奔赴城市尋找新的生存可能性，土地與農民的關系、農民對土地的態度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關于農民主動疏離土地甚至逃離土地，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鄉土文學中僅僅有零星書寫，在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21世紀鄉土文學中卻寫得比較普遍。在21世紀不少鄉土小說中，在土地流轉的背景下，土地對于很多農民來說不再是生存的根本依靠，他們對土地再也沒有《創業史》中梁三老漢那種純粹深切的熱愛與近乎執拗的眷戀。對于農民來說，土地不過是他們在城市奮斗無果后的無奈退路，是一個與市場價值、金錢收益緊密相連的資本符號。
賀享雍曾經當過農民與農村基層干部，對土地問題體會深刻，因而在作品中對土地與農民的關系進行過認真深入的思考。在他的“鄉村志”系列小說中，土地書寫幾乎無處不在，土地是不曾缺席的敘事元素。到了“時代三部曲”，在鄉村振興的時代背景下，賀享雍從三重維度表達對土地與人關系的思考，著力重建土地倫理。
首先，通過第一書記與上級領導鄉村建設理念的分歧，從農民的根本利益和鄉村發展出發深入思考土地與人的倫理關系。在“時代三部曲”中，鎮、縣領導作為地方層面土地流轉方式的設計者，力主以大資本下鄉的方式實現土地的規模化流轉。這種鄉村建設理念與資本邏輯密切關聯，注重農業發展的速度和立竿見影的績效，忽視農民與土地之間的本質性關系以及農民的根本利益。喬燕則站在維護農民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立場上，科學分析大資本下鄉土地流轉模式的利弊，反對將土地資本化、市場化，主張農民回歸土地，恢復土地對于農民生存的價值與意義。“時代三部曲”在這兩種土地觀念的矛盾沖突之中無疑是傾向后者的。
其次，通過返鄉農民的創業致富故事重建農民對土地的依存關系。無論是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在文學作品中，由于各種原因，并不是所有農民都可以在城市安居樂業。對于無法在城市實現安居樂業夢想的農民們來說，返鄉創業是他們的理性選擇。這一選擇客觀上也符合鄉村振興的需要。《土地之子》通過講述返鄉農民立足土地創業致富的故事恢復了土地在新時代鄉村的本體地位，重建了土地生存倫理。在小說中，賀忠遠、賀興林、賀小川、賀小瓊、賀小琴、劉勇等賀家灣村民重返鄉村，再次將生存的根基牢牢扎在了土地上，將致富的希望深深種植在土地里，土地再次成為農民賴以生存和致富的根本性物質基礎。
《土地之子》雖然贊同一些農民回歸土地，但是并不認同傳統的農耕方式，而是在敘事中以發展現代農業、特色農業的理念豐富了傳統土地倫理的內涵。在小說中，賀小川、劉勇這些返鄉農民雖然回歸土地、恢復了土地的生產功能，卻沒有回歸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賀小川使用起壟機、插秧機等現代化機械來耕種土地，再次激發了土地的蓬勃生機與活力，重現了鄉村土地上生氣勃勃、熱鬧紅火、飽含希望的勞動場景。不僅如此，這些返鄉農民還通過發展小規模特色種植，如無公害蔬菜、菌菇種植，實現了土地種植的產業化、特色化和專業化，提高了土地的生產效益和經濟價值，他們在土地上的辛勤勞作最終換來了豐厚的回報。農民與土地再次建立起唇齒相依的親密關系，土地再次成為農民生存的根本和牢靠的民生財產。
最后，通過老農民對土地的堅守闡釋農民與土地的血肉相融關系。在“時代三部曲”中，留守賀家灣的農民特別是老農民，始終堅持樸素的農本思想，堅守著對土地的深厚情感和春種秋收的傳統鄉村生存方式。他們熱愛土地、珍惜土地的價值，所以賀家灣的絕大部分土地并沒有拋荒。賀世富老漢這樣的種田能手年輕時就喜歡鉆研農業生產技術，到了老年仍然注重改進耕種方法，提高土地產出。這些老農民和土地互相依存，密不可分。土地是老農民們生于斯長于斯也終老于斯的家園，土地決定著他們的生存方式、生活態度、價值觀念和社會關系，而土地也正是由于他們的堅守才一直保持著生產的活力。
鄉村傳統情理當代價值的體認
在現代化進程中，鄉村傳統的人情事理是否具有當代價值，是值得深入思考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在20世紀文學史上，啟蒙立場的鄉土文學往往以現代文明作為參照，將傳統情理視為封建落后的因素和鄉村現代化的阻力進行深刻省思和嚴厲批判。賀享雍的看法則與精英知識分子的啟蒙視角有所不同，他說:“換個角度看鄉村，也許過去被我們否定的或被視為落后的東西，或者會變成我們這個民族的稀有資源。”
在“時代三部曲”中，賀享雍就堅持從鄉土民間的立場，也即從“鄉村內在視點”深入挖掘和清楚揭示鄉土社會傳統人情事理在新時代存續的歷史合理性及其在維護鄉村社會生活秩序方面的積極意義，提供了對鄉村人情事理傳統的反啟蒙觀照視角。這樣，賀享雍就把傳統鄉村的人情事理從啟蒙文學的批判話語里解放出來，轉化提升為一個鄉村傳統情理參與現代鄉村社會治理和建設的新故事。或者說，賀享雍在“時代三部曲”中是從新的視角看待鄉村的人情事理傳統，深入發掘其服務基層治理的有益價值，是對原有啟蒙話語的糾正和創新，開啟了一種新的啟蒙維度。
鄉土中國是熟人社會，也是人情社會。在中國鄉村，人情起著調適人際關系、維護社會生活秩序、保證鄉村正常運轉的重要作用。對于鄉間百姓，動之以情是解決問題的有效方式。“時代三部曲”中的第一書記們作為鄉土社會的外來者、國家政策的執行者、象征現代文明的知識分子，沒有站在居高臨下的啟蒙角度和政治立場去批判和改造鄉間人情禮法，而是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自覺尊重、遵循民間樸素的人情傳統，釋放和激活了人情傳統的積極作用，讓鄉村人情轉化為落實國家鄉村振興戰略、推動鄉村發展的內在動力。她們通過和當地百姓拉家常了解民生;尊重老百姓以請吃飯表達情意的方式，接受他們的盛情邀請，去吃殺年豬菜、“喝湯”“喝開水”，拉近了和農民的距離。正是由于尊重鄉村的人情傳統，這些外來的第一書記才迅速與當地農民打成一片，贏得了民心，真正融入了鄉土社會。
在“時代三部曲”中，鄉土社會的人情傳統還轉化為第一書記們化解村民矛盾、解決繁難問題的制勝法寶。周小莉熱心幫助堅決不肯流轉土地的老人解決現實難題，替他銷售土雞和土雞蛋，老人深受感動，同意把土地流轉出去。小說借這個故事表達了一個樸素的道理，那就是在解決鄉村社會的問題時，以情感人、以情動人遠比尖銳的批評、強烈的指責和堂皇的說服教育有效。在《村暖花開》中，吳芙蓉與賀勤重續前緣的故事則充分說明了傳統人情法則在新時代鄉土社會的有效性與存續的合理性。吳芙蓉要改嫁賀勤，遭到了公婆的強烈阻撓，阻撓的原因是難以割舍與孫女的血緣親情，也擔心自己老無所養。這是人之常情。喬燕在深諳鄉土人情的爺爺的啟發之下，依照賀家灣的習俗和鄉土社會的情理，讓賀勤倒插門給吳芙蓉公婆當“陪兒”，承擔贍養責任，合情合理、圓滿周到地解決了問題。此外，村民們幫助賀興義夫婦等眾多關于人情的鄉土故事，都深刻揭示了鄉土社會傳統人情事理的當代價值:它是構建新時代和諧鄉土社會的重要資源，促成了“村暖花開”的鄉村溫情圖景，有力地推動了鄉村振興的進程。
中國的鄉村社會在漫長的歷史中形成了獨特的社會秩序維護機制，即依靠傳統倫理道德約束的機制。相對于現代法治，這是鄉村內在的自我約束機制。賀享雍依然從鄉土民間的視點展示傳統倫理道德約束在當下鄉村社會的效用。在《村暖花開》中，賀勤倒插門給賀世通、建瓊奶奶做陪兒并承諾給他們養老送終，賀老三認為不需要寫協議、辦公證，只要吳芙蓉、賀勤當著灣里人的面給兩位老人磕頭叫爹媽即可。相對于法律，老百姓更認可人倫和鄉村輿論的約束。喬燕敢于把賀家灣二十多戶村民的戶戶通公路工程交給賀端陽，正是因為他和這些村民都是一個灣的人，路修不好會承受巨大的輿論壓力。在賀享雍筆下，傳統鄉土社會的倫理道德能夠有效維護鄉村生活的日常秩序，因而具有存在的合理性。這就超越了純粹、激進的啟蒙立場，讓小說的價值話語更富有包容性。
將“時代三部曲”放在中國當代鄉土敘事的歷史中進行考察，其個性化敘事的價值和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它將重大政治主題與以往揭示現實問題的敘事范式、日常現實主義敘事深度融合，提升、深化了鄉村現實主義文學“寫真實”的敘事倫理，在描寫新時代鄉村變革和鄉村生活的豐富度、深刻度、精準度等方面抵達了新的境界。其對鄉村生活和自然景觀的描寫、對方言口語的嫻熟運用則彰顯了濃厚的鄉土氣息和鮮明的地域特色。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時代三部曲”是真正回歸鄉村的鄉土小說。同時，國家政治、文化啟蒙、鄉土民間的多元化敘事立場，讓作家對土地倫理和鄉村情理價值的理解與表達更具包容性。這些對于當下中國的鄉村敘事都具有重要的啟示價值和示范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