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18年04月13日
該作品繼承了元朝時期盛行的 “尼瓦爾唐卡畫風”之經典構圖，并在此基礎上有所調整。“尼瓦爾”畫風也稱作“噶當巴”唐卡畫風，也有專家認為其后期本土化后，應稱作“希吳岡畫風”。這種畫風由尼泊爾畫家阿尼哥等帶入西藏，并在當時深受薩迦派重用。八思巴把阿尼哥帶到帶到了元大都（北京），并積極影響了此后漢地佛教寺塔、繪畫及雕塑等。
■劉忠俊 文/圖
工筆畫作品《大元帝師八思巴》是我在2012年創作的，該作品表現了歷史上西藏高僧八思巴的英偉形象和他的傳奇經歷。作品畫心寬約105厘米，高約152厘米，八尺云龍紙裁小使用。材料包括：礦物顏料、植物顏料、水彩顏料和丙烯顏料等。賦色方面使用礦物顏料在生紙上皴擦出滄桑的斑駁美感。用深淺冷暖來讓八思巴坐像和“六盤山相聚”在畫面上顯現出來，而其他內容則逐漸隱藏于漫漶的背景里面。畫面正中身著華美僧衣者就是薩迦五祖之八思巴，他有著昆氏家族的尊貴容貌、有著薩迦法王教主的莊嚴神態；他雙手結轉法輪印于胸前，跏趺坐于金剛法座之上，法臺正中的海螺正是薩迦派圣物。昆氏家族世代以“三怙主”（文殊菩薩、觀音菩薩和金剛手菩薩）化身而傳承教法至今，故教派寺院圍墻涂有象征“三怙主”的紅、白、藍三色，故又稱“花教”；所以在畫面頂上主尊的位置分別是觀音、文殊、金剛手三位菩薩。
從“三怙主”往兩邊發展，分別是早期“薩迦五祖”中的前“四祖”：初祖貢噶寧布(1092--1158年)；二祖索南孜摩(1142--1182年)，三祖扎巴堅贊(1147--1216年)，四祖貢噶堅贊(1180--1251年)，即“薩迦班智達”。而薩迦第五祖就是畫面正中的八思巴(1235--1280年)。根據藏文史料，薩迦五祖中的前三祖稱為“白衣三祖”，因為他們都沒有正式出家受比丘戒，而是身著俗衣以居士身份自居；后二祖稱為“紅衣二祖”，因為他倆正式出家為僧，受過比丘戒，身著紅色袈裟。1253年夏天，忽必烈的軍隊到達六盤山一帶，請八思巴到軍營一敘，雖然有的史書記載之前八思巴就與忽必烈見過面，但這次是八思巴第一次以薩迦教主身份正式會見忽必烈。畫面的下方表現的就是“六盤山相會”的歷史場景。畫面右邊是八思巴一行列隊迎接的場面。中間著紅色吐蕃服裝者即是八思巴，他手捧哈達、神情莊嚴的給忽必烈獻上哈達，紅色吐蕃衣服暗示他當時還未受比丘戒的“紅衣”身份；在他身后哈達搭肩、雙手合十者為其弟恰那多吉，藏青色衣服暗示他的俗人身份；隊列后面是兩位服侍教主的僧侶，他們頭戴吐蕃氈帽、牽馬負笈等候在一旁。左邊是蒙古王族的儀仗隊列，為首便是身著白色裘衣的忽必烈。其后是三個侍女簇擁著的察必王妃，第一位侍女扶著代表皇族的華蓋，而淡青色華蓋說明：忽必烈當時尚未繼承蒙古大汗位。察必王妃和侍女皆穿著紅色的蒙古弘吉剌部落服裝，所不同的是王妃服飾比侍女服飾更顯尊貴和優雅；隊伍的最后是一位穿著青衣、佩戴短刀的蒙古侍衛。整個蒙古王族隊列面對將來的帝師八思巴，大家都謙遜、虔誠、靜穆地雙手合十致意。忽必烈、察必王妃以及八思巴的形象是根據古代繪畫作品和文字描述而創作的，服飾、用具、民風民俗也都經過仔細的研究考證。畫面兩邊是用“八思巴文”的字母組成的紀念柱，彰顯八思巴創立“蒙古新字”的功勛。受忽必烈指派，八思巴借鑒藏文拼讀方式創制出由41個字母構成的一種新文字，其語音拼讀均按蒙語，又稱“八思巴蒙文”。八思巴向忽必烈呈獻蒙古新字后，忽必烈極為高興，并於1268年下詔，凡是詔書及各地方公文等均必須使用蒙古新字，在全國范圍內推行這種新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