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臺規范性文件、制定考核評估標準、定期組織暗訪、碰硬約談排序靠后市州領導……
觀潮
近日，成都市雙流區人民法院公開審理了王某狀告新都區市場監督管理局行政行為違法一案。王某沒有想到，新都區市場監督管理局是由“一把手”出庭應訴。
打破百姓“告官不見官”的困局，今年7月，新都區委、區政府舉辦了行政應訴工作專題培訓會，把領導干部依法履行出庭應訴職責推向實處。
新都區的做法，是四川省狠抓領導干部出庭應訴的一個縮影，也是四川省抓住“關鍵少數”，帶動全省領導干部法治意識整體提升的寫照。
在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過程中，特別是在全國率先出臺《關于抓住領導干部“關鍵少數”全面深入推進依法治省工作落實的意見》實施一年間，四川始終堅持“領導抓”“抓領導”并舉的工作思路，“關鍵少數”正成為引領“廣大多數”的重要力量。著名法學家、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張文顯稱贊：四川頂層謀劃、系統抓好“關鍵少數”的法治實踐走在了全國前列。
■鐘振宇 張立東
咋抓“牛鼻子”
抓住“關鍵少數”就抓住了推進法治建設的“牛鼻子”
夏日的遂寧市射洪縣，驕陽似火、熱浪逼人。沱牌鎮黨委政府辦公樓內，出現了幾位臉頰淌著汗水的“不速之客”。
“我們是省依法治省暗訪組成員，這次是按照剛剛出臺的依法治省《暗訪工作規則》開展工作。”開門見山亮明身份表明來意，暗訪組向鎮黨委書記張志強調，不聽匯報，只請配合回答有關問題。
類似的鏡頭，今年4月底至7月底，頻現全省11個市(州)23個縣(市、區)的115個點位。由依法治省辦與牽頭責任單位組織的9個批次暗訪組，深入細致暗訪，指出突出問題，提出整改建議。川北某市，在暗訪情況反饋后第二天，就調整了依法治市辦主任。
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就是抓住了推進法治建設的“牛鼻子”。這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來，四川省委一以貫之的判斷和舉措。
去年7月，我省出臺《關于抓住領導干部“關鍵少數”全面深入推進依法治省工作落實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這是全國第一個抓領導干部“關鍵少數”、推動法治建設向縱深發展的文件。《意見》涵蓋落實領導干部法治責任、突出領導干部法治示范、樹立領導干部法治思維、強化領導干部法治實踐和加強領導干部法治保障等五部分內容，抓“關鍵少數”和第一責任人的舉措更具針對性。
邀請司法廳廳長陳明國講解律師制度與《律師法》、西南財大法學院院長助理曾耀林講解PPP模式下政府的法律風險……在每次討論議題之前學法，成為省政府常務會議的必修課。
走進成都市委組織部，一份份鮮紅的領導干部法治檔案映入眼簾。成都、德陽、南充等地落實《意見》精神，創造實施“法治檔案”，將學法用法情況一一記錄在案，作為領導干部業績評定的重要內容和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據。
宜賓等地突出抓“關鍵少數”全覆蓋，拉出年計劃表、月進度表，用加減分、月月清、累積積分、績效掛鉤等方式鼓勵領導干部探索創新，把法治思維融入干事創業中去。
“有無重大決策違法”“有無冤假錯案發生”……我省用考核“指揮棒”推動領導干部帶頭履行法治責任：與《意見》相配套，依法治省指標體系、評價標準和評估辦法為“關鍵少數”量身定制考核“硬杠杠”;全省范圍通報依法治省工作考核情況，碰硬約談2015年度排序靠后的三個市(州)依法治市(州)辦負責人。
接受約談后，川北某市召開三次全市性會議推動法治工作落地;川南某市從提升緊迫感、節奏感、存在感、獲得感“四感”入手抓奮起直追，補齊“關鍵少數”法治短板;某民族自治州隨即調整了分管領導，并嚴肅約談8個單位、立下整改“軍令狀”。
怎做“加減法”
權力做“減法”，服務做“加法”領導干部遇事先問法漸成習慣
受益于“先照后證”審批流程的改革，開業不到半年，瀘州好孝心社會看護有限公司就快收回成本了。該公司員工曾雪琴感嘆：“去年12月，公司一創辦就先領了營業執照，然后再去辦理其他證照。不然至少耽擱1個多月才能開業。”
權力做“減法”、服務做“加法”、經濟做“乘法”，這是四川省法治政府建設的基本思路，也是壓縮領導干部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空間的有效手段。
據省政管辦統計，目前，四川省本級保留的行政許可事項已從過去的800多項減少到280項，成為全國保留省本級行政許可事項最少的省份之一。與此同時，省工商局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省新登記各類市場主體35.91萬戶，同比增長16%，高于全國增速2.8個百分點。
如今在四川，領導干部遇事先問法已經漸成習慣。越來越多的行政部門建立完善了重大決策法律咨詢、合法性審核、決策失誤責任追究糾錯機制和法律顧問制度。目前，全省有3000余名律師在2700多個部門擔任法律顧問。
現在，法制辦成為最“熱”的政府部門之一。省法制辦負責人說，沒有法制辦《合法性審查意見書》的簽字，規范性文件就過不了關。
以深化法治實踐為載體，我省大力推動領導干部帶頭捍衛和執行憲法法律，以實際行動做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來看兩組數據：
2015年，新的《行政訴訟法》開始實施。當年，全省法院受理以省政府為被告的行政訴訟案件共計132件，而在2013年和2014年，這一數字為“零”。
2015年，全省法院受理一審行政案件10929件，同比上升82.09%，創下歷年最高。與此同時，“告官不見官”的問題得到很大改觀。
今年8月1日，《四川省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實施辦法》正式印發。針對利用職權或者職務影響，妨礙、阻撓對案件調查處理等六種行為“劃紅線”，都屬于違法干預司法活動。
如今，能不能遵守法律、能不能依法辦事、能不能用法治思維推進工作，已成為四川考察“關鍵少數”的重要內容。2015年，全省提拔的廳級干部中，具有法律專業背景或法治實踐經驗的占31.9%。
何為“落腳點”
以上率下、以下促上用“關鍵少數”引導“廣大多數”
去年9月，江安縣麻衣村159套安居房竣工，但如何分配一時成為難題。最后，在鎮黨委和村法治委員的具體指導下，村里多次召開村民代表會議、全體村民會議民主協商，確定了“一次抓鬮選號、二次抓鬮選房”的選分房方案。分完房，群眾心服口服，沒有一起矛盾糾紛發生。
如今，有事“上會”討論，不僅是當地黨政領導干部的共識，也逐步成為基層組織和廣大群眾的思維定式。省依法治省辦負責人認為，“抓好‘關鍵少數’的落腳點，就在于引導‘廣大多數’，進而形成以上率下、以下促上的法治建設生動局面。”
遭遇蘆山強烈地震后，雅安市把一些基層創造、基層驗證的“土辦法”在重建中加以制度化并廣泛推行。在重建新村聚居點建設管理中，充分尊重群眾意愿，推行“自建委”“自管委”災后重建新村治理機制就是典型一例。
房子如何建、建材如何選、施工單位怎么確定?群眾說了算。災后農房重建中，雅安市232個新村聚居點均建立起“自建委員會”，帶動雅安全市農房維修加固完工率達100%，農房重建完工率100%。
以“法律七進”為載體，全省孕育出了一大批由退休干部、骨干農民、村組干部等組成的基層“法律明白人”，這些“土專家”總數達48萬余人。在資陽市樂至縣，孔雀鄉村民唐朝銀經常向“法律明白人”秦祖方咨詢土地承包方面的法律知識。“有法可以走遍天下，遇到糾紛也硬氣。”唐朝銀說。
廣大社會組織也積極投身法治四川建設。四川同心·律師服務團、注冊會計師服務團、注冊稅務師服務團深入民族地區和貧困地區，在群眾、企業、商戶中開展法治宣傳，推動營造自覺守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的社會氛圍。“‘關鍵少數’的思維變了，律師的執業環境自然得到很大改觀，我們也有更多精力開展社會服務。”作為我省首批“同心律師服務團”志愿者團隊，住川全國政協委員、國浩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施杰和他的律師團隊幫助甘孜州得榮縣培育出了第一位執業律師。
如今，從城市到鄉村，從機關到社區，法治思維正在融入到治蜀興川的每一次脈搏跳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