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 2017年08月14日
■新華社記者
2017年6月，瑞士日內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35次會議上，中國代表莊嚴登上發言席，代表全球140多個國家，就共同努力消除貧困發表聯合聲明。
這是全球與貧困斗爭的歷史上，中國人刻下的一座里程碑。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前署長海倫·克拉克說：“中國最貧困人口的脫貧規模舉世矚目，速度之快絕無僅有！”
久困于窮，冀以小康。這是中華民族千年追求的夢想；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初心不改、前赴后繼的百年拼搏；
這是黨帶領人民用短短30多年讓7億多人脫貧，并將在未來3年讓4000多萬群眾走出絕對貧困的偉大決戰。
“我們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標、苦干實干，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確保到2020年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一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
未來1000余日，決戰進入倒計時。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以非凡的意志和智慧，鐫刻出中國反貧困斗爭偉大決戰的時代畫卷。
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只要還有一家一戶乃至一個人沒有解決基本生活問題，就不能安之若素
山西呂梁，中國最貧瘠的土地之一。這里山大溝深，十年九旱，13個縣（區、市）中還有10個尚未脫貧。
上世紀30年代，中國共產黨晉綏抗日根據地在此創立。
穿越時空80載，幾位當年參加對敵斗爭的老戰士清晰見證，從反侵略、大生產、鬧土改，到如今的脫貧攻堅，黨帶領人民謀幸福的腳步從未停歇。
2017年6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風塵仆仆來到他們中間。此時，中國反貧困斗爭決戰鏖戰正酣，脫貧攻堅進入重點解決深度貧困問題的階段。
呂梁之行，習近平總書記完成了一個心愿——走遍全國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
在這里，他發出堅強有力的動員令——“攻克深度貧困堡壘，是打贏脫貧攻堅戰必須完成的任務，全黨同志務必共同努力。”
在中華民族近代史上，貧困如影隨形：多災多難、餓殍遍地的記錄不勝枚舉。尤其是西方列強的欺辱、難以計數的賠款，讓中國戴上更為沉重的苦難枷鎖。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與追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相伴，擺脫貧困落后，成為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銘記于心的使命、扛在肩頭的責任。
從土地革命、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中國共產黨不僅歷史性鏟除了導致中國積貧積弱的制度根源，更不斷創新思想和方略，帶領中華民族向著千年小康夢想奮勇進發。
不忘初心，風雨兼程。近百年的歷史坐標下，中國反貧困斗爭使人民生活天翻地覆。
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歷史的接力棒傳遞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手中。此時，中國反貧困斗爭進入新的階段。
國際經驗表明，當一國貧困人口數占總人口的10％以下時，減貧就進入“最艱難階段”。2012年，中國這一比例為10．2％。
非常之階段，需要非常之謀劃、非常之舉措。4年多來，習近平總書記花精力最多的是扶貧工作，去得最多的是貧困地區，牽掛最多的是貧困群眾，在脫貧攻堅中，他親自掛帥、親自出征、親自督戰。
4年多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脫貧攻堅擺到治國理政突出位置，提出精準扶貧方略，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向著最后的貧困堡壘發起總攻。
最嘹亮的號角吹響，最艱難的沖鋒開始。
江西井岡山，茅坪鄉神山村，村干部制作好脫貧攻堅作戰圖，牢牢釘在墻上。
貴州烏蒙山，迤那鎮五星村，扶貧工作隊完成一筆一畫繪制的扶貧作戰圖，小心揣進懷中。
相隔千里，兩份作戰圖上，描繪的是不同的山川與村莊，勾畫的卻是一個個同樣醒目的紅色標注：那里代表貧困。
一張巨大的決戰圖，已迅速在中國大地鋪開——
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12.8萬個貧困村，這是跨越中國中西部廣闊版圖的主戰場；
“五級書記抓扶貧”，層層立下軍令狀、責任書，這是指揮高度統一的大會戰；
19.5萬名第一書記駐村，77.5萬名干部幫扶，這是不拔窮根絕不撤退的突擊隊；
……中國共產黨執政體系上的各層“鏈條”全面轉動。
每年脫貧約1000萬人，意味著每月脫貧要達到近100萬人，每分鐘脫貧約20人，這是一場進入讀秒時間的決戰。
貧有百樣，困有千種。只有真正了解有著廣闊疆域、苦難歷史的中國，才能真正讀懂中國反貧困斗爭的艱巨。
一些貧困村、貧困戶連找到都很困難——
貴州武陵山區腹地，一口刀村，村民田桂花家。
遠遠望去，仿佛掛在尖刀的刀背上。舉目皆是山，遍地都是石。即使是巴掌大的石縫間，也被栽下一棵玉米苗。家門口的1．5畝水田，是田桂花所在高毛組唯一一塊水田，34戶村民輪流耕種。
石頭縫里求生存。村民們世代辛勞，世代貧苦。
一些貧困千年未解甚至被認為無解——
甘肅定西，千溝萬壑，旱渴荒涼。“隴中苦瘠甲天下”，100多年前，清朝陜甘總督左宗棠的那聲嘆息至今仍回蕩在歷史的長空。40多年前，聯合國專家來此考察，給出的仍是絕望的評價：“這里不具備人類生存條件”。
相比于自然條件，另一種貧困則集中于最難改變的思想觀念領域——
云南滇西邊陲山區，苦聰人寨子。上世紀50年代，解放軍從原始森林中找到這個拉祜族支系時，苦聰人一下子從刀耕火種、衣不遮體的原始社會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千年一瞬的巨變下，苦聰人轉變觀念仍在路上。
直到2014年，這里沒人好好讀過書，絕大多數不會說漢語，全村6歲至14歲的26個兒童全部失學。
“讓娃讀書吧！”幫扶干部黃素媛挨家挨戶動員。
“娃還要砍草喂豬哩。”村民們難為所動。
黃素媛給村民們送來一臺臺34英寸彩電，條件是收了電視的家長得讓孩子去上學。
終于，村里開始有了第一批學生，老師從教他們洗臉、洗腳開始。孩子們一點點開始汲取知識，家長們也越來越主動送孩子上學……
從歷史中走來的決戰，唯有以創造歷史的堅毅才能攻堅，唯有以繼承歷史的奉獻乃至犧牲才能打贏。
柴生芳，甘肅定西臨洮縣原縣長。2014年8月15日，在連續工作超過17個小時后，45歲的他和衣睡在辦公室里，再也沒有醒來。身上的被子只蓋了一角，一旁的蘿卜只咬了一口。
這個戴著眼鏡、本可一路順風進高校、當教授的海歸博士，懷揣一顆赤子之心，最終選擇用生命為“苦瘠天下”的家鄉親人奔出一條脫貧之路。
在臨洮的3年里，柴生芳轉如陀螺：323個行政村他走遍281個，寫下29本工作日記；
偏遠貧困的茍家山村，到縣城來回需顛簸數小時，他去過11次；
臨洮縣貧困人口，從他來時的11萬人，減少為不到5萬人。
柴生芳走了。茍家山村村民從幾十公里外趕來，與萬人一同上街，為他送上最后一程。“縣長來我家11次，連一口水也沒喝過……”一位村民痛哭流涕。
李和林，四川南充市大林鎮李家壩村原村支書。查出胃癌晚期后，依然與死神競速般高強度工作，家里除了一臺21英寸的老式彩電，一貧如洗，英年52；
姜仕坤，貴州晴隆縣原縣委書記。從放牛娃成長起來，立下“只要縣里還有一個人沒有脫貧，我就不能休息”的誓言，但常年高負荷工作，卻最終讓這個硬漢倒下，年僅46；
蔣富安，四川美姑縣四峨吉村原第一書記，勞累猝死，告別26歲的青春。送別時，村民淚流滿面：“你不是說好今后有了娃，也要送到村里幼兒園么？”
……2013至2016年間，120多名共產黨員犧牲在反貧困斗爭的決戰場上，用生命與付出鋪就百姓致富路。
烏江滾滾，在武陵山中逶迤蜿蜒。峽谷間，一艘艘小船正浮于江面，逆流而上。在村支書的帶領下，一口刀村的村民們帶著被條、豬油、斗篷……徹底搬離這座困住他們的大山；
六盤山下，定西在這場艱苦的鏖戰中，“縣不漏鄉，鄉不漏村，村不漏戶，戶不漏人”，走出了一條造血式扶貧新路；
呂梁山深處，一座座新村迎來易地扶貧搬遷的新主人，告別深山溝的鄉親們帶著希望開始建設他們的新生活。
……
不屈于命運，不甘于貧困，竭盡拼勁、韌勁和闖勁，以偉大的決戰標注民族精神的新高度
有一種精神叫“不屈”，推開甘肅定西扶貧開發紀念館的大門，它撲面而來。
定西，年人均水資源量僅為全國三成。不毛的土山、漫天的黃土和山坡上踟躕的放羊人，是人們最深的記憶。風沙吹了一年又一年，吹出人們臉上的皺紋溝壑一樣深。
難道這里的土地只能生長貧窮？定西人不信！干旱缺水，定西人就發明“水窖抗旱法”，截至目前，定西已挖了30多萬眼水窖；降雨少，小麥不行，就摸索種土豆，成了全國土豆三大主產區之一；冰雹多，地上莊稼常遭災，就種根莖類藥材，發展成全國中藥材種植、加工和交易的重要基地。
有一種信念叫“不甘”，它鼓舞著人們鉚足一股勁改天換地。
貴州省織金縣核桃寨地處群山深處，無路，背簍伴隨這里每一個人生。
娃娃在背簍里長大，又繼續背著背簍起早摸黑在大山里討生活。一條布滿腳印的山中小道，當地人走起路來大都是身子向山壁一側傾斜，脊背微拱，一手扶著土石樹木，一手反背在后，托著背簍，抬頭望向前方——這個姿勢仿佛成了歷史的定格。
背簍太小，裝得下幾口人的生計，卻裝不下一家人的幸福。山里的好東西運不出去，山外的好日子也背不進來。村民好不容易喂大的豬，準備趕到山下賣個好價錢，常常還沒等趕出山，豬便累死在半路。老人對年輕人經常說的就是“有本事就出去別回來”。
村里出去的年輕人還是回來了。2011年春節，一個叫楊文學的青年揣著在貴陽用背簍掙下的13萬元，回來裝修新房。酒菜擺好，楊文學招呼大伙兒坐下來“擺龍門陣”：
“從小當‘背簍’，背了10多年，還是這么窮！”
“外面的路這么好，什么時候咱這也能有路？”
“難！怕是這輩子等不到了。”……你一言，我一語，幾杯米酒下肚，愁云籠罩心頭。
楊文學“騰”地站了起來：“不修房了，錢拿來修路，誰愿一起干？”
“干，再苦再難也要刨出一條路來！”飯桌上的人先是一愣，然后異口同聲。
無路難，開路更難。熱火朝天地干了兩個月，毛路還沒見影兒，沒錢了。寨子里22名年輕人湊在一起喝了頓酒，第二天背上背簍再次出發“闖貴陽”，發誓“背條大路回故鄉”。
楊文學們背簍籌錢時，“背簍哥修路”的故事在十里八鄉傳開來。人們被這些年輕人的夢想深深感動著：有捐錢的，有捐砂石的，寨子里越來越多在外地打工的人回來出工出力……
一千多個日夜，抹平了最后一塊水泥，一條緊貼懸崖、跨越河谷、穿寨入戶的兩公里連寨路竣工了。
一通百通，核桃寨的“小康路”越來越寬。通路兩年多來，寨子里蓋了30棟新房。當年當“背簍”的年輕人放下背簍回來搞起了養殖和特色種植，產業已成規模。
脫貧有多難，這片熱土上的人就有多拼。
楊文學們“背”出一條路的脫貧故事，在千里之外的定西、井岡山、秦巴山區，在全國每一個貧困角落上演著，一條條脫貧致富的新路正不斷在人們的腳下伸向遠方——
30多年前，定西頂著脫貧的巨大問號；30多年后，定西人把這個問號變成了巨大的驚嘆號：貧困人口由1982年的170萬人下降到2016年底的37萬人，貧困面從78％下降到14％，農民人均純收入從當初的105元提高到2016年的5854元。
90年前，井岡山的鄉親們手捧著分田地后收獲的玉米，唱著《十送紅軍》送親人；90年后，井岡山全市4000多貧困戶靠著自強不息的精神摘掉了貧困的帽子。
“快頂不住時，就躲在屋里哭一場，哭完后，繼續干活。”回憶起自己的脫貧路，井岡山荷花鄉高隴村49歲的村民梁清香感慨萬千。她身后，竹林掩映中的三層小樓格外引人注目。蓋起這房子，她用了12年。
丈夫截癱，公婆多病，兒女年幼，她從不叫一聲苦，從下地種田上山種樹，到養豬養牛，靠自己的雙手一點點改變著貧困的現狀……
每一個貧困戶，都有一個自己的戰場。“寧愿苦戰，不愿苦熬”。這是一幅寫在籬笆墻上的標語，字跡歪歪斜斜，卻振奮人心。
“為啥想到寫這幅標語？”“為栽花椒樹，去年我在山坡上砍荒，到處是荊棘，雙手流了很多血。但是，要想脫貧就不能當懶人。種花椒樹跟紅軍打仗一樣，剩我一個人也要打贏。所以我在墻壁上寫了這八個字。”四川省通江縣柳林村貧困戶李國芝說。
柳林村，位于秦巴山區深處的一座山頂上，山下是通江縣兩河口鄉。1932年，紅四方面軍挺進四川占領兩河口，邁出了創建川陜革命根據地的第一步。
“寧愿苦戰，不愿苦熬”。這是當年革命精神的繼承，是今天反貧困戰場上人民群眾的堅守。
改革是重錘。與貧困斗，唯改革者贏，唯改革者進
王洪梅，河南省滑縣大子廂后街村黨支部書記。
2016年12月12日，她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今天有點陰冷，人們仍然熱火朝天地在村里葡萄園干活，一座座現代化的葡萄大棚慢慢露出了雛形。這一切，都源于村里搞土地流轉……60歲的王長發土地流轉了，還長期在葡萄園打工，一年能掙近2萬元。村民高興，我心中也是美滋滋的。”
“土地流轉”，這一載入中國反貧困史冊的新詞匯，標刻出當代中國又一新的巨大變革。
這不由讓人們又想起了30多年前的那個冬夜——
安徽小崗村的一間舊屋內。35歲的嚴金昌和另外17戶村民以“托孤”的方式在白紙條上按出一片紅手印，把村里土地包產到了戶。第二年，嚴金昌等村民家的院子里第一次堆滿了糧食。
30多年后，嚴金昌又一次按下紅手印，將家中的10畝土地流轉出去。第二年，他家年收入第一次突破10萬元。
兩次紅手印，兩次巨變，印證了同一個歷史邏輯——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與貧困斗，唯改革者贏，唯改革者進。
從前不敢碰、不敢啃的“硬骨頭”被一一砸開，見證著改革的勇氣，推動著反貧困斗爭一步步走向勝利。
這是一場仍從土地入手的歷史性變革——
“土地流轉”，林權制度改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帶來了我國農村生產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呂勝勤老漢這樣講述土地流轉給自己生活帶來的變化：“我現在是到地里上班了。”他說，“干的活輕松，離家還近。”
呂勝勤是山東菏澤市孟莊村人，他去年把家里全部5畝多地流轉到牡丹專業合作社，開始收租金、給合作社當工人。
“5畝多地一年租金就是9000多元。”呂勝勤臉上一直掛著笑。
土地流轉喚醒了農村“沉睡的資本”。截至去年，全國農村土地流轉面積4．71億畝，超過耕地總面積35％。全國農戶家庭農場超過87萬家，依法登記的農民合作社超過188．8萬家。
從山下的土地延續到山上林地，與土地流轉“二重唱”的是林權改革。
上世紀80年代，由于一些歷史原因，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方式的農村土地改革，沒有延續到山上，山林一直屬于集體所有。
回憶起那段日子，福建省武平縣捷文村的村民李桂林感觸頗深：“全村164戶村民守著2．6萬畝林地，卻過著窮日子。”
2001年12月30日，李桂林領到了全國第一本新式林權證。轉過年來的初夏，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到武平調研，作出了“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那樣從山下轉向山上”的指示，林權改革在福建全面推開。2008年，這項改革在全國全面鋪開。
所有權明晰，激發了群眾的積極性，讓山定權，樹定根，人定心，林農走上了致富路。
這是一場涉及干部責任的制度性變革——
改革貧困縣考核機制，扶貧開發成為考核的主要內容，提高貧困人口生活水平、減少貧困人口數量、改善貧困地區生產生活條件成為考核的主要指標。
“在2016年扶貧開發工作成效考核中，我縣考核結果全省掛末。對此，縣委、縣政府集體深刻檢討，作為縣委書記和全縣脫貧攻堅第一責任人，我負主要責任。”
2017年5月，貴州省天柱縣委書記陸再義，在一次全省的大會上作出公開檢討。
看GDP，天柱并不差：在全省處中游，在所屬自治州處上游，但作為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因為貧困人口識別退出不精準，在這次全省脫貧攻堅綜合考評中排名墊底。
在大會上作檢討，讓陸再義深受震撼。“我們已經沒有退路，到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戰的境地。”
縣里四大班子專門建了“知恥后勇脫貧攻堅”微信工作群；16個鄉鎮對脫貧數據逐一進行入戶調查核實；每月開 一次脫貧攻堅大比武現場會，各戰區各鄉鎮在擂臺上曬成績、亮短板……
改革帶來工作重心的轉變，廣大貧困地區干部狀態、當地貧困人口的生活面貌，都“脫胎換骨”。
貧困地區黨員干部不再唯GDP，貧困鄉親的生活小事成了他們的心心念念。
羅軍元，江西省農業廳派駐到井岡山新城鎮排頭村擔任第一書記。翻開他的工作日志，就能感受到他日日掛心的“小事”：“搜集24個貧困戶的‘微心愿’，讓農業廳的同事認領；重陽節，為24個80歲以上的老人每人送上一床棉絮、一個暖手袋……”
“‘微處發力’讓百姓待自己就像朋友一樣，能夠和我一起擼起袖子加油干。”羅軍元說。
這是一場以市場為導向的根本性變革——
井岡山人便走在這條路上。清晨，黃坳鄉剛剛從沉睡中醒來，鄉電商服務站的黃小華又開始了一天的忙碌。“從開業到現在一年多，寄出了1．7萬多個包裹，價值160多萬元哩！”拿著厚厚一沓快遞單，黃小華告訴記者，這些寄出的商品大多是貧困戶生產加工的，其中合作社入股的46戶貧困戶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井岡山18個鄉鎮都有電商扶貧站點，“前店后村”的電商產業模式帶動2446名貧困群眾增收致富。
山東沂蒙山的農民也走在這條路上。他們竟把自己種的蜜桃賣到了6000公里外的中東迪拜。
歷史上，沂蒙山“四塞之崮、舟車不通、外貨不入、土貨不出”。沂蒙深處的毛坪村，有著果業種植傳統。過去這里種出來的水果只在周邊銷售，果農辛辛苦苦一年掙不了幾個錢。
將蜜桃賣到迪拜的人叫劉宗路。2015年，他得知迪拜的蜜桃價格很高，但路途遙遠，往往還沒運到迪拜就已經腐爛了。
別人聽個熱鬧，劉宗路卻上了心。隨著國家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劉宗路越發覺得萬里之外有商機。
他跑到上海，請教國內水果保鮮權威專家，改進儲存方法；咨詢了海關，改進了報關流程……
劉宗路成功了。4萬斤蜜桃到達迪拜，基本完好無損，幾毛錢一斤的蜜桃，在迪拜賣到了十幾元。
思路一變天地寬。全面深化改革，打開了脫貧的萬千路。
一根稻草拋不過墻，一根木頭架不起梁。扶一把，送一程，社會主義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為反貧困斗爭凝聚無堅不摧的偉大力量
入夜，秦巴山區深處的甘肅宕昌縣。微弱的煤油燈下，一個男人攥著木炭，在坑坑洼洼的泥墻上一筆筆畫著：
車頭、車輪、車廂……粗糙的墻面上，浮現出一列火車的輪廓。
“這就是火車？”抱著剛出生不久的女兒，一輩子從未見過火車模樣的農民楊尕女，問專心畫畫的丈夫。
“是啊。聽說火車一響，黃金萬兩，不知道咱這窮山溝里，啥時候能見到真的火車？”男人說。
大山深處畫火車——這是20多年前一個閉塞的貧困山區農民對山外世界最深切的渴盼。
門前萬重山，抬腳行路難。在其他類似的連片特困地區，脫貧致富的指望仿佛山間游絲般的小路，總是被連綿不絕的大山吞沒。
要致富，先修路。從蘭州到重慶修一條連接西北、西南的鐵路大通道，秦巴山區正是關鍵節點。
然而，讓墻上的火車變成現實，談何容易。
這里的地質屬于隧道施工領域的世界難題。以最艱巨的胡麻嶺段為例，地層含水量最高達28％，堪比“水豆腐”，不時涌水、涌砂，嚴重時甚至如泥石流般掩埋隧道。
在鐵路隧道施工中享有盛譽的德國專家，曾專門自帶頂級設備和施工團隊到胡麻嶺應戰，以失敗告終，離開時留下一句話：“不可能在這種地層中打隧道。”
然而，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大家庭里，扶貧從來不是一個地方、一個單位、一個人的事。“扶貧開發是全黨全社會的共同責任，要動員和凝聚全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習近平總書記強調。
大扶貧格局完整地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扶貧道路上，再難的障礙也能跨越。
于是，千里蘭渝線，集結了10萬筑路大軍——全國最優秀的專業技術人才、最富經驗的作業隊伍、最先進的機械設備。面對前所未有的高風險地質狀況，堅韌頑強的建設者們擠牙膏般一點點向前推進。
2017年6月19日，胡麻嶺隧道終于貫通了！蘭渝鐵路在歷經近9年的艱苦奮戰后，一舉掃除了全線開通的最后障礙。
這條鐵路，從百年前孫中山先生《建國方略》規劃中走來，從20多年前貧困農民墻上躍出，終于在中華民族反貧困決戰中貫通，給沿線數百萬貧困人口送上最珍貴的禮物。
“沒有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和政治優勢，沒有黨和政府對貧困地區的深切關懷，類似蘭渝鐵路這樣高投入、高難度的‘扶貧路’如何能修得成？”全國扶貧宣傳教育中心主任黃承偉感嘆。
集中力量攻堅是優勢，對口幫扶同樣是我們的優勢。作為祖國大家庭的兒女，你幫我一把，我扶你一程，目標就是實現共同富裕。
寧夏永寧縣，閩寧鎮。站在自家寬敞的小院里，63歲的謝興昌可以望見鎮區一排排新房，寬闊的馬路直直伸向遠方的賀蘭山。
“當年那個‘天上無飛鳥，地上不長草，風吹砂石跑’的荒灘，要是沒有福建親人的幫助，怎么能一步步變成如今的樣子呢？”
謝興昌的感慨來源于21年前，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習近平為組長的“福建省對口幫扶寧夏領導小組”正式成立，“閩寧扶貧協作”大幕開啟。
從那時起，一批又一批援寧干部真心奉獻，數以萬計的閩商在寧夏創新創業，幾萬寧夏貧困群眾在福建穩定就業，創造出對口協作實現共同發展的成功范例。
20年后，還是在寧夏這片土地。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推動東西扶貧協作繼續邁向新的征程。
謝景軍，武警河南省總隊醫院的一名軍醫。一年的援助青海時間里，他承擔的手術就有200多臺。2014年6月，謝景軍滿載榮譽回到河南。
一進家門，同為醫生的妻子見面后的第一句話，讓他自豪與感動涌上心頭：“老謝，今年的援青任務下來了，我報名了。現在我把家交給你，我也要到青海為那些需要救助的患者盡一份力。”謝景軍將妻子擁入懷中。
丈夫歸來，妻子接力。多少支援貧困地區的各界人士，如同這對質樸的夫妻一樣，舍小家為大家，為貧困群眾的美好生活不懈奮斗，有的甚至獻出生命。
從江南魚米之鄉的浙江湖州，到大漠戈壁荒原的新疆柯坪，援疆干部黃群超一門心思為當地謀脫貧。反復研究后，他決定把湖州生長發育快、繁殖周期短的湖羊引進柯坪，作為農民增收突破口。
2014年底，在黃群超精心“護送”下，1600只湖羊種羊從太湖南岸啟程，踏上了數千公里的“西遷之旅”。
一路上，他和同事們不敢休息，每隔4個小時就要停車看羊，補充飼料和水。歷經3天4夜，輾轉7省份，1600只湖羊全部到達目的地。
如今，這些湖羊已產出數千只羊羔，成了當地人脫貧的希望。
2015年8月，黃群超突發心臟病栽倒在地，再也沒有起來。
遺體火化那天，妻子汪素琴和兒子黃卓爾在當地種下一棵杏樹。兒子含淚一邊培土，一邊說：“爸爸，這棵樹就是你的眼睛，你可以一直守在這里，看著這山、這水，這里的百姓。”
“來的時候是一粒種子，離別的時候要滿園碩果。”剛來援疆時，黃群超曾在日記本里留下這樣的期待。
他的一半骨灰，永遠留在了柯坪。大扶貧格局的優勢，還體現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政策的快速精準實施。
投錢——在財政轉移支付基礎上，為中西部地區專設了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2017年資金規模超過860億元；
派人——全國向各地貧困地區派駐了近80萬名幫扶干部，與困難群眾同甘苦、共奮進，攥著勁瞄準脫貧目標；
搬遷——自2016年至2020年，一次足以改寫歷史的大遷徙在中國大地進行，約1000萬貧困人口將通過易地扶貧搬遷告別世代生活的貧瘠土地，走向新的生活。
“我們都搬下山來了，今后的娃娃可能都不知道我們從哪里搬來的，應該記錄一下村子的歷史。”甘肅省文縣豐元山村的木匠張代全不顧身體殘疾，當起了當代的“司馬遷”——寫“村史”。
“豐元山村有四大姓，大多從清代嘉慶年間搬遷而來。窮了一輩又一輩，直到扶貧搬遷才看到新的生機……”
張代全筆下的村史，述說著豐元山村的變遷，折射的卻是反貧困斗爭偉大決戰的真實畫卷。
……時間，是最忠實的記錄者。2000多年前，中國先人發出“民亦勞止，汔可小康”的希冀，開啟了對溫飽和幸福的期盼；
90年前，秋收起義的一支部隊翻越莽莽羅霄山后，抵達井岡山的茨坪，“紅軍來到掌政權，春光日子在眼前，窮人最先得好處，人人都有土和田”，開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反貧困斗爭的最初實踐；
60多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反貧困提供堅實的政治制度保障；
30多年前，改革開放大幕開啟，大規模人口脫貧邁入新進程；
5年前，面對中外記者，習近平發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的宣言，吹響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沖鋒號；
再過3年，中華民族將歷史性地擺脫絕對貧困，全體中國人將共同邁入全面小康的嶄新時代。
千年夢想，濃縮于未來一千多個日日夜夜；
世紀擔當，扛在我們這代共產黨人的肩頭。
百年初心不改，百年前赴后繼。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咬定目標、勠力攻堅，我們一定能決戰決勝，創造反貧困斗爭的人間奇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