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0年08月26日
◎賀先棗
（上接8月19日）
將央洛珠的故事絕不是個例。
石渠溫波鄉56歲的班洛，7年前就被診斷出患上了包蟲病，可他就是不相信，老是說自己不過是“肚子有點痛，其它啥都沒影響”。縣、鄉醫生給他發放“阿苯達唑”，他想起來了才吃，更多時候忘了服用。2014年，他腹上鼓起一塊包，就找人燒艾灸，可他的肚子里面還是痛，不管是醫生建議他住院治療也好，還是熟人勸他上醫院也好，他一概不聽。直到2017年4月，病情明顯嚴重，他才進了州醫院檢查。醫生建議他接受手術治療，他卻吩咐家人去問問算卦的結果。
術后，班洛恢復得很好。醫生們問他：萬一，算卦的結果是不讓手術，那情況會怎么樣？他說，幸好沒出大事，不信科學真可能要人命啊。
四
無時無處不在卻又無影無蹤的錯誤觀念，就這么成為了包蟲病的“同盟”，對包蟲病的宣戰，也就是向舊的觀念、舊的意識宣戰，難度不言而喻，征途肯定漫長。但這是事關人命的大事，除了義無反顧地走下去，去一一破解征途上的難題之外，再沒有別的選擇。
可有誰愿意迎難而上來破解這難題呢？
有！就是我們的黨和政府。
因為，共產黨、人民政府堅持的就是“為人民服務”這五個字。不受時空限制，不論事大事小，從喜怒哀樂到生老病死，只要是與人們生產生活有關的各個方面，共產黨、人民政府都得操心。
“為人民服務”五個字包羅萬象，為人民群眾解除病痛也是為人民服務。
說起在2017年５月６日成都召開的“藏青川三省（區）包蟲病聯防聯控會議”上提到的“石渠經驗”，就不能不簡要回顧近些年來為了綜合防治包蟲病，黨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醫療衛生部門所做的一些努力。
包蟲病的防治一直在做，只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前僅把這種病當作是一種普通的寄生蟲病來對待，辦法不多，力度也不夠。
1992年，中國政府頒布了防治包蟲病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將包蟲病防治納入“九五”“十五”國家醫學科技重點攻關項目；在扶貧工作項目中，也把防治包蟲病作為防治三大寄生蟲（包蟲病、血吸蟲、虐疾）之首進行防治攻關；
1993年，衛生部在北京舉辦第16屆國際包蟲病學術大會；
隨著對這種病認識程度的不斷深入，工作的力度逐年加強。
2000年7月，中、英、法、新西蘭、丹麥、日本等國及聯合國衛生組織官員和專家在中國四川成都召開了“四川省控制包蟲和囊蟲等人獸共患病邁向多邊合作研討會”；
接著，2003年、2005年，我國在烏魯木齊連續舉辦研究防治包蟲病的國際專題峰會。
國家衛生部將包蟲病防治列入國家重點寄生蟲病防治規劃，并于2007年４月24日印發《包蟲病防治技術方案（試行）》，要求在開展病人線索調查的基礎上，以縣為單位，在５年內完成轄區內所有流行鄉的調查，行政村覆蓋率應達到80％以上，以行政村為單位人口覆蓋率應達到60％以上。
特別是石渠縣以及其他一些牧業縣的包蟲病肆虐情形，國家、省、州、縣黨、政、醫療部門一直都在關注，一直都在努力想辦法解決這件事關民生、事關生命的事情。
2007年10月18日，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同志針對我州包蟲病的情況做出批示：“要重視和支持高寒牧區包蟲病的防治工作。”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克強同志，全國政協副主席、統戰部長杜青林同志也就包蟲病防治工作做出批示。而后，俞正聲等黨和國家領導先后都對包蟲病防治工作不斷做出重要批示，衛生部、省、州黨委、政府不斷制定和出臺有關包蟲病防治的政策，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視把防治包蟲病工作落到實處。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