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1年08月06日
老兵代表們合影。
老兵們重溫入黨誓詞。
老兵們在一起。
蘭木加敬獻花籃。
◎本網記者 蘭色拉姆 文/圖
1951年8月1日，康定軍分區(qū)在機關駐地舉行了隆重的藏民團成立大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又一支藏族革命武裝部隊正式登上歷史舞臺。
之后近35載的光陰中，這支革命武裝部隊用生命和鮮血守護康巴高原，譜寫了一曲忠于黨和人民，捍衛(wèi)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高原贊歌。
2021年7月15日，康定市城區(qū)，兩輛搭載著特殊乘客的大巴車啟程了。這撥特殊的乘客年齡、籍貫、外貌各異，卻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原藏民團老兵。趁著召開聯(lián)誼座談會，老兵們齊聚一堂憶往昔、話今朝，在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之時，生動再現(xiàn)了革命老戰(zhàn)士如何厚植家國情懷……
故事一
農奴“娃子”成了解放軍
一身綠軍裝、一頂綠軍帽，外加胸前有序排列的軍功章，藏民團老兵多加精神抖擻，一身正氣。
83年前，青稞成熟的時節(jié)，多加出生在我州甘孜縣一戶農奴家庭。自有記憶起，撿青稞、放牛羊、犁耕地等，多加總是在無休止地勞作。“我們就是農奴主會說話的‘生產工具’，甚至還不如牛羊牲口自在。”多加告訴記者。
1950年初，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軍奉命從四川進軍西藏，途經甘孜縣。多加的阿媽聽說了“金珠瑪咪”遠近聞名的好名聲，便發(fā)動全家前往斯俄鄉(xiāng)十八軍駐地，投工投勞挖土填方。在這里，多加第一次吃上了飽飯，還掙到了鋼洋。“能讓農奴‘娃子’掙到銀元，‘金珠瑪咪’簡直是活菩薩！”從此，多加的心里埋下革命的種子。
1957年，多加應征入伍藏民團，成了二連一排三班一名小戰(zhàn)士。輾轉在新龍、白玉、理塘、甘孜、石渠多縣，多加和戰(zhàn)友們一面平息叛亂，一面民主改革。回溯崢嶸歲月，多加用“忙著生，忙著死！”形容。
多加印象最深的是理塘七天七夜剿匪。那時，多加和戰(zhàn)友們在一高山埡口突遇筑壘強敵，久攻不下。班長一聲令下，命全員自制手榴彈炸藥包，輪番對碉堡發(fā)起沖擊。不幸地是，班長身先士卒，不多時，另外5名戰(zhàn)士也盡數犧牲，僅剩右腿中槍的多加和一名手臂中彈的戰(zhàn)士。
“我命大！中彈后暈死，醒來時人已在后方甘孜縣77醫(yī)院。那場傷亡慘重的戰(zhàn)斗，最終以大部隊啟用飛機轟炸才得以結束。”多加回憶道。
1963年，按組織安排，多加到州公安局參加工作，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因照料母親，他請調回甘孜縣人武部，僅兩年時間里就擊斃7名違法犯罪分子。
1965年12月，多加退伍復員。為響應國家號召，他毫不猶豫地解甲歸田，當起了農民。對抗天災、大抓生產、興辦合作社……不計個人得失、不顧親友質疑，多加始終堅信：“戰(zhàn)場上，藏民團的兵個頂個都是把尖刀，當農民也要當個‘尖刀農民’！”
“組織指哪兒，我就到哪兒！”這是多加一生的寫照。2019年3月末，甘孜縣掛牌成立了退役軍人事務局，想到還能獻余熱，多加再三請求相關部門讓自己義務幫忙。如愿后，做清潔、燒開水、當翻譯、講政策、慰家屬等，多加每天都用心工作著。
今年初，甘孜縣組建了一支“出彩80后”的“紅色文化宣講隊”，讓多加當了隊長，每次站上講臺，多加的都會鄭重敬禮，然后大聲說道：“老兵多加，前來報到！我代表戰(zhàn)友接受人民檢閱，代表戰(zhàn)友向祖國敬禮！”
走進紅軍飛奪瀘定橋紀念館，軍裝軍帽傍身的多加吸引了觀展者們的目光。“我是中華人名共和國的兵，是藏民團的一員，感謝黨和國家培養(yǎng)了我！”當觀展者們拋來問題，請求合影留念時，多加總是筆直站立，用流利的漢語解釋著。而多年前，無論藏漢文，多加一字不識，直到加入藏民團，他才學會了識字。很有意思的是，他的漢語是當年藏民團里的藏族戰(zhàn)友所教。
故事二
參戰(zhàn)38次的老黨員
“耄耋之年，我親眼目睹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甘孜百萬群眾丟掉窮帽，大踏步走在鄉(xiāng)村振興的道路上。”作為聯(lián)誼座談會上的老兵代表發(fā)言，熊志榮十分激動。
熊志榮是康定市金湯人，出生于1938年，一個饑寒交迫的年代。因太過艱苦，熊志榮一家租住在別人破損的土屋里，辛苦忙活一年，種的糧食交完租就所剩無幾。
在熊志榮8歲的時候，父親積勞成疾離世，兄妹三人靠母親一人拉扯，過著吃了上頓無下頓的日子。后來，母親患病臥床，熊志榮每天要下地干活，還要給有錢人家放牛羊來維持生計。
1950年3月2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平解放康定，次年，共產黨派出的工作隊到金湯開展減租退押、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當時，工作隊領導見熊志榮機警，讓他擔任了兒童團長。兩年后，熊志榮加入藏民團，年僅14歲，個頭比當時的步槍還矮5寸。
1956年3月，從道孚縣出發(fā)到爐霍，熊志榮完成了首次作戰(zhàn)。“要趟過8條刺骨的冰河，夜行軍兩天，第三天早上一到爐霍就投入戰(zhàn)斗。”熊志榮說，那次叛匪有1000多人，戰(zhàn)斗打得十分慘烈，第一仗就有8名戰(zhàn)士壯烈犧牲，戰(zhàn)斗總共打了7天。
1959年2月的一場戰(zhàn)斗，讓熊志榮成了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這一次，部隊從甘孜縣向石渠縣巴顏喀拉山進軍，期間遭遇多次叛匪阻擊。在甘孜大塘壩的交戰(zhàn)中，熊志榮被命令帶班上山控制制高點，阻擊山上的叛匪。擊戰(zhàn)中，熊志榮和戰(zhàn)友們打死2名土匪、打傷3名土匪，并俘虜10名土匪。當天晚上，經組織批準，熊志榮進行了入黨宣誓。
熊志榮還曾在密林深處發(fā)現(xiàn)一匹馱有兩大袋物品的騾子。那時，部隊剛完成稻城海子山阻擊叛匪西逃戰(zhàn)斗。見四處無人，熊志榮把騾子牽回了指揮部。口袋被打開時，袋內全是金銀財寶，包括珍珠、瑪瑙，九眼珠、蜜蠟等。后來，經證實，這些財寶是當地土司的妹妹潛逃時丟失的，熊志榮和部隊將其全部交公。
1966年，熊志榮轉業(yè)到道孚縣從事公安工作，之后被調到道孚縣人大常委會工作直至退休。退休后的熊志榮并沒有閑下來，他認為在血與火的平叛斗爭中歷經38次戰(zhàn)斗，多次闖過鬼門關，在部隊入團入黨，成長為班長、排長、副連長，先后立功受嘉獎4次。
熊志榮認為自己絕不能那么早休息，必須要為黨和國家再做點事。于是2014年，熊志榮加入瀘定縣“五老”團隊，參與到關心下一代工作中。工作中，他擔任網吧監(jiān)督組長，每月定期查網吧，多次進校園為青少年進行革命傳統(tǒng)教育，還為州級機關駐瀘定聯(lián)絡站扶貧攻堅建言獻策。
截至目前，熊志榮已有63年的黨齡。前些日子，接過“光榮在黨50年”紀念章，熊志榮深感這輩子值得了。“感恩黨、聽黨話、永遠跟黨走，這是我堅定一生的理想信念。我堅信，在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繁榮富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必將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熊志榮補充說。
故事三
是山歌傳承人
更是藏民團的兵
平日里，他是著裝樸素、和藹可親的老爺爺。演出時，他是火鐮子（一種生火工具）掛腰間，皮褂子（一種特色服飾）穿身上的歌者。而這一次，他是一名參會者。他就是魚通山歌傳承人，原藏民團老兵徐萬忠。
“很多人知道我是唱山歌的，卻不知我還是一個兵，一個藏民團的兵。只要組織需要隨時都在，這是我永遠不會丟掉的軍魂！”徐萬忠告訴記者。
2019年5月12日，康定市《魚通故事》新書發(fā)布儀式上，作為該書封面人物原型及魚通山歌的傳承人，徐萬忠成了現(xiàn)場人氣王。當各類“長槍短炮”全部對準了他時，他認真說道：“在經濟社會不斷發(fā)展的今天，魚通文化不能失傳，要通過魚通文化讓魚通更好的發(fā)展，向人們展現(xiàn)新時代的魚通，我應當盡一份力量。”
然而50多年前，徐萬忠從未想過某天自己會成為一名公眾人物。彼時的他，只想早日參軍入伍。1964年，剛年滿18歲，徐萬忠就實現(xiàn)了夢想。“我是連夜偷跑去當兵的，從我家到康定，走了近5個小時，天灰蒙蒙亮時，我剛好到康定。”徐萬忠說，為了當上兵，自己下了很大決心。
到達康定后，徐萬忠又趕往道孚縣入伍，中途還在新都橋住了一晚。徐萬忠告訴記者：“那時候條件不好，全是爛泥巴路，但一想到能當兵，我就有著使不完的力氣。”
在新兵連訓練3個月后，徐萬忠被分派到連隊剿匪。一次，他和戰(zhàn)友們在爐霍縣蝦拉沱剿匪，正準備吃晚飯時，突然一個緊急集合，戰(zhàn)士們紛紛拿上槍支出發(fā)。夜幕降臨，大家又冷又餓，為了不驚擾土匪，戰(zhàn)士們硬生生扛過了一夜。終于天快亮時，土匪出現(xiàn)了，經大家合力作戰(zhàn)，土匪順利被清剿。
除了剿匪，藏民團還要搞生產。當時的藏民團，一邊進行訓練和斗爭，一邊要參加地方生產建設。徐萬忠和戰(zhàn)友們在種植青稞之余，還幫忙道班修路。
一份史料中也記載了藏民團搞生產的情況：“藏民團分別在道孚銅佛山，爐霍蝦拉沱、色達河西鄉(xiāng)等地開墾4600余畝耕地；并在石渠、甘孜、德格三縣交界處辦了兩個牧場，養(yǎng)牛6000余頭、羊7000余只……”。
退伍后，徐萬忠先后到石棉廠和金礦上班，后于1992年退休。從退休到成為非遺傳承人的日子里，徐萬忠見證了家鄉(xiāng)的巨變。“吃飯穿衣難不倒人、公路修到了家門口、人人有書讀、人人有錢掙、休閑娛樂隨時有，這些全靠黨的好政策。”在徐萬忠看來，只要跟著共產黨，就能過上幸福好日子。
“鄉(xiāng)村振興政策好，扶貧攻堅形勢好，村村寨寨通公路，家家戶戶富裕了……”為再度詮釋家鄉(xiāng)的變化，聯(lián)誼座談會召開前，徐萬忠演唱了自編的歌曲《鄉(xiāng)村振興》。同時，他還通過歌曲《解放軍忠于黨》表達了自己對黨和國家的忠心。
“好久不見了，當年我們可是無數次并肩作戰(zhàn)，甚至還相互托付了生命！”戰(zhàn)友相見，深情難掩，蔣海泉和周文富的一席對話質樸而感人。
蔣海泉和周文富都是康定人，二人相隔一年加入藏民團。后來，二人都是偵察排7連9班的戰(zhàn)士。期間，蔣海泉是副班長，周文富是衛(wèi)生員。
加入藏民團不久，蔣海泉就代表甘孜州參加全省大比武，并獲了獎，獎章到現(xiàn)在依舊保存完好。1965年，蔣海泉擔任了偵察排的副班長，并遇上了學成歸來的周文富。那時候，偵察排共有12人，配置的裝備很齊全，包括馬、馬刀、沖鋒槍、醫(yī)用物資等。
“酒精、紗布、止痛藥是最基本的，要是這些都用完了，還有急救包備用。” 周文富告訴記者，當時部隊總是第一時間考慮偵察班的醫(yī)用物資。如今，周文富家中還保存有一個當年的急救包。對他來說，這個急救包是自己精忠報國的見證，更是承載藏民團熱血印記的一份珍貴史料。
那時候，蔣海泉和周文富的作戰(zhàn)地集中在道孚縣，其中該縣各卡鄉(xiāng)的土匪一度令大家頭疼。為剿滅土匪，戰(zhàn)士們終日忙偵察，白天不敢生火做飯、感冒不敢咳嗽、受傷不敢呻吟，作戰(zhàn)要求十分嚴格。正如蔣海泉所說：“為了不讓土匪聽到咳嗽聲，戰(zhàn)士們挖了很多小洞，實在忍不住時，就對著小洞輕聲咳嗽。有時候為避免耽誤工作，很多戰(zhàn)士受了傷也硬撐著。”
說起共同的剿匪記憶，蔣海泉和周文富不約而同說起了兩件事。
有次連隊在偵察時，一名新兵看到一片淺林里有人，為兼顧剿匪和避免誤傷老百姓，這名新兵拿著手槍近距離查探情況，不曾想，剛好著了土匪的道。這些人邊跑邊開槍，打傷了這名新兵，彼時，蔣海泉和其余戰(zhàn)友正在營地校槍。雖在槍響后第一時間趕來，將土匪堵在一埡口處，可因土匪熟悉地形，還是逃掉了。好在后來蔣海泉和戰(zhàn)友們一鼓作氣，才將這幫土匪消滅掉。
另一件事則是冬日玉科剿匪。玉科位于道孚縣東北部，最高點海拔達4500米。因正值寒冬，蔣海泉和戰(zhàn)友們帶上一周的干糧，4個手榴彈，200發(fā)子彈和5個彈夾，集體蹲守在玉科雪山剿匪。為了不被土匪發(fā)現(xiàn)蹤跡，戰(zhàn)士們半匍匐前進，到達山頂時，雙腿全被凍傷。
“熬到天黑時，大家用柏枝生火取暖，因為太冷，雙腿直接放進火堆烤都沒知覺，現(xiàn)在想來都很心酸。”周文富介紹說，為了幫戰(zhàn)士們緩解傷痛，他直接用剪刀剪開了一條條褲腿，如今每每看到或說起剪刀，他腦海中總會浮現(xiàn)當年的景象。
老兵的故事還有很多
“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我深刻體會到這輩子最正確的選擇就是加入中國共產黨。我要永遠跟黨走，永遠做一名退役不退志，退休不褪色的黨員。”作為有著56年黨齡的原藏民團老兵蘭木加對黨恩國情有著自己的理解。
蘭木加表示，很慶幸人生中盡了公民服兵役的義務。在20多年的部隊生涯中，每一次和戰(zhàn)友們同生死共患難，都給自己留下了難以忘懷的經歷。
值得一提的是，蘭木加還曾有幸接受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領導的親切接見。那是在1966年10月，他作為康定軍分區(qū)唯一的代表，前往北京參加國慶觀禮，并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黨和國家給予的，我是滄海的一滴水，要是沒有黨和國家的支持，我將一事無成。”蘭木加鄭重說道。
相較于老兵，1978年入伍的伍金多吉算是“年輕人”。伍金多吉是鄉(xiāng)城人，退休后多數時間都在外地，為再度見到前輩和戰(zhàn)友，他專門從外地趕了回來。“我稍微年輕點，應該時刻關照老同志。” 伍金多吉說，自198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助人為樂和勇于奉獻就在內心深處扎根。
雖沒參加過剿匪，伍金多吉卻是“康定95洪災”中的逆行者。“那年我35歲，每天抗洪救災，眼睜睜看著房子被沖垮、家電被沖走，心里很是難過。”伍金多吉說，當時洪水齊腰，戰(zhàn)士們連續(xù)一個多星期抗洪，手腳都被泡爛了。因為這次救災，伍金多吉被評為抗洪救災優(yōu)秀個人。
“現(xiàn)在康定變化很大，住房、通訊、交通等設施都很好，大家精神世界也變得豐富多彩，作為共產黨員，能在有生之年見證并享受這些變化，我感到非常滿足。”伍金多吉告訴記者。
受哥哥影響，青年時，格桑多吉將當兵作為最重要的人生目標。后來成了藏民團的一員后，格桑多吉又將人生目標定為“讓子女當兵”，如今，他不僅實現(xiàn)了目標，還總結出了屬于自家的獨有的軍人精神。格桑多吉表示，每次召開家庭會議時，自己都會教育后輩憶苦思甜。
格桑多吉認為，有今天幸福生活來之不易，必須要加倍珍惜。回憶13年前去法國、德國、意大利參觀學習，格桑多吉堅信當一名中國人是最大的福氣，有生之年，必當盡職盡責，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獻一份力。
聆聽著老兵們的故事，感動、震撼和敬佩一并襲來。重溯藏民團的歷史，我們相信，還有獨一無二的故事等待著被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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