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工
顯然，這不是日常的敘事場面，卻充滿日常性的敘事情節；也不談什么自然崇拜，卻讓一座高山升華了一個普通的魂靈。
向來被稱為“生死線”的川藏公路，是中國筑路史上工程最艱巨的一條公路。雪域高原，天氣惡劣，地質復雜，隨時都有突發的自然災變，如山崩、地陷、泥石流，又如冰雪、暴雨、濃霧及塌方、流沙、滑坡，一個生命的逝去并不罕見。但在劉忠俊的筆下，一位筑路工人躺下了，心臟停止了跳動，卻吸引了漢藏兩族眾多人的目光。畫家以象征性的構圖、凝重的色彩與沉著有力的線條，為在川藏公路上逝去的生命舉辦了一次無聲的祭禮，實現生命的穿越。
用一個生命的逝去闡明“川藏公路”這一主題，這個角度甚為獨特，既說明川藏公路建設過程中的艱難困苦，又表明人類勇于征服自然、一往無前的大無畏精神。實際上，畫家還是立足于后者。與其說是祭奠生命，毋寧說是頌揚精神。這是一個普通的筑路工人，是11萬筑路人中的一分子，也是3000多名犧牲者之一，作者將他放置在大地這一神圣的祭壇上，其意義不言而喻。畫面有著明顯的圣像畫傾向，特別是構圖中心那扶著逝者的大夫，讓我想起米開朗基羅的雕塑《哀悼基督》。圖像被悄悄地置換，而救世與升華的意義卻是一致的。周圍哀悼者虔誠的表情，默默的祈禱，彌漫著莊嚴肅穆的氣氛，無一不在牽動我們的視線，震撼我們的心靈。
畫面上的地平線壓得比較低，占據畫面三分之二的是常年積雪的大山，也許就是北線的雀兒山埡，號稱“川藏第一險”，海拔6168米。過往的司機說：“冬過雀兒山，如闖鬼門關。”而在畫面上，它卻像一座豐碑矗立在那里，又像是一出戲劇的幕景懸掛在那里。畫幅下端三分之一處才是舞臺或說是祭壇，實際上也就是大地或虛擬的工地，所有出場的人都站在這里，人群身后的公路蜿蜒伸展并消失在大山峽谷之間，似乎又提示我們那是地質構造運動極其激烈而筑路最為困難的帕隆峽谷。運貨的卡車沿著公路呼嘯而去，直接表明兩個不同的敘事空間，即建設之初與通車之后。在時間維度上，兩者或許相隔5年、10年，抑或60年。時空的錯位與對接，擴展了人們的想象，增加了畫面的密度。其實所謂的工地，也是一種喻指，畫面上的幾件道具，如人物身上的坎肩，手上的十字鎬與鋼釬、鐵錘等開山鑿石的工具，標明人物的身份和現場環境。但這一現場又是被組織的，由各種能夠表明各自意義的人物和道具構成一個整體性的表述。如手持標桿負責測量的技術人員，手持哈達衷心奉獻的藏族男女，還有身披袈裟的藏族僧人，跪在逝者身前的少女，職業不同，身份各異，都具有典型性，并通過他們的目光共同指向“犧牲者”，同時揭示著一個社會性的命題，即奉獻于他人的人也受他人的供奉。
供奉，是人與神之間的精神交往，而神者是人之圣者，是永恒的象征。從逝者閉上的雙眼到畫幅上端高山的巔峰，就牽引出這么一條垂直向上的升騰路徑，將兩個情景貫通起來，也貫通了兩段不同的歷史。現實的片段被化解了，或者說是虛化了，川藏公路的建設主體也被宗教情緒排解了，反而使“川藏公路”被抽象為一個特定的概念，成為漢藏兩個民族精神相系的紐帶，成為觀照他者的靈，一個至上之物。
進入畫面的人物不少，共37人，其中藏民22人，漢族15人。不知這數字有何意義，可漢族人卻實實在在地成為這一“犧牲”事件的主體，其身份或許是當年進軍西藏的18軍官兵，抑或為和平解放西藏之后的西藏軍區后方部隊工兵。畫面上那些穿著軍裝卻不戴帽徽的人物，讓我們不好確定其是否為職業軍人，也無法確定他們是否集體專業為地方編制。無論怎樣，畫家不經意地在民族關系之外又隱含著一層軍民關系。多重關系的交織，使畫面的意義變得復雜起來。但是作者沒有在人物與人物之間演繹生發更多的故事，沒有在人物身份問題上做更多的文章，也沒有給死亡籠罩上過多的悲情。在場的人只有一個心愿：讓逝者安息，與天地大化。
畫面的整體氣氛是凝重的，時間也被凝固了，讓我們理解了靜穆何以與崇高相系，奉獻與犧牲如何讓精神得以永生。
